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各地践行“共同缔造”，提升城乡建设品质，彰显环境特色。突显的问题是，多元主体的参与行动如何能够发挥出实质性的积极作用。本文回溯地方景观特色共谋共塑的传统文化现象，基于交往行动理论，剖析以组景序列“化地为境”的八景范式，指出其行之有效的机制是借助环境意义的意象化表达，维系环境意义共识，确立社区环境行为的伦理规则，协调个体环境行为的判断与选择，达到持续增进环境特有形式及内涵的效果。南粤古驿道汕头樟林古港环境整治项目借鉴历史经验，侧重于采用协调参与者行动意向的技术措施，尤其利用空间环境的符号媒介作用，在研究和发掘场所脉络的基础上，通过凝练和转译设计理念，塑形空间意象，强化环境意义，探索新时期环境特色“共同缔造”的管创协同实施路径。

　　1、引言

　　自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我国城乡建设加快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从试点项目开始，践行“共同缔造”理念，延续历史文脉，应对城乡环境的特色危机。众所周知，环境特色呈现在建筑形式、城市（村镇）格局、空间意象等各个方面，来自于地方族群长期持续的建设活动，是社会群体空间实践协调统一的结果。当下各地整治建成环境，建设活动分工分项，进展迅速，参与者包括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各种专业机构、各类社会团体，以及广泛的社会公众，各方有着差异化的参与欲求。由此突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多元主体的参与行动能够发挥出实质性的积极作用。南粤古驿道汕头樟林古港环境整治结合实践经验，借鉴传统范式，探讨了管创协同的做法，探索新时期环境特色“共同缔造”的实施路径。 

　　2、共塑环境特色：“共同缔造”的目标与难题

　　2016年联合国人居三《新城市议程》提出开展城市改造，提倡共建共享。我国的一些城市，近年来已经制定和实践了相关的策略办法，同时学界围绕公众参与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承载社会各群体利益的空间资源的分配与协调”，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法制保障得到持续改进[1-5]。不过，就“共同缔造”共谋共塑环境特色的目标而言，亟待协调的显然不限于经济属性的各方利益诉求[6]，公众参与行动超出“市民参与阶梯”理论模型，所要达到的不止于个体权利上的实质性参与，而是要在社区整体的发展上产生出实质性的作用，即参与行动能够增进地方环境的整体特色。可以说，环境特色“共同缔造”是公众参与的高层次目标的进一步延伸（见图1）。

图1：环境特色“共同缔造”是实质性的公众参与

（资料来源：作者结合参考文献[5]表1的部分内容自绘）

　　现实中，规划管理是协调城乡建设活动的法定机制，但对于如何有效营造地方环境特色，却缺乏有效办法。具体说，规划管理为提高城市风貌管控的可操作性，采用了一系列设计引导的技术方法，包括绘制蓝图，以及制定设计导则或设计管控指标体系等，然而事实上，无论形态构思还是空间意象，但凡关乎环境特征的内容，由于无法“定性、定量、定边”，无从制定明确的管理界限，规划协调的实效性普遍较低，即便“通过可落地的位置、数量、角度、比例等管控与引导语汇”，把图纸“转译”成政策法规，也只是为了“规划管理人员和下一步具体设计人员的理解和使用”[7]，并不涉及公众的环境体验和创建行为。也就是说，环境特色营造超出了规定性技术策略能够协调的范畴，是环境特色“共同缔造”的现实难题。

　　3、环境特色“共同缔造”的传统经验与现实启示

　　共同缔造内涵与传统乡土社会两者血缘相通 [8]。公众参与中的集体行为意识，在传统村落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9]，建成效果风貌鲜明[10-11]。随着现代化进程，社会治理的制度化体系广泛替代了特定社群文化的协调机制，城乡建设如何实践环境特色共同缔造？“现代精神，吾本有之”[8]。八景文化在我国影响久远，是地方景观特色集体创建的传统范式，采用非制度性的行动意向引导，构建起了环境与人的积极互动关系，具有特殊的现实借鉴意义。

　　3.1八景文化：“化地为境”的地方文化景观创建传统

 　　八景文化，又叫景观集称文化，是结合了无声诗（画）、有声画（诗），通过朗朗上口的韵文诗歌，高度凝练一个地区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以“八”或“十”集称化表现环境意象，形成组景序列，得到广泛和历久的传播，所在空间常作为地方的休憩和节庆场所，构成特定体验的集体记忆，形成明确的环境意义共识[12-14]。

 　　“八景”文化现象在我国“历千年而不衰”。明清以来，在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乡村中，以家族住地景观为内容和范围，出现了各样的小八景，成为一方“共同的文化符号”。近代，依托这些“八景”胜迹，发展出近代乡村公园，既延续了乡村历史性场所的地方象征性，也赋予乡村人居公共开放、健康休闲的时代气息，显示出环境特色的内在生命力。如台山斗山镇浮石村的兰溪公园就是源自“兰涧香泉”、“云阁春晓”等村落“小八景”，保持着水口园林的特点，时至今日仍是声名在外的地方特色景观[15]。

　　八景营造的核心机制可概括为“化地为境”，即把塑造地方文化空间的“意境”及“域境”作为关键环节，持续发展环境行为与环境意义共识的合理化互动关系（见图2）。

图2：八景“化地为境”的环境特色共同缔造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部分内容结合了参考文献[17]图1

　　1）景观“集称化”采用命题构景的手法[16]，调动人的知觉、记忆、和想象等体验能力，由“物象”到“意象”，再到“情感”，在三重“境界”——“物境、情境、意境”[17]——构建文化共同体共享空间，增进空间环境的意义共识；

　　2）与之相应的，文化共同体共享的“概念、理念和符号”界定出了情感归属的物质空间范围，并起到重要的社会组织功能，能够持续地规范环境行为，并由此勾勒出整体文化特征的“域境”。

　　3.2协调行动意向：“共同缔造”传统经验的现实启示

　　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诸多行动者的行动的协调或整合需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协调社会中人们的行动取向，一是通过控制行动的结果来协调人们的行动”[18]。目前，协调参与行动，共塑环境特色，主要是通过城市设计和规划管理，采用设计导则或者设计管控指标体系的办法，对建成效果提出技术要求，本质上局限在“控制行动的结果”上，缺少了能协调各方参与主体行动意向的机制（见表1）。

表1：两种类型的环境特色营造参与行动管控方式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推行“共同缔造”理念，提倡包容性发展，正是对此进行补充和修正。不过，相关进展主要是围绕如何协调各群体利益，把参与主体局限为抽象的“经济人”。一如经济学理论发展所表明了的，人的行为选择不会纯粹出于利益权衡，而是嵌入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之中，存在情感、 观念和愿景等“非经济动机”[19] 。“共同缔造”包容多元参与行动，本质上是要协调好非理性个体行为的复杂动机。

　　行动规则是协调行动动机的关键。在道德规则、伦理规则和技术规则各类型中①，伦理规则基于伦理共同体的价值理解与共识，指导人们评价有关“好的生活”的问题并决定行动和选择[18]，是进行价值判断并形成行动意向的社会规范。八景营造的“化地为境”范式作为宝贵的“共同缔造”历史经验，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价值意识的深刻影响，展示了物质环境的文化濡化②作用，亦突显了伦理规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底下的应用实效性，提示出借力文化传统的高品质城乡建设实施路径。

　　借鉴文化景观创建传统，针对当前规划设计和管理倚重于技术规则的方法论局限，本文以南粤古驿道汕头樟林古港环境整治项目为例，探讨包容了创造性参与行动、侧重于协调参与行动意向的引导性办法，思考应对现实中环境特色共谋共塑的“管控难”问题。

　　4、樟林古港环境整治“共同缔造”实践

　　2016年广东开始推动“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行动计划”，2017年编制并实施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20]。樟林古港是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③示范段四个出海口纪念地之一[21]，其整治工程属于文化线路保护与利用规划建设的一部分，项目整治成效获得了2017年度“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4.1找型：挖掘地方特性，凝练设计理念

　　樟林古港位于韩江出海口，曾是清代潮汕地区最大的海运贸易和民众出洋口岸（见图3左）。因为地理变迁影响，海岸线外移，樟林古港现已是一个距海十余里的乡镇，属汕头市澄海区。“找型”就是要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下，探究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变化，挖掘“地方本性”，凝练环境意义共识。其中包括三个方面：

　　1） “地理找型”，就是考察区域中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特点和空间过程，整理环境意象元素和空间肌理特征；

　　2） “认知找型”，即基于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提炼标志性的视觉要素；

　　3） “愿景找型”，则是回应地方文化精神，表达当地时代发展的共同愿望。

　　具体看，“河、船、街、码头” 及其所组成的空间肌理，直观呈现了樟林古港基于水运交通的自然和社会成因；潮汕人当年漂洋过海的红头船（见图3右），经历数代相习、口口相传，融入地方文化，是先辈扬帆渡海的精神象征，而重振昔日繁荣则是新时期樟林人的共同愿景。项目借用“红头船”文化符号，结合古港的空间形态特征及时代发展愿景，提出“双船会、振兴梦”的设计理念[22]，通过塑造“千帆竞发、勇于开拓”的情景想象，传播价值理念，强化意义共识。

图3：左：樟林古港区位图；右：复原的红头船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20]；右图为作者自摄）

　　4.2转译：多尺度塑形公众意象④

　　这里所称的“转译”，是专指建筑语言上的符号效应方式，类似叙事、隐喻， 用以表达建成环境的意义[23]。项目通过适度“定性、定量、定边” 管控，在空间形态、景观特征和标志符号等多个尺度上，转译设计理念，引导公众联想和理解，确立公众意象[24]。

　　1）历史之舟与现代之舟：空间形态特征的共同想象

　　樟林古港1984年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从2002年起，当地政府数次编制樟林古港保护与利用规划，划分了保护层次及范围。本次整治项目突出空间历史渊源，进一步通过设计管控，明确街巷、开敞空间、水系的空间界定，强化“社会群体通过文化构建的象征性的边界”[25]，形成古河道与建成环境交融、由环境意义区分的两个部分，一是承载“红头船”文化情感的古港历史码头街巷所在的“历史之舟”区域，二是古港河西岸以新建博物馆为标志的“现代之舟”片区，由物质空间到环境意义，塑造了形态特征上“双船会”的共同想象（见图4右、图5）。

图4：左：樟林古港街巷网络的空间形态特征；右：樟林古港的两个环境意象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20]）

图 5：樟林古港航拍全貌

（资料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2）河街景观：街巷与河岸的环境意象特征

　　沿古港河道，项目以“一河、两环、五街、七巷、多节点”的系统构架，整理街巷与河岸的开放空间，突出“河”、“街”的地方特性（见图4左），进行“点、线、面”的设计管控。具体包括，依据建筑质量及重要性等因素挖掘文物和历史建筑作为活化“节点”，把广场等开放空间作为构建对话的“支点”，沟通街巷与河流、借景远山（见图6上）；通过整治，联系起街巷空间与河岸开放空间，建立连续通畅的街巷系统脉络；结合节点与开放空间，串联街巷，强化河街景观特征。

图6：上：樟林古港河道沿岸整治效果；左下：樟林古港河道沿岸整治前状况；右下：樟林古港整治后的亲水节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3）红头船：景观节点上的视觉符号

　　项目以红头船作为象征符号，设计打造纪念广场、古码头遗迹等核心景观节点，采用解构与重组的方式，比如提取红头船桅杆元素，设计景观纪念柱；近于足尺复原红头船（见图3右），作为标志性装置等，通过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的视觉符号，引导“社会群体对空间秩序和景观进行塑造，进行空间建构与认同的过程”[26]。

　　4.3体验与创建：管创协同的参与行动

　　体验和创建是环境特色“共同缔造”公众参与的两种行动方式。在樟林古港环境整治项目中，公众的环境体验与建设行动既受规划要求管控，又遵从共同的价值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个体的判断与选择，显示出管创协同的参与效果。

　　1）整治项目争取一切边角地，营造各式广场庭院，创造公共开放空间（见图6右下），其总体目标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管控，优化河街景观“点、线、面”的空间网络，强化河街景观的公众意象，通过塑造特定环境的“意境”与“域境”，传递环境意义共识。例如，依托街巷与河岸的空间肌理，设定自然的亲水游径，设计配置导视系统，为公众认知环境与地方文化特征创造条件。尤其是结合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线路（见图4左、图7），把健康、开放的定向赛事文化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集合了现代时尚和地方历史元素，增进了环境特色体验方式的包容性，同时也拓展环境意义共识的内涵，增添环境特色持续发展的新元素。

图7：游径结合定向大赛线路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2）整治工程包括“清、拆、保、修、建、美”等内容，涉及到各级职能部门、技术单位、施工单位以及居民等多个方面。如果缺少有效协调，参与行动极易对环境特色造成“建设性破坏”，比如早期的古港河治理行动局限于水体保护的目的，惯例地一刀切沿河围起石栏，切断了河流与街巷的联系，损害了基于水运交通历史的“河、船、街、码头”的空间意象（见图6左下）。而与之对比的，是本次项目实施中的各种个性化做法。例如，整治中核心的截污工程难以按常规方案实施，地方建设单位就结合工程经验，在河底埋置干管，同时主动协调检修口的景观要求，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见图6上）。又如，居民清拆历史建筑添加物、整改房前屋后的乱搭乱建，自觉运用地方材料、工艺，发挥民间工匠智慧进行“原创性”整修等（见图8），自发诠释了对环境意义共识的理解，主动丰富了景观风貌中的地方特色内容。

图8：左：集设计与施工于一身的工匠；中：完成后的地方特色建筑装饰；右：“原创性”整修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5、结语

　　本文剖析八景文化“化地为境”的地方景观创建传统，结合交往理性概念下的规则观辨析，指出实现环境特色“共同缔造”，除了预设建成效果，规定建设要求，进行规划管控之外，还有必要以协调参与行动意向为目的，着眼于引导公众的价值判断，针对环境意义的空间表达与表现，完善规划设计和管理的技术措施。通过总结南粤古驿道樟林古港环境整治项目实践，本文提出管创协同的规划建设实施路径，即通过研究并塑造环境空间的地方特性，促进环境意义的共同理解与想象，确立基于伦理价值的社会规范，协调多元化的参与行动，发挥公众参与的实质性作用，并在环境与行为的交互作用下，形成长效机制，持续增进地方环境整体特色。其做法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也有待更多的实践进一步探索。

　　注：

　　① 哈贝马斯从规则的有效性与主体间性的关系上，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行动规则：道德规则、伦理规则和技术规则。其中，道德规则和伦理规则的有效性的基础则是基于有关价值的共识。见参看文献[18]。

　　② 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人类学用词，指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转见钟年. 文化濡化及代沟[J]. 社会学研究, 1993(01): 78-83。

　　③ 南粤古驿道，是指1913年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是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是指以广东省古驿道历史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核心，通过古道、绿道、风景道、水道等多元的线性载体，对历史上的古驿道线路进行复原、标识，串联沿线的古驿道遗存、历史文化城镇村、各类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景观资源等发展节点，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展示，为公众创造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线形公共文化产品。见参看文献[21]。

④ 公众意象是大多数居民对地方物质环境的共同印象。见参考文献[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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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登于“南粤规划”公众号，作者为李荣彬，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