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0年3月，在如今的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进行创作，与社会黑暗斗争。当时，在左联的号召下，美术家、戏剧家、社会科学家等联盟组织纷纷成立，形成左翼文化阵营，以文艺为铎，为国人敲响振聋发聩的时代声音。

　　在南粤大地上，一批热血的潮籍文化青年前赴后继奔赴上海，成为左联的主要发起人或参与者，有“左联七常委”之一的洪灵菲，“左联五烈士”的冯锵，以及戴平万、丘东平、杜国庠、许涤新、许美勋、唐瑜、梅益、柯柏年等。在左联的影响下，陈波儿、郑正秋、蔡楚生等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艺术为利器，为大众服务，参与抗日民族运动。

　　1936年春，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解散，而她的精神流向全国，汇入各条战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众多粤港澳院校为维系教育不堕，曾有一段迁徙办学的艰苦历程。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管埠这个深藏粤北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办学地，众多左联文化人士走上战时学园的讲台。青山下，武江畔，有洪深、许幸之指导学生排练的身影，有穆木天、彭慧诵读新诗的语音，有符罗飞、唐英伟、刘仑手中画笔、刻刀的辗转。左联星火闪烁，用进步文艺丰富青年学子的生活，为他们驱散前路多艰的迷茫，陪伴他们走上爱国救国的道路。

　　时光荏苒，战争阴霾消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强音。2018年以来，以许瑞生为核心代表的广东“三师”志愿者沿着韩江—上海滩—粤北管埠等时空路径，深入挖掘整理左联历史，重新发现左联与南粤大地的历史人文关联，构建南粤“左联”之旅以及诠释左联精神在抗战时期粤北华南教育的星火传递。

　　即日起，南粤古驿道网特辟《在粤北的乡野寻找左联的星火》专栏，跟随广东“三师”志愿者寻找左联的星火，致敬那些曾在动荡年代中照亮祖国未来的人。

“音诗漫步”的松林古道

曹劲

　　韶关乐昌的小村庄管埠，1940年8月至1945年1月曾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在这里办学。期间因为课程需要，聘请了不分系的教授——马思聪先生和许幸之先生，担任音乐和戏剧课程。在宁静的山村生活中，马思聪与许幸之迎来了自己音乐、文学创作的高峰，也结下了深厚友谊，正如许幸之先生所记述的：“结成彼此不拘约束的良友，并在文艺思想与艺术爱好上也结下了深情厚谊”，“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野外或远郊的散步”，“遗憾的是，又因日寇打通粤汉线，逼使我们也不得不从此离散了。”

　　这一段晨夕相闻的时光，再未重现，永生难忘。

图为管埠远眺（虞炳烈绘）

　　1967年1月马思聪经香港赴美国定居，从事作曲、教学工作。1987年3月，马思聪感冒住院，转为肺炎并引发心脏病。5月20日，因手术失败，在美国费城宾州医院，中国一代音乐巨子与世长辞，终年76岁。许幸之先生闻此噩耗，悲痛难抑。他开始提笔写下回忆长文，记述四十多年前的管埠岁月里，他与马思聪的深厚友谊，尤其是一同漫步于罗家渡松林的情景。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八日，此文完稿于北京，第二年许幸之先生也辞世，这篇文章，算是他的绝笔。

　　附录为许幸之先生追忆马思聪先生的全文。据许幸之先生的大儿子许国庆先生介绍，这是他在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的一篇文章。文稿以复写纸一式三份手写，这也是许幸之先生一贯的书写习惯，便于投稿和存底。这篇文章曾节选发表于《广州音乐研究》杂志，名称为《追忆与马思聪在林间的漫步》，而原手稿的标题为《音诗漫步——追忆与马思聪在松木、古柏和红叶村中散步》，更贴切地表达了音乐家和诗人在松林间漫步对谈的情景。

　　细读此文，除了两位先生精彩的对谈与感悟，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彼时管埠的丛林与原野风光。

　　“那是从管埠越过山岭，走向罗家渡去的一座无人居留的原始松林。”

　　“在密集的松林之间，蜿蜒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小径旁边流动着淙淙的溪水。”

　　“在慢步中，发现了路旁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块，我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脚步，便坐在这块花岗石上稍事休息”

　　归途中，看到“那些散落有致的村庄中，红色的树叶还没有脱落，还在那苍劲的、傲岸的树丛中飘动”，这一番豁然开朗的景色让他们发出惊叹：“看，这里是一片红叶，我们不如就叫它做‘红叶村’吧。”1943年许幸之先生创作水彩《红叶山村》，描绘的正是这一番景色。

　　……

　　如今的管埠，依然是粤北山水间的无名村庄，依然保留着曾被许幸之先生所记下的丛林古道风光。古柏苍然、松涛阵阵，黄色的雏菊还是年年开放。古道或已湮没，但旧踪可寻，诗人和音乐家憩坐过的花岗石，应该还散落在山间。我们不妨追寻着先生们当年的脚步，继续一场“音诗漫步”的旅途，或者，我们还可以实现两位先生当年的感慨：

　　“假使此刻有画具的话，我马上就在这里写生了。”

　　“假如你此刻有小提琴咧？”

　　“我也会在这里演奏它一曲呢。”

　　附录：

　　音诗漫步

——追忆与马思聪在松木、古柏和红叶村中散步

许幸之

　　以神童小提琴手而驰名中外的马思聪，刚从法国回到中国，在上海举行第一次音乐会时，我便欣赏过他的首轮提琴演奏会了。那清晰动人而缭绕会堂的琴音，虽经常在我耳边回响，但我从未想过要认识他，和这位天才音乐家结交友谊。

　　可能是因为抗日战争，把四面八方的学子团聚在一起的缘故吧，竟于1943年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所在地——管埠，粤北的一个深山野谷中不期而遇，从而结成彼此不拘约束的良友，并在文艺思想与艺术爱好上也结下了深情厚谊。

　　在木结构临时搭成的集体宿舍里，每天清晨，便会听到马思聪和他的夫人王慕理在饭厅里，在唯一的一架钢琴面前，风雨无阻地练琴。琴声悠扬悦耳，常常可以解除山灵幽谷中的寂寞。但若遇到夜不成眠时，也不免绕人清梦而已。

　　我的课业主要是指导选科生的室内作画和郊外写生，此外，也给爱好戏剧的同学排演话剧。课余之睱，有充分的时间读书和写作。因而读不少世界名著，也写了若干值得纪念的诗歌。

　　管埠周围虽然被崇山峻岭所包围，但还有相对的平原和森林覆盖其间。此外，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直通坪石，每日有校船来往于管埠与坪石之间。坪石虽然只是一条街的小镇，但由于中山大学校本部的驻地，远近还联系着六、七个学院，故每逢假日，还是一个相当繁荣的知识分子集中的乡镇。思聪在那里举办过音乐演奏会，我也那里演出过《茶花女》。

　　从管埠向南呈现着一片美丽而肥沃的草原，向东则覆盖着一片原始松林，而在我和思聪的交往中，最最容易增长我们之间友情的，莫过于我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野外或远郊的散步，以及对大自然的疯狂的追逐。至今还能清楚记忆起，当我们第一次远去森林散步归来，就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并且在1943年1月24日的“日记”里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记载：“黄昏时，思聪来邀我往罗家渡松林去散步了。果然，那地方真是优美。我们在森林中静静地散步，在草径上低声地谈话，静听着松涛的声浪，有如万籁之音。我们便尽兴地谈话：从诗歌、小说、绘画、音乐，一直谈到戏剧和电影，更进一步地谈到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伟大作品。一直到夕阳落下西岭，我们才踏着被松针铺满了的山坡归来，回到宿舍，已经是天黑了，家家户户已经点起了油灯。”

　　那是从管埠越过山岭，走向罗家渡去的一座无人居留的原始松林。当我们刚一爬上山坡时，就感到脚下的青苔非常润滑，再往上爬时，就听到溪水潺潺从脚边流过，再往上登高，就发现无数枯黄的松针，落在草径的周围，像人造地毯似的铺满了坡路，使我们的步履感觉意外轻松。

　　“啊！”我开始打破了沉寂，不禁感叹地说：“这是大自然给我们铺好的地毯吧？”

　　“唔，”仿佛已道破思聪心里想说的话：“是啊，大自然总是会给人类许多许多恩赐的。”

　　当我们缓步爬上山顶时，就听到仿佛从天而降的交响乐，又像从海心卷来的悠悠波潮，我禁不住内心发出疑问：

　　“咦，从哪儿来的海波啊？”两人再仰头细看，又不禁同声地喊出：“啊，松涛！……松涛！”

　　“哦！……”我很天真地问道：“这就是所谓的‘天籁之音’吧？”

　　思聪则用音乐中的习惯术语回答道：“是啊，这就是‘大自然的音籁’。”

　　“啊，”我说“它使我联想起拉斐尔（Raphael）的《西斯庭圣母》名画的背景中，那无数若隐若现的小天使在同声合唱呢。”

　　“是，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它也使我联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少年唱诗班，正在悠悠扬扬地齐声唱诗呢。”

　　原来，我们已经进入松林的山岭，山岭上呈现出一片平原，在密集的松林之间，蜿蜒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小径旁边流动着淙淙的溪水。那一棵棵苍劲的、修长的，耸入云霄的松树，就仿佛千万把巨伞似的遮盖着整个山顶。

　　蔚蓝的天空愈是显得高远，而白云愈是显得临近树顶，沿途不见过路的行人，只听到黄鹂鸟在树枝间歌唱。荫深而茂密的松针，像织成庞大的纱帐，笼罩着我们旅伴者的身影。于是，我们自动地放慢了脚步，因而讲话的声音也自发地减轻了，领受那大自然为我们合奏的“迎宾曲”。

　　在这样的诗、画和音乐相协奏的环境里，我们的话题自然接触到艺术的各个领域，展开了无拘无束的谈论。这时我忽然联想起中国的山水画和描写森林的诗来。

　　“走进这座深林，”我说，“就仿佛读到王维的画和诗那样：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此刻，我们就好像身临其境了。”

　　“是啊，”他补充道，“也难怪苏东坡赞美王维的诗、画，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呢！”

　　“在中国古典诗人中，你最喜欢谁的诗？”我问。

　　“我最喜欢屈原的诗，他的‘楚辞’充满了爱国忧民的情怀，和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有几分相似之处；他有伟大胸怀和抱负，特别是他投身汨罗江的悲剧结局，非常感人。我很想把他的故事改编成歌剧呢。”

　　“那很好么，”我继续问道，“你对其他古典诗人又如何看待呢？”

　　“我也很欣赏李白和杜甫，”他又补充说，“李白的诗豪放不羁、才华横溢，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趣；杜甫的诗则深沉含蓄，真情流露，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胸怀。”

　　“是的，我同意你对这两位大诗人的评价。……可是从感情上讲，我更欣赏白居易的诗，尤其是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代表作，简直可以称得起唐诗中的绝唱了。也难怪他的诗在当时家喻户晓，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教坊和歌伎们到处传唱的歌篇呢。”

　　“此外，我也很欣赏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特别是他的‘无题诗’， 情思奥妙，意境深沉，具有一种情意缠绵的伤感情调。”

“　　在晚唐诗人中，我更喜欢杜牧的诗，尤其是他的‘绝句’， 潇洒、自然、引人入胜，而富有魅力。他常常把数字引用到诗中来，不仅不使人感到粗俗，反而能增强他的诗的意境。”

　　“提起晚唐的诗，更不能不使人想起李后主的词：静寂、清幽、伤感情调，而又带着亡国恨的哀愁。”

　　“是啊，他虽然是一个亡国之君，但却是一副完全诗人的心肠。……在末代帝王中，还出现过一个画家宋徽宗哩。”

　　“喔，”他很感兴趣地问，“他的画可画得好吗？”

　　“是，我看他并不宜于做皇帝，倒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

　　“那你看过他的画吗？”

　　“看过，我在我们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举行的一次唐、宋、元、明、清的画展中，看到过他的亲笔画。画在一幅团扇的扇面上。他画了一对栖息在树枝上的交颈而眠的小鸟，半睁半闭的惺忪的睡眼，仿佛还在贪睡似的；朝阳似乎还没有升起，露水刚从竹叶上滴流下来，仿佛小鸟也在贪图它们谈情说爱的温暖。让人看了感觉它们生活的甜蜜而可爱。”

　　“很奇怪，”他感慨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也有许多多才多艺的君王。”

　　“也正因为他们两个专心一意地把精力花在诗词、绘画上，不问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那些横行霸道、贪官污吏、甚至卖国求荣的奸臣去执行，怎么能不变成‘亡国之君’呢？”

　　在慢步中，发现了路旁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块，我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脚步，便坐在这块花岗石上稍事休息，谈话到此也暂时停顿下来，似乎正在酝酿着更广泛的交谈。乘此，我凝视了一下思聪的眼睛，在那充满智慧的棕黑色的眼珠里，我发现了另一座小小的森林，并发现一朵朵细微的白云，在压缩了的蓝色的天空飞过。我禁不住仰起头来看看天空，松针悠悠地在空中卷起了浪涛，大自然似乎正在合奏着“森林之曲”。 于是，我打破了沉默，进一步地问道：

　　“在西欧的许多诗人中，你最喜欢哪些人的诗？”

　　“古典诗人太多，谈起来话长，”他说，“在近代诗人中，我最喜欢德国的海涅（Heine）和法国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

　　“因为他们和李商隐、李煜（后主）有些相似之处是不是？”我用试探的口气问：“你大概很喜欢象征派或感伤派的诗吧？”

　　“也不尽然，”他补充说，“我喜欢海涅的自由奔放，和他的幽默情趣，至于波德莱尔，我却是喜欢他的感伤情调，和他的象征诗意。”

　　“那么，你喜欢不喜欢，英国诗人格雷（Gray）的诗？”

　　“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诗。”

　　“啊，他的《墓畔哀歌》写得真好，那是感伤至极的，哀婉动人的挽歌。可以和德国象征派画家柏克林（Bucklin）的《死之岛》相互媲美呢。”

　　“诗，”我坦率地表示了我的看法。“仿佛多少要有点儿浪漫色彩和感伤情调才会感人似的。……”

　　“对了，”他立刻反应到道：“无论哪种艺术，不管它是古典主义还是写实主义的，如果不带点儿浪漫色彩或感伤情趣，就变得枯涩无味的东西了。”

　　“嗯，我就不欣赏的那种庸俗的、枯涩无味的自然主义的东西。可是，现在有些教条主义的批评家，一听到浪漫色彩或感伤情调，就如狼似虎地大加鞭挞。”

　　“哼，”他带有一种嘲讽的口吻说，“也许他们就根本不懂得艺术中的浪漫色彩和感伤情调，往往是悲剧中的重要因素。”

　　“是啊，幻想、激情、哀伤、悲恸、浪漫色彩、感伤情调，往往是构成悲剧的具有魅力的东西。”

　　“可是，大作家的作品就不受那些约束了。譬如像歌德（Goethe）、莎士比亚（Shakespeare），他们同是古典主义的诗人，但他们一点儿也不受古典主义的约束，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是的，是的，如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等名著，不都充满了浪漫气氛和感伤情趣吗？”

　　“你说得很对。凡是大作家，在创作上总是爱自由创作，不愿意受任何约束，这在音乐上也是如此：如像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肖邦（Chopin）、瓦格纳（Wagner）等，在他们的作品里都充满了热情、奔放，有时是悲怆、感伤，有时则向往自由，有时则决裂反抗，总之，没有任何框框束缚住他们的创作自由，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产生伟大作品的缘故吧。”

　　“对于音乐，”我声明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尤其对于贝多芬实在不大能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总是以疾风骤雨、雷霆万钧的旋律来惊天动地呢？”

　　他禁不住笑了一下说，“这要看他哪些作品，表现哪种题材才能说明问题：如描写革命、斗争、英雄人物，以第三《英雄》、第五《命运》、第六《田园》、第九《合唱》等著名的交响乐来说，他那种雄伟、热情、悲壮的气魄，确实会使人感到震惊。但他也有抒情的作品啊，如著名的《月光曲》那样，连月光下潺潺的流水，连草地里唧唧的虫声那么细微的音响也都被他描写出来了，那不是他抒情的优美的作品吗？”

　　“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我倒是非常欣赏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的圆舞曲：如《蓝色的多瑙河》《春之声》《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等，我看过一部叫《翠堤春晓》的影片，把他的若干首曲圆舞曲，和他的浪漫的恋爱故事，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节奏鲜明，而使人赏心悦目。”

　　“是的，他的作品浅显易懂，一般人容易接受。但我在近代音乐家中，更欣赏俄国的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他创作了《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舞剧，《暴风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幻想曲，《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等歌剧，以及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等，是一个多才多艺、注重内心刻画、旋律丰富而形象生动的作曲家。我也经常喜欢演奏他的作品。”

　　“那么，欣赏音乐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我问。

　　他说，“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全凭个人的感觉去体会。可是，对于我们学音乐的人来说，第一个最灵敏的感觉是耳朵，第二个感觉才是手。”

　　“那对于我们学画的人来说，第一个感觉是眼睛，第二个感觉才是手。”

　　这时，我们沉默了片刻，先后站起身来，在森林中缓步前进。金色的斜阳，把一棵棵的松树的影子，投射在草坪和树干上，像织锦图案一样，增强了一种光影对照，以及金色与蓝色的色调对比，更使人感觉到了森林的幽深和神秘。

　　“啊，”我禁不住惊叹了一声，“这里的森林真美啊！它能同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森林相比吗？”

　　“不，那里有森林，也有开阔地，有皇家别墅，也有平民居住的地方，你所熟悉的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不都聚居在那里吗？而这里全是一片森林，没有人烟，气氛不一样。”

　　“你刚才提到的巴比松画派，使我立刻想起柯罗（Corot）的森林风景画，他的画细腻、柔和、充满了诗意，那简直是炉火纯青、诗意葱茏的森林或湖畔的风景画。”

　　“他画中的人物，仿佛也都像森林中的女神在活动。”

　　“是啊，他的代表作如《林妖的舞蹈》《孟特芳丹的回忆》等，简直像梦一般的牧歌生活。……他的每一幅风景画，都像是一首优美的田园诗。”

　　“那你对米勒（Millet）的画又如何评价呢？”

　　“当然，米勒是一位伟大的农民画家。他对于农村生活和劳动的赞美，在西欧绘画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代表作如《晚钟》《拾穗者》《试步》《小鸟的喂饲》等，都是田园生活的赞歌，深刻而富于诗意的杰出的作品。”

　　这一切言论与对话，都是我们对于巴比松画派的两位大师的同声赞美。我们在那种神往的、移情于诗与画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到了森林的尽头，慢慢地已经走下山坡。这时，被森林遮没了的视线豁然开朗，可以看到一片棕黄色的田野。经过一个冬季的考验，那些散落有致的村庄中，红色的树叶还没有脱落，还在那苍劲的、傲岸的树丛中飘动。于是，我们的交谈，都被眼前的焕然一新的景物——我们临时叫它做“红叶村”的风物中断了许久。

　　“啊！豁然开朗，和刚才森林中的景色完全不同，”我惊叹道，“看，这里是一片红叶，我们不如就叫它做‘红叶村’吧。”

　　“好嘛，‘红叶村’这个名字也很美呀。”他用试探的口气问，“你恐怕要想画画了吧？”

　　“是啊，”我连忙说，“假使此刻有画具的话，我马上就在这里写生了。”我随即反问道，“假如你此刻有小提琴咧？”

　　“我也会在这里演奏它一曲呢。”他凝视了一下四周的风光问，“这里的风光像不像伦勃朗（Rembrandt）的风景画？”

　　“不，不太像，我感觉这里更像印象派画家莫奈（Monet）、毕沙罗（Pissarro）、西斯莱（Sisley）；以及后印象派梵高（Van Gogh）的风景画，”于是我又反问道，“你是不是很喜欢伦勃朗的画？”

　　“是，我很喜欢伦勃朗的画，”他补充说，“我认为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可以与贝多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相媲美。”

　　“他确实是从古代绘画过渡到近代绘画的桥梁。”

　　“可以说他是近代绘画的先驱者吧。”

　　“正如有些美术评论家所说，伦勃朗画的那幅《戴金盔的人》头上戴的金盔，几乎可以听到金属的声音呢。”

　　音乐家的耳朵是特别敏感的，一听到有音响的事物，不觉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的确，伦勃朗画中的金盔，可以听到金属的声音呢。”

　　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很坦率地对他说，“最近一个时期，为了想补充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常识，连续读了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以及《歌德与贝多芬》等名著，就不了解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完全以贝多芬为模特呢？还是如糅合了另外一些音乐家的综合体？”

　　“当然是以许多音乐家糅合在一起的综合人物，主要是描写一个以个人奋斗来反抗社会，终于不能容忍于宗法社会的音乐家的悲剧下场。”

　　“那么，他在《歌德与贝多芬中》，为什么把贝多芬褒扬为天才和智慧的超人，而把歌德贬低成庸俗的凡夫俗子呢？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歌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贝多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几乎是相等的。何况，他们的友谊很深，贝多芬给歌德的《埃德蒙特》悲剧作过曲。正如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的骄傲一样，歌德与贝多芬同样是德国人的宠儿。”

　　“罗曼·罗兰从来都是以严格掌握史料而著名，”我说，“为何在这部传记文学里，竟把贝多芬与歌德，褒贬到如此地步呢？”

　　“我看这也许出于他个人的一种偏爱，譬如他写的《米开朗基罗传》《米勒传》《托尔斯泰传》等，特别喜欢强调他们的天才、奋斗、蔑视一切和个人英雄主义等等光辉历程，而把曾经当过魏玛公爵府枢密顾问的歌德则妄加菲薄，这是不公平的偏见。”

　　“他在《米开朗基罗传》中更是如此，他偏爱受苦、受难、受教皇压迫的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而对被上层人物和大公们重用的达·芬奇（Da Vinci）则往往用隐讳其词加以讽刺，殊不公允。”

　　“但是，罗曼·罗兰在运用史料上还是刻苦的。”

　　“他的传记文学确实写得生动而饶有风趣。……”

　　我们的谈话到此仿佛告一段落，彼此都静默无声了。绕过几处村落，到达一座古朴而幽美的林泉，就好像人工砌成的花园似的，蜿蜒在人行道上。苍老的古柏密集成林，下面是一片清澄的泉水，反映出墨绿色的林荫，和树顶上夕照的残影。流泉穿过通道，从自然铺成的石缝间流过，发出淙淙之声，一簇簇黄色的雏菊，点缀在各种姿态的石缝中间，如同插花的少女，在那儿相对含笑，沉默不语。思聪和我都陶醉在林泉下，在一块花岗石上坐下休息。我们用手抚弄脚下的流泉，就仿佛抚弄古筝一样，在手掌下弹奏着铮铮的弦音。我们用手抚摸着身边的雏菊，黄花像似纯真的处女，对我们展示着羞怯的微笑。这时，我们两个人都沉默着，不发一言一语，如同村姑们闻到了野菜花香，不肯马上离开一样，我们完全被那优雅、宁静、有如梦乡一般的景色所吸引，大家都不愿意匆遽离去。

　　“我们应该走了吧？”我只内心在想，但不敢催促他。

　　“我们下一次再来。”我想他内心也在这么想，但行动仍旧流连忘返。

　　当红色的残阳从树梢上隐退之后，我们才起身走下山坡，迎面便出现了一群突兀的高山，像屏障似的阻断了我们的视线。这就是唐代诗人曾经流放过，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罗家渡的渡口。在披挂着深蓝色的阴影，和残留着绯红色的夕阳的两山之间，蜿蜒着一条丝带似的蔚蓝色的“斌河”， 就像是一幅构图完美的风景画，于是我们就在这人烟稀少的古代渡口停步了。

　　我乘机讲述了以下一段故事：“据说，这是诗人韩愈曾经流沛过的地方，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罗家渡渡口，诗人大哭了一场，因此在那里留下了一个‘韩公潭’，传说是由韩愈的泪水凝聚而成的古潭；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去凭吊一番。”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走回去还有一段路程，”他还游兴未尽的说，“等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吧。”

　　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向归途。在归途中，依旧通过那座古柏和松林，可松林已普照着红色的光芒，夕阳从无数的松叶中穿透过来，像无数枝金箭刺射着我们的眼睛。归途中，我们又略略谈起几位湖畔诗人与田园画家，都对他们湖畔生涯与田园生活，以及他们的牧歌般的诗与画表示无限的憧憬。

　　当我们重新走出森林，走下山坡，走向归途时，夕阳已完全落下山谷，西方的天际正燃烧着一片红色的火焰，山谷之间正弥漫着浓重的暮霭。回到师院宿舍时，家家户户的窗棂上，都已经点起了微弱的星星灯火，一切都沉睡在夜色苍茫中，等待着满天星斗的月夜来临。

　　遗憾的是，又因日寇打通粤汉线，逼使我们也不得不从此离散了。

　　尾声

　　虽然此情此景，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但和马思聪这一次美妙的森林之旅，一次相互交流诗歌、音乐、绘画的思想的散步，却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激荡起回忆的波澜，并在多年艰苦的教学与艺术生涯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正当他愿意回归祖国，而祖国人民也表示热烈欢迎之际，他的心脏病突然暴发，猝然长眠于异国他乡，在中国乐坛上又殒落了一颗灿烂的明星。噩耗传来，使我内心悲恸不已。

　　安息吧，思聪！虽然你已与世长辞，安眠地下，但你那每日清晨从不间断的练琴，那动人心弦的琴音，和你那怀念家乡的《思乡曲》，具有异国情调的《西藏音诗》、管弦乐《山林之歌》《欢乐组曲》、芭蕾舞剧《晚霞》等交响乐，以及代表你热爱祖国、反对侵略的《祖国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等赞美祖国的锦绣河山、歌颂民主革命等代表作品，那丰富多彩的旋律，那富有民族色彩的曲调，那悠扬清新的节奏，那动人心魄而富有魅力的琴音，将永远会在祖国人民的耳边、在中外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的耳边，以及你这个知心并非知音的良友的耳边震响与回荡……。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八日于北京

——此文发表于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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