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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慧棠，岭南音乐名家，1925年出生于广东南海，194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毕业至今致力探索中国美声唱法的发展，曾任教于香港中华音乐学院、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湖北艺术学院、广州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学校，相继担任教授、教研组长、系主任等职务。

　　值“华南研学”活化行动蓬勃发展之际，得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阿瑞推荐关慧棠先生回忆坪石先师黄源尹的文章，南粤古驿道网随即拜访了关慧棠先生。关老师是为数不多仍然健在的抗战华南教育历史的亲历者，今年已经95岁高龄，但她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口齿清晰，还在指导后辈声乐练习。

　　以下为整理的关慧棠自述，从中足见坪石先师们的奋斗生涯，更凸显了“华南研学”特殊的教育意义。

图为关慧棠（中）回忆在坪石读书的往事。

图为关慧棠（左二）指导她曾经的学生唱歌。

　　我的父亲关咏球受教育不多，但却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小学就读于在广州市立二小，那是比较有名的一所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很高，当时留学日本的冯钧钰老师，提倡体育、音乐全面发展，他免费培养了几个学生弹琴，我有幸就是其中一个。

　　初一时我在澳门中德中学就读，初二在澳门协和中学就读。1941年，香港沦陷，澳门也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恐慌，我在澳门读到了高一，又从澳门返回国内，于1942年辗转到粤北乐昌坪石，就读于培联中学。

图为学生时期的关慧棠。

1943年，关慧棠（右一）与澳门私立协和女子中学同学一道游玩。

　　培联中学当时建在坪石公路旁边，校门旁边有一个大操场，女生宿舍是在学校里面的山坡上。因为当时培联中学是一个贵族学校，学费比较贵，而我的经济条件又很差，所以最初住不起学校宿舍，就在白沙河旁边、金鸡岭下面的沪竹村租了一个房子，晚上没有钱买油灯的油，那就跑到树林里、山顶上去练习唱歌，到了睡觉时间才回去。因为条件艰苦，课余时，我就去勤工俭学赚学费，去跟在坪石灵石坝村的岭南大学农学院的一位教师，也是歌唱家何露珍老师，学习唱歌。

图为培联中学校门牌坊。

图为参照历史照片绘制的培联中学大礼堂。（阿瑞绘制）

图为位于三星坪村的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旧址。

　　当时培联中学的卓明理老师十分开明，允许我不住学校，但回学校练琴。卓明理老师本身并不是科班出身，却十分敬业，想尽办法来培养学生，比如让学生听音乐会，马思聪、黄友棣、黄源尹等有名的音乐家，都被请到过学校来表演，黄源尹还送过一本关于音乐唱法方面的书给我。卓明理当时还组织各种比赛培养学生，极大地帮助了我在音乐专业上的进步。

　　我听过黄源尹先生的音乐会，仅就那两次音乐会，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时“打日本、救中国”的热情高涨，我们学校请来了正在粤北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的黄源尹先生。推算起来，这大概就是他刚从上海音专毕业，走向社会开始他的演唱生涯。听说他是因为成绩优秀而提前了两年毕业。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举办了那么成功的音乐会。他声情并茂地演唱，受到群众那么热烈的欢迎，这就说明黄先生才华出众，身手不凡了!

　　我的丈夫区晓当时在位于三星坪的中大工学院念电机工程系，他每个星期都要从三星坪步行一个多钟头到培联中学来陪我练琴。

　　高三时，我在坪石培联中学的歌咏比赛中获得了女声小组第一名。歌唱已经成了我战胜饥饿、战胜黑暗的力量，支撑我度过那些难以想象的困难。

　　从小学的音乐启蒙老师，一直到入学培联中学时遇到的卓明理老师，还有我的丈夫区晓，他们都对我走上音乐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4年我从培联毕业，那一年豫湘桂大战，我决定跟着逃难的人群去重庆考音专，当时我的丈夫区晓一路陪同着我，这一路十分艰辛，从坪石到达重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路上的交通已经停顿，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来，只能坐到那里等，等到火车后大家都涌上去，至于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停在哪，谁都不知道，所以人跟行李都接不上。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跑到火车上面想办法认识一些司机，通过司机找到了我的丈夫区晓的亲戚，就坐顺风车到了重庆。当时穷困潦倒，没有钱住宿，就通过同乡关系接待我们进去音乐学院住；没有钱吃饭，就流浪在茶馆附近。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老师的兄弟，了解到我们的困难后，问我有没有衣服卖，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件绿色短毛衣，卖掉后靠着这件毛衣换来的钱度过了暑假。幸运的是，我如愿考上了重庆国立音乐院分院的师范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国处在一个巨大的动荡和变革之中，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求学之路都很艰辛，特别不容易，现在的年青人如果能够多了解当时的历史，也是有好处的。

　　1947年，我毕业回到广州，在广州协和女子中学教书。回到广州继续学业的区晓同年也从国立中山大学毕业。与区晓结婚后，我因教唱红歌被协和中学以“你结婚了，不需要工作了”为由解聘。1948年，我到香港培道中学教书又被辞退，理由也是“教红歌”。1949年，我和区晓被香港中华音乐院（为地下党）聘为教师，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以推动香港进步歌咏活动和开展音乐教育为主的，承担为新中国解放培养和储备音乐专业人才的工作。

1947年，关慧棠参加香港中华音乐院在利舞台举办的音乐会。

　　1949年广州解放前，我已怀孕5个多月，考虑到我的身体原因，组织上不让我跟行军回来，而是说等稳定后派人来接我，于是就在广州解放前一天，我跟两个老党员一起从深圳、东莞回广州。当时广州跟香港的交通还没有恢复，公路也破坏得很厉害，路上有很深的坑，容易小产，所幸一路有惊无险，最后安全抵达广州。

　　解放后，我一直从事音乐行业，协助接管省艺专、市艺专，成立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进入学院音乐部声乐组工作。当时为了参加土改、三反等运动，学校前后两年都无法保持持续的、正常的课堂教学。但每年一次的《黄河大合唱》演出，我都要担任《黄河怨》的独唱，1952年接待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代表，在中山纪念堂要演出《黄河》，当时我是挺着5个多月的身孕完成演出的。1953年院系调整，我去了中南音专，教书时间相对有了保证，同时也参加了一些校内外的演出，如对外的庆祝中苏友好音乐会、慰问南湾水库建筑工人音乐会。1958年，因广州要成立音乐专科学院(即星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我被调回广州参与筹备工作；后一直从事学校的声乐教学兼声乐系系主任的工作，我丈夫区晓也在学院的钢琴系任系主任。

　　教课之余，我还经常参加一些演出，1962年参加了第一届“羊城音乐花会”，演唱了粤曲《昭君出塞》，也算是向民族民间学习的一个汇报，没想到群众要求返场。1965年，在广州“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音乐会”上，我演唱了《松花江上》。

1965年，关慧棠在广州“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音乐会”上演唱《松花江上》。

　　后来，我重游故地，回到以前读书的地方，像香港中华音乐院，还有坪石、沪竹村、金鸡岭，这些地方都去过，看到当年的学校遗迹有一些保存下来了，感到十分欣慰。

图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挂牌。

图为广同会馆（中大研究院旧址）。

图为坪石三星坪码头。

　　从我个人的人生体会来看，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像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音乐老师一直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让我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现在省政府主导，从去年开始就在坪石等地陆续建立起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培联中学、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中高等院校的历史故事被挖掘，部分校址遗迹得到修缮保护，还有很多师生慕名去基地进行研学活动，了解前辈们的经历，我觉得这对于当代的教育很有意义。

　　（感谢施瑛老师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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