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0年3月，在如今的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进行创作，与社会黑暗斗争。当时，在左联的号召下，美术家、戏剧家、社会科学家等联盟组织纷纷成立，形成左翼文化阵营，以文艺为铎，为国人敲响振聋发聩的时代声音。

　　在南粤大地上，一批热血的潮籍文化青年前赴后继奔赴上海，成为左联的主要发起人或参与者，有“左联七常委”之一的洪灵菲，“左联五烈士”的冯锵，以及戴平万、丘东平、杜国庠、许涤新、许美勋、唐瑜、梅益、柯柏年等。在左联的影响下，陈波儿、郑正秋、蔡楚生等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艺术为利器，为大众服务，参与抗日民族运动。

　　1936年春，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解散，而她的精神流向全国，汇入各条战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众多粤港澳院校为维系教育不堕，曾有一段迁徙办学的艰苦历程。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管埠这个深藏粤北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办学地，众多左联文化人士走上战时学园的讲台。青山下，武江畔，有洪深、许幸之指导学生排练的身影，有穆木天、彭慧诵读新诗的语音，有符罗飞、唐英伟、刘仑手中画笔、刻刀的辗转。左联星火闪烁，用进步文艺丰富青年学子的生活，为他们驱散前路多艰的迷茫，陪伴他们走上爱国救国的道路。

　　时光荏苒，战争阴霾消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强音。2018年以来，以许瑞生为核心代表的广东“三师”志愿者沿着韩江—上海滩—粤北管埠等时空路径，深入挖掘整理左联历史，重新发现左联与南粤大地的历史人文关联，构建南粤“左联”之旅以及诠释左联精神在抗战时期粤北华南教育的星火传递。

　　即日起，南粤古驿道网特辟《在粤北的乡野寻找左联的星火》专栏，跟随广东“三师”志愿者寻找左联的星火，致敬那些曾在动荡年代中照亮祖国未来的人。

翻译家彭慧：坪石众先师小记（25）

南粤古驿道网综合

一

　　女作家、翻译家彭慧教授原名彭涟清，1907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其父彭麟书原籍湖南长沙，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当时在安庆的巡警学堂任教官，与光复会主要成员徐锡麟相交甚笃，并参与了徐的一些革命活动。

彭慧

　　涟清11岁的时候，母亲病故。她们姐妹4人便住到外婆家里。一回到家里，她就躲到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去看书。三妹像个影子似的跟着她，姐妹俩如饥似渴地在藏书室的书堆中找东西读。民间流传的《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林琴南改编的《茶花女遗事》、《婀娜小史》等等，她们都看。

二

　　涟清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在长沙城郊的古稻田，人们简称为稻田师范。彭涟清入学不久，稻田师范的校长就换成老革命家徐特立。徐老热爱教育事业，疼爱学生。他教育女孩子们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从不为小事苛责她们。学生们都亲热地称他“外婆”。在这样的校园氛围里，倔强的彭涟清逐渐摆脱了家庭环境造成的孤僻，形成了爱说爱笑的性格。

　　彭涟清虽调皮、淘气，但学习成绩却不错，特别突出的是作文。涟清的二舅杨树达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其他的几位舅舅和一位姨父都曾被清政府送往日本留学，因此家中藏书不少。涟清从书堆中找到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受其中文章的影响，她又看起了《向导》。从此，彭涟清的倔强和热情就转为对革命的向往，越发敢说敢干起来。1924年的“五七”、“五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强迫中国签字的日子，当时被称为“国耻纪念日”)，孙中山先生的北上和1925年的逝世，以及五卅运动，这些事件激起的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使彭涟清更加热血沸腾。她和同学们组织了宣传队，到处去宣传、募捐，套用白话文写小说，发表在学生自治会的刊物上，后来又和同班好友李慧、彭媛华一起，办了个小小刊物《心潮》，他们被称为“稻田三杰”。接着，这“三杰”又带头闹起了学潮。在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不处分这3名学生是不行的。徐老为了保护她们，便让她们提前一年离校，到北京考大学去。

　　彭涟清和两名同学来到北京，正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羊(杨)运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进步学生为驱赶反动当局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女士而掀起的学潮)。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宣布解散女师大，成立北京女子大学。女师大进步学生在以鲁迅先生为首的进步教授的支持下，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决定在困难的条件下，自己把女师大办下去。鲁迅、许寿裳、沈尹默等教授自愿义务教学。当时有些人认为女子大学是政府承认的正式大学，条件好，劝她们考女子大学，而她们却坚决报考了女师大。

　　1925年秋，彭涟清进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了各项进步活动，很快结识了赵世兰、刘亚雄等进步同学，常和她们一起去听李大钊同志作报告，听赵世炎同志讲马列主义课。萧三当时是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常和她们谈问题，还教她们唱国际歌。1926年3月18日，彭涟清和女师大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前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就在这年的春天，彭涟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彭涟清入党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后来成为北方局的工作人员。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殉难后，北方局的一些据点连遭破坏，彭涟清的处境很危险。党组织便委托一对同情共产党的曹氏夫妇掩护她去往上海，还给了她一些制装费。于是彭涟清装扮成阔小姐的模样，称曹氏夫妇为兄嫂，随他们到上海。当时她化名为曹慧中，彭慧最初的笔名“慧中”就是由此而来的。

　　彭涟清到达上海后，随即转赴武汉。在武汉她被分配到市委组织部工作。“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为了保存力量和培养干部，党组织把一些同志送往苏联学习，彭涟清是其中的一个。从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的祖国，去往已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大家感到无比自由和欢畅。在从海参崴乘火车到莫斯科的13天旅程中，彭涟清和几个湖南妹子坐在一节车厢里，整天笑声不断，其中尤以涟清的朗朗笑声最为响亮。于是，她们这个车厢被其他同志称为“哈哈亭”，都说彭涟清是“哈哈亭”的“亭长”。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名称为“以孙逸仙命名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3年里，她一直保持了这个外号。

　　为了让学习更好地联系国内的革命实际，在中大学习的许多同志提出了改造学校的主张，对当时中大党组织的负责人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涟清是这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她在会议发言中，锋利的言辞和有力的抨击使王明之流恼怒异常。

　　1930年9月，彭涟清结束了中山大学的学习，回国后被派往白色恐饰严重的武汉。在武汉她最初被分配到汉口工厂集中的硚口区担任地下区党委委员，后因流氓的骚扰又回到城区工作。当时也在武汉的大姐彭淑端成为涟清的义务交通员和掩护者。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武汉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彭涟清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一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才在大姐的掩护下到上海找组织。她先后被分配担任沪东区宣传委员和沪西区委书记。正是在武汉、上海工人区的工作和生活，为彭慧后来写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提供了素材。

四

　　1931年她得了一场重病，不得不休养了一段时间。病卧中，许多往事交集在心中，使她产生了写作的欲望。病后，她请求组织分配她做文化工作。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调她到左联，让她参加党团的工作。她还担任了左联的常委。

　　加入左联后，彭涟清改名为彭慧，曾做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也搞过一些组织方面的事情，给新入党的左联成员讲过党课。由于原来搞工厂区的工作，对工人比较熟悉，彭慧较长时间搞的是大众工作部的工作，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彭慧第一篇公诸世的小说就是以“慧中”为笔名发表在《北斗》(1932年第2卷第3、4期合刊)上的《米》。小说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高涨的抗日热情，表现了他们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当局破坏抗战的丑恶嘴脸。丁玲在这期杂志的编后记中特别提到《米》，她指出，这篇新作“出之于从事工农文化教育工作而且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慧中君之手，这是值得特别推荐的”。处女作受到左翼文化界的好评，使彭慧更坚定了在文化战线上继续前进的信念。在从事创作的同时，彭慧还重温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的俄语，开始从事文学翻译。30年代中期彭慧的译作有涅克拉索夫的《一时间的骑士》、屠格涅夫的《海上的火灾》等。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并于1933年结婚，翌年得女立立。

1934年9月，上海漕河泾冠生园农场。左起：穆木天，穆路易，穆立立，彭慧。

　　1937年八一三的炮声震撼了上海，从此，彭慧和穆木天带着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

　　1937年夏到1938年夏，彭慧一家是在武汉度过的。在武汉，彭慧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参加了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是该会的发起人和理事。当时，穆木天在武汉和原诗歌会的朋友以及原先就在武汉的一些诗人一起，大力提倡诗歌大众化，开展诗歌朗诵运动。一向喜欢诗和歌的彭慧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她经常和妹妹彭玲一起搜集民歌民谣，给一些民间小调和外国歌曲填上抗日内容的词，教群众唱。她们给湖北小调《八杯茶》填写了新词，当时很流行。后来，彭慧写的《农村妇女救亡曲》和《八杯茶》都被安波谱上了曲，在全国各地传唱。彭慧还创作了一些宣传抗日的新诗，如“怀念被敌舱掳去的孩子”。

　　彭慧除了参加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外，还搞妇女救亡工作。她家在武昌海月庵的两间住房，一间成了穆木天主持的时调社的会址，一间成了彭慧和她的女战友们议事的场所。在这一段日子里，彭慧还写了本关于妇女运动的小册子，先后参加了《妇女前哨》、《妇女生活》等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1938年夏，武汉已成为日寇炮击的目标，彭慧一家去到大后方的昆明。在这里她和穆木天以及原来在昆明的文艺界朋友们一起，积极推动了云南抗日文化救亡工作的开展。为此，她写了《开展云南的新启蒙运动》、《今年的“9·18”》等文章。为反映云南在抗日高潮中的新面貌，她写了一系列通讯报告，如《后方的乡村》、《滇池岸上》、《一包烧饼》等。还写了《送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前线》、《云南的农村妇——是一幅中国农村妇女生活最尖锐的缩影》等有关妇女运动和妇女问题的通讯报道，发表在《云南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报刊上。

　　中山大学由广州迁到离昆明不远的澄江县后，穆木天应聘前往任教。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彭慧就带着孩子搬到昆明郊区的官渡居住。在这里她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创作生活。当时她经常带着4岁多的女儿去到官渡镇附近的老乡家串门、聊天。还经常去赶集，目的不是买东西，而是为了去观察人，去听形形色色人物的谈话。孩子走累了彭慧就背着她走一段。女儿趴在母亲的背上，发现妈妈嘴里老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妈妈在重复身边路人的谈话。小姑娘最初觉得很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就这样，彭慧收集了不少有关云南农村的素材，记满了好几个小本本，《九秀峰下》、《一个战士的母亲》、《春天的故事》等短篇小说就是她在这个时期写的。后来发表的《还家》、《巧风家妈》、《四姑娘的喜事》等短篇也是在这一段耕耘的果实。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浓郁的地方风情是彭慧这个时期作品的普遍特点。1939年夏，中山大学开始从云南迁往粵北的坪石。彭慧和穆木天也离开云南，去到桂林。1940年秋冬，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城市里反动派的气焰格外嚣张，于是穆、彭二人先后离开桂林去往坪石，到中山大学的师范学院教书去了。

管埠村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旧址。

　　在中大任教的两年里，彭慧先后开过文学概论、现代名著选、历代文选、习作等课程，学生们都爱上她的课。当时的彭慧也就30多岁，不比学生大多少，她和其中的许多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什么话都和她谈，除了课程中的问题，还有思想上的苦闷、爱情上的纠葛。她清晰明快地分析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推心置腹地和他们谈自己的各种体验和看法。1942年学生闹学潮，来找彭慧的人更多。她就帮助他们分析斗争形势，和他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学潮遭到镇压，大批进步学生和教师被开除和解聘，彭慧、穆木天就和他们一起离开中大，去桂林。

　　1942年春夏之间，彭慧一家来到桂林，先在艾芜家落脚，后在观音山下找了3间平房安下家来。最初，由于夫妇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人，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很难维持。不久，与他们同时期离开中大的吴世昌教授到桂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聘请彭慧到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彭慧在教书之余，陆续翻译了契诃夫的一些作品，如《可爱的姑娘》、《山谷中》、《想睡觉》、《芦笛》等，还有其他作家的中短篇，并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哥萨克》。1943年，彭慧给谢冰莹主编的《女作家自传》写过《简单的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表达了彭慧的心声：

　　“现在，我又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课。我和木天两人虽然一向把教书视为第二职业，然而正当教着的时候，我却不敷衍；每遇着几个优秀的学生时，我们都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而学生的进步，就等于是给我们的鞭策，我准备趁这个教书的时候，也整理一下自己的读书心得……

　　今后，还是要用大部分时间站在文艺岗位上来为人类服务……”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南到北的交通线，再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到处是一片混乱，老百姓遭到一场浩劫。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彭慧一家随桂林师院师生一起，颠沛流离于广西和贵州之间的丛山之间。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迁回桂林。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但前一段逃难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经历，却使女作家难以平静。1946年彭惠发表了几个短篇，其中一篇是《母亲》，描写了一位逃难中的母亲的悲剧：在桂林沦陷前的混乱中，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好不容易爬上了撤往柳州的火车顶上，却由于过度疲劳，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了自己的孩子。一篇是《黑水岩》，写的是一位老妇人一辈子受尽凌辱，而在日寇到来时，她为掩护躲在山洞里的乡亲而牺牲。在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中，彭慧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的心情。在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劳苦妇女的悲惨命运方面，彭慧的作品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五

　　1946年初，一些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返回桂林。彭慧和穆木天一起，积极支持桂林师院学生的种种进步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和桂林师院的进步教授林砺儒、谭丕模、石兆棠等，以及主持桂林艺术馆的欧阳予倩先生一起，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恢复了文协，建立起民盟组织。他们反对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种进步活动。随着全面挑起内战的进程，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彭慧和穆木天也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他们一家不得不在1947年初离开桂林去上海。

1946年1月14日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国文学会师生离平越回桂林前合影。（坐者右二张毕来，右三谭丕模，右五林砺儒，右六穆木天，右七彭慧，右八翟凤鸾）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做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彭慧从1947年到1949年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和托尔斯泰的《爱自由的山人》。前者原名“将近三年”，介绍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在德寇将近3年的包围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后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颂了高加索山区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统治时所表现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托尔斯泰的长篇《哥萨克》的译稿也在这个时期最终完稿。在从事翻译的同时，彭慧又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除了写作和翻译以外，彭彗和左诵芬等地下党员、妇女工作者一起，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通过组织座谈会、读书会和作报告等多种形式，向不同阶层的妇女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为迎接解放做准备。女作家欧阳文彬在《怀师友彭慧》一文中写道：“读书会的主心骨自然是彭慧，她身上仿佛有一团火，在她面前，你会感到温暖和亲切，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她不仅是我们的老师，又是姐妹和朋友。我们尊重她，敬爱她。每月一次的读书会，大家总是按时前来，把参加读书会当做生活旅途中的加油站。”

　　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彭慧到南京金陵女大给女学生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夜间，她和一些女学生睡在一起，与她们彻夜长谈，解除她们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告诉她们，祖国的长夜即将过去，马上就是天明!

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夏天，她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长春，到东北大学任教。1950年夏，她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在中文系教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先后担任中文、历史等6个系的党支部书记和中文系总支委员。中文系建立苏联文学教研室时，彭慧便任该室主任。彭慧先生治学严谨，要求学生严格，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轻的外国文学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使北师大成为全国培养苏俄文学教师的重要基地。1956年高教部为全国高校制定的俄罗斯苏联文学教学大纲，就是在彭慧的主持下，由北师大中文系编写的。高教部在1956一1958年委托北师大主办由苏联专家讲授的俄苏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学员近百人)，由彭慧担任班主任。彭慧为使苏联专家的讲课切合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做了大量工作。这两个班培养出来的学员，后来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俄苏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

　　从1950年到1957年，彭慧结合教学写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等讲稿和论著，还翻译了布宾诺夫的《白柳树》和扬卡·库帕拉的《风从东方来》。

　　彭慧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委员，从1954年起还担任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的编委。她为该刊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写了一系列介绍苏联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和评论。1956年夏，她参加了作协组织的参观团，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阳等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些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诗歌和散文。1956年，彭慧还写了一篇相当有水平的评论——《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和它是不是“市民文学”》。

　　1963年，她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也完成了。1968年彭慧离开了人世，年仅61岁。

　　2007年10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彭慧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对彭慧先生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外国进步文学的译介，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以及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此文发布于2020年8月3日

　　参考文献：

　　1.穆立立《彭慧（1907-1968）》

　　2.《甘愿做桥梁的夫妻作家》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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