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和由驿道线路产生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经济文化往来，都是中国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化驿道的第一步是根据遗址存在现状，规划出主要的可供古为今用的线路，进一步的深化必须寻找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事件和人物，产生与驿道往来联系紧密而富有吸引力的人文素材，形成特定主题的文化之旅。
对驿道主题线路的研究是需要不断深入挖掘，在此提出八条主题的遗产线路供探讨，仅是初步的思考，这一系列主题线路包括：
1. 南北通融文化遗产线路；
2. 葛洪与中医药文化遗产线路；
3. 汤显祖岭南行文化遗产线路；
4. 驿道古酒文化遗产线路；
5. 西学东渐文化遗产线路；
6. 瓷器文化遗产线路；
7. 香山古道群英故里文化遗产线路；
8. 《世界记忆》侨批和银信文化遗产线路。
五、东西文化交融的必经之路：西学东渐文化遗产线路
1.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历史文化遗产之旅
梁启超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重要节点其一是晋唐间佛学的传入，其二是明末历算学的东来。两次均是宗教活动与文化活动相伴而生，在第二次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作用更为明显。晋唐时期西行求法或者东来传教的高僧分陆路和海路，海路广州是重镇，“无论是西僧东来，抑或华僧西行，多以此为驿站或出入港。”1公元255年开始就有西来僧人支疆粱接(Kauaivi)抵广州（交州）传法译经，译出《法华三昧经》，光孝寺最初为公元前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三国时期开始变家宅作制止寺用，历代名称各异，曾称制止寺、五圆寺、法性寺、乾亨寺等。《光孝寺志》有记载，“刘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飞锡至此。始创戒坛，制止道场。”2
图为大良版《光孝寺志》光孝寺“旧志全图”。
图为广州光孝寺。
502年智药三藏从天竺之国持菩提树泛海东来，植树于广州光孝寺，沿北江至韶州曲江曹溪水口，建立了南华寺；公元527年南天竺高僧菩提达摩，到广州，后人称其登岸处“西来初地”并建“西来庵”。达摩后转至建康（南京）及后上嵩山产生了禅宗门派。3历史是如此巧合，出生于云浮的惠能，在光孝寺削发守戒，又到南华寺说法，最终传承禅宗衣钵。毫无疑问，佛教的西来东传，或者是出生于南方的佛祖惠能的足迹，是佛教在岭南最具地域性的历史遗产，通过南越古驿道串联起重要寺庙、六祖从出生地至外出求法之路、西来传法或者出海求法高僧经历水驿和陆驿等重要节点，将成为第一次西学东渐晋唐古代西域佛教文化东传的文化之旅。
2.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和西方文化的传播
珠三角在16世纪由于地理大发现成为欧洲人通过海路进入中国大陆的最佳选择。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开始与中国沿海有了初步的贸易往来。1552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到达广东上川岛，采用多种办法设法进入大陆，在接近成功可以前往大陆时沙勿略不幸发高烧，最终还是无法进入大陆并于1552年11月3日病逝于上川岛上并葬于岛上，1553年其遗体运回印度果亚并长眠于果亚仁慈耶酥大教堂（Basilica of Bom Jesus）。在上川岛上半山腰建有教堂内有纪念沙勿略的墓石，刻有1639年字样。1700年澳门耶酥会士都加禄(Mgr.Turcotti)和利安国在墓穴处建立石造教堂（The Chapel of the tomb），1864年广州教区大主教吉尔曼（（Mgr.Guillemin）在原址重建了教堂，在附近的新地村也建造了一座教堂，后为大火所毁。2016年广东文物考古所通过挖掘确定新地村教堂遗址的平面图。3
根据广东省文物考古所2016年的报告，在2014年在岛上大州湾考古调查基础上充实了考古内容，报告指出在山脚平缓坡地散落有明代青花瓷片和青花五彩瓷片，可辩器型有碗、盘和小口罐，多为明中期的瓷器，印证了上川岛在明代中期是中外商人进行瓷器贸易的重要地点。2016年9月，为收集台山海丝申遗资料，五邑大学到海外调研，获得了沙勿略书写的两份与东方传教有关的信件，颇为珍贵。
图为上川岛教堂后山上的沙勿略雕像。
图为19世纪所拍的沙勿略在上川岛教堂内的墓石碑，石坚平提供。
1563年葡萄牙商人在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小半岛澳门落脚，此时这里不少于700名葡萄牙人，宗教信仰的利益也奇怪地与丝绸和中国其它产品利润相联系起来。4 1578年耶酥会传教士在澳门建立了第一个基地，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市（Macerata）的耶酥会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1582年来到澳门与先期抵达的范礼安、罗明坚做为远东传播圣经福音的先驱。从此澳门多来教堂和炮台，大炮台是欧洲棱堡式军事建筑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现。
图为澳门大炮台入口，作者绘。
图为澳门主教堂，始建于1622年，1844年重建，作者绘。
范礼安要求利玛窦学习中文，并向欧洲及时地报告中国的神经情况。耶酥会的传教士从印度果亚乘船来到澳门开始扎根澳门，传教事业因为贸易的关系随船有机会进入广东多地，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当时欧洲的科技和文化。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以澳门为基地，通过各方努力争取进入广州城传道。但未能如愿。后来放弃了进入广州城的计划，在肇庆知府的支持下，在端州获得了一块地皮，与罗明坚一道，在广东肇庆建起第一座居所兼天主教教堂。后北上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并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
图书印刷的发展也是传教士传教的副产品。“1550年后，在欧洲的很多城镇和亚洲的一些传教中心，成立了耶酥会的出版机构，并制作、出版了关于亚洲的书籍，使东方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这对欧洲商业的重新定位同样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5澳门的起源和演变，除了经济利益驱动外，天主教的传播与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圣经的福音的先驱，开始扎根澳门进行传教事业，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当时欧洲的科技和文化，通过调整适用中国国情借用文化和科技包装达到传教目的。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龙华民（Nicol Longobardo，1559－1654年）在利玛窦去世后，1610年接替其耶酥会的位置以澳门为基地在大陆传教，并专门从欧洲运回有关天主教的书籍进行传道。从欧洲引入圣经和相关书本，发展至后期，传教士利用版画技术在澳门、广州印制圣经相关的书籍。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生的传教士，在其记事性回忆录书籍《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在书中记述在宫中制造印刷机和铜版画的过程。马国贤在传教士（Gerardino）之后进一步传授油画的表现方式，马国贤在回忆录中坦承这些都不是其专长，仅为上学时学习的基础本领，尽管这些技巧多为“抱佛脚”之举，但取得成功。回忆录也描写了从广州水驿北上翻越南岭的历史场景和离京重翻越梅岭的情景。马国贤1710年抵达澳门、广州后，通过水路到达赣州再北上，在回忆录中他真实记录了在粤水路、驿道上的经历。从广州坐船，进入北江旅行六天，在河面每隔4英里有一装备火炮的大船守卫江面安全，在河面水浅之处需要纤夫牵引，途中见到当人力不够时背着孩子的妇女还需参与其中。在南雄翻过梅岭走30英里，再重新上船前进。6
图为马国贤制作的中国风景的铜版画和本人肖像。
欧洲自鸣钟和机械制造吸引着明朝、清朝的大小官员，在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带来了一些西方的时尚用品，如利玛窦在明朝时送给万历皇帝两台自鸣钟，清朝政府对自鸣钟特别着迷，实际上自鸣钟其中用不少西方特有的图像装饰，包括欧洲传统文化语言图像，但没有引起使用者的重视。藏于南京博物院清代铜镀金童子人物敲钟，两侧的装饰来自希腊神话图像“丰饶之角”。清代的《广州志》还专门介绍“自鸣钟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
图为清代铜镀金童子人物敲钟，藏于南京博物院。
欧洲地图制作在16世纪取得重大进步，当时与方济各停留在上川岛上的传教士开始制作于中国沿海岸线的地图，虽然水平每法与制图师比拟，但方法基本一致。
图为17世纪末在上川岛上传教士绘制的上川岛地图和初建教堂平面图，五邑大学和石坚平提供。
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广东端州展示了按照奥特留斯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是欧洲地图学进入中华帝国的第一步，利玛窦传教士借用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发中华帝国的兴趣获得信任从而达到传教目的，“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开始知之。”7。中国士大夫阶层模仿欧洲地图绘制方法制作了世界地图，对地球的原理有了进一步理解。在端州利玛窦所住的“莲花寺”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后来应端州知县之邀利玛窦制作了题为“舆地山海全图”。“原图已佚，流传下来的只有章璜（1527－1608）根据利玛窦原图所画的“舆地山海全图”，载《图书编》，章璜曾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见过利玛窦。”8意大利出生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下与奥地利交界城市特伦托（Trento）的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对中国地图制作具有里程碑意义，1655年在欧洲出版的约翰－布罗特地图集将其制作的中国地图纳入其地图集中。卫匡国在1640年抵达澳门1643年在杭州定居，1631年返回罗马，1658年又重新回到中国。卫匡国本身具有地图制图学的知识，对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在华期间对中国帝国的大地进行测绘，成为欧洲第一个绘制现代意义地图的中国地图的地图制图师。明末泰西水法、西洋历局、大炮制造、西医等均是传教士西学东渐有关的副产品。
3.《赫德日记》近代中国海关的历史场景
西方传教士、商人、使者访华写下了许多日记和回忆录，如1613年比利时籍的传教士金尼阁翻译整理了利玛窦的回忆录最后成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851年为记述起点展开的哥伦比亚商人唐可回忆录《穿过鸦片战争的硝烟》，马国贤1710年抵达澳门后开始的大陆之旅的《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斯当东所著的《英使见乾隆纪实》，美国作家史密斯1984年完成的《中国皇后号》一书中，1784年商务代表后来成为首任美国驻广州领事的山茂召和船长约翰－格林的航海日记，《耶酥会士中国书简集》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这些回忆录、编年史和日记对西学东渐路程历史场景有深入描述，对古驿道的真实景观有细致真实的刻画，古驿道中体验这些历史地理场景，将为你带来不同的心灵感受。
图为赫德的肖像摄影。
《赫德日记》是从另一角度使今人了解19世纪早期现代化的过程，记住鸦片战争后法外治权的耻辱。在历史空间再体现，赫德日记令我们了解中国海关选择过程。出身译员的赫德，在1859年成为广州中国海关副税务司，建立广州和汕头海关。20世纪70年代中期杰拉尔德－邦克博士开始已经尘封百年的赫德日记，陆续各类人马才关注这位“步入清廷的洋仕官”。
在1960年汕头妈屿岛设立的潮海关在1865年迁至汕头城区。根据粤海关税务司赫德的日记1865年5月7日的记载：“我上了汕头去，和威涵励一起观看江水两岸，选定南岸近领事馆一处作税务司住邸地址，但是因为有些人家坟墓坐落那里。影响到他们的风水，我担心得到这块地会有些麻烦；海关应设在北岸，白潭洲现在看起来相当荒凉，除了引水外，我们的人是岛上仅有的人，所有商人都已转移到汕头，村庄对面南岸有不少外国房子。建筑物非常漂亮，”日记中提到的威涵励即H.D.William， 其时任潮海关司，1868年离任。1865年潮海关搬到汕头城区铜山路头即后来的居平路，税务税务司后来也建在礐石。
粤海关、潮海关均建立了规范的报告制度，如潮海关副税务司到澄海海关卡口检查工作，将交通历程都写入报告中，并附拍于1921年6月14日检查当日的照片，介绍乘车的情况，普通车厢四个座位，私家车厢两个座位，车资是普通的两倍。这是1915年建汕樟轻便铁路，先通车到外砂，1923年通至澄海。全长16公里。采用手推轻便客车，共有200辆。路基铺复线铁轨，使用人力推动滑行，1932年由于营运汽车的兴起而被淘汰。
图为潮海关备忘录中潮樟轻便铁路的照片—引自《潮海关报告》，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这些历史资料均对历史空间的还原或者提升线路的观赏性和吸引力，非常有现实的利用价值，本网站前期刊出了一份《潮海关报告》中关于澄海关调研报告的翻译。至今，由于人手经费诸多原因，大部分资料尚未整理翻译，有待努力。
注释：
1. 何方耀著，《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宗教出版社，2008年，73页。
2. 《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
3. 广州市宗教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2页。
4. 安田朴著，耿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出版社，2000年,236页。
5. ［美］唐纳德－F-拉赫著，《欧洲形成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第一卷，周宁总校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12页。
6. ［意］马国贤（Matten Ripa）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5页。
7. （清）刘献庭，《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97年。
8. ［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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