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东驿道的修建与镇的兴起给美好的春天寄封信

　　开辟了驿道，设置了驿站，就形成了一定消费规模，就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商业活动，这是商业性市镇兴起的主要原因。广东的情况也概莫能外。

图为秦汉古道上的南天门古驿。

　　早在宋代，广东一些重要的驿站就修得相当宏伟，甚至可以说是富丽堂皇。一般来说，驿站都叫驿，“而高大加饰焉，则易驿之名曰衙。”宋代潮州凤水驿就是其中之一。“潮居广府之极东，与闽岭比壤，凡游官于广者，闽士居十八九，自闽之广，必达于潮，故潮虽为岭海小郡，而假道者无虚日。”凤水驿内，“为榻著六案，与竹木匡床十有八席，以为荐藉各三十，器皿镬鼎悉备，使阍一人掌与窗与物之籍，而加钥焉。过客之车马及郡境，请预以告，授馆之礼当敬，从事无怠，虽然古君子所居一日，必葺其墙宇，去之日如始至。”元朝凤水驿改称三阳驿，规模更胜一筹。三阳驿内，“为堂前后有二，为廊前后有四，柱石坚固，垣墙周密，面阳辟户，气象轩豁，背山凿池，景仰幽胜，风月有时而自至，冬夏无适而不宜，汤沐饮食之需，供帐服用之具，件件精实。”广东另一条重要驿道上，南雄的驿站规模也很大。宋代南雄城内的驿馆竟有好几处。“州城内有八使行衙、寄梅驿，市南有凌江馆、近水楼，距城之东有沙水、怀德二驿。”其中，八使行衙“距郡治百余步，规模壮伟，屋宇高敞，他州莫及。”像这些规模庞大的驿站，从建造到维修，长年都配备了数量众多的工匠、花匠和服务人员，这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活动。

图为秦汉古道沿线老宅。

　　驿站的经常性开支也相当惊人。北宋初年，驿站的开支主要靠差役，当差及开支分摊在驿道沿线民户身上。过往官员一到，“则扶老携幼，具荐席，给薪水，朝夕执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须臾离焉，俟其行乃去。”这种差役就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更严重的是大官未到，“尉之弓手，巡检之士兵，预以符来，需求百出，客或他之，则计薪，尽锱铢，取资直而去，民以为苦。”驿道沿线，“编氓远徙，不敢作舍道傍。”从南宋开始，广东驿道的开支转由财政支出。如南宋潮州知府陈圭就决定，济川、黄冈、桃山三驿站是重要驿站，岁费金钱一千四百余，“郡家独力为之。”又如南宋庆元间漕运使皇甫焕利用道观在南雄始兴设暖水道庵作驿站，“命道人一名在内掌守，每月支漕司钱米供瞻，专备汤饮，供往来行人。南宋时期，广东驿站的开支由临时征调过渡到有固定的财政支出，驿站人员由差役过渡到有固定的站户。

       明清时期，广东所有的驿站都有庞大的财政拨款。如明朝广州府共有驿站19处，递运所2所，“每年通计派用银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两，派宽裕银九百两，二项共银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四两。”另征粮食“米二十二万四千四百六十石七斗四升。”嘉靖年间，广东驿站已不再征收实物，代之以当地米价折银征收，广州“一石该编派银八分一厘二毫八丝，”以八分计算，二十二万余石米，折银一万六千余两白银。征银和以银代粮二项合计，广州府驿站年支出三万四千两白银，平均每处驿站年财政拨款约一千七百两白银。广州的米价不算太贵，韶州府每石约折银一钱二分，惠州府每石约折银更达一钱五分多，征收的数量也就更大。仅就正常的财政拨款来说，每个驿站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源，这就刺激了围绕着驿站形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商业活动市场。有些重要驿站，财政拨款则大大超过平均数。如“五羊、广州递运所各用银二千六百两，崧台用银二千两，凌江并车夫共用银二千四百两，芙蓉用银一千五百两。”这些耗资巨大的驿站更有利于市镇的率先形成。

       清朝广东驿站的财政拨款也不少。据阮元《广东通志》载，清代广东全省共设驿站三十三处，“广东原额驿站银三万四千五百五十三两一钱二分，零存银二万七百三十一两八钱七分零，闰月加银一百五十六两有奇。”清代广东驿站平均年财政拨款约一千六百七十五两，与明代大致持平。

图为大埔三河古镇。（图片来源网络）

　　除财政拨款开支构成巨额消费外，过往官员及公差人员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按规定，驿站必须向过往官员提供一定规格的招待。如明朝，“上司及府州县正官该银一钱二分，指挥州同县丞及首领官以下并书吏令史人等该银一钱。”但事实上，有权势的官员往往超出规定。“用银至四五钱有之，无关文而馈送下程用银至七八钱有之。”更有甚者，竟还索要戏班、妓女等。我们不用深追这些开支是由过往官员还是由地方官员来支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凡有大官要员经过，驿站就得张罗开来，就会形成一个大额的消费开支。像在广州至南雄，广州至潮州，广州至梧州这些连接全国主干线的驿道上，官员的往来络绎不绝，势必就大大刺激了重要驿站成长为市镇。下面就试举数则由驿站发展为镇的例子以证明。

      饶平黄冈驿。“黄冈为闽广之交，山海之会”是潮州通往福州驿道上的重要驿站。黄冈设驿可追溯到北宋，《元丰九域志》就有记载，宋代开始形成镇，镇内“鱼盐之利，旁及郡邑，通货贸财，最为辐凑，”成为粤东巨镇。

　　大埔三河驿。唐宋以来，三河驿就是广州至潮州上路中的一个驿站。元朝广东道宣慰使月的迷失开辟潮州至江西隆兴新驿道，三河驿顿时成为两大驿道的交汇点，地位十分重要。据县志载：“三河，西通两粤，北达两京，盖岭东水陆之冲也。嘉靖初年，于镇北三十里建大埔县治以辖之，四境宁谧，生齿日繁，商舶辐凑，遂称雄镇，”与饶平黄冈齐名。

      三水西南驿。西南驿地处广州至梧州、广州至韶州两大驿道的交汇处，唐宋时期已是重要驿站。元代，西南并设水站、馆驿。宋代已成长为三水镇。明朝嘉靖五年立三水县，西南驿迁三水县城南门外西偏，围绕着西南驿又形成了西南镇。三水县城是政治中心，西南镇是经济商业中心，这一格局保持到近现代。西南镇，“南濒大江，商贾凑集，”成为粤中重镇。据县志载，西南镇“米食多倚于西省”，“向有东顺商人射利，私设油榨，”商业影响范围涉及东莞、顺德，乃至广西。

      有些镇虽不是直接从驿站发展而来，但却与驿道交通有密切关系。

       谈到明清时期广东的镇就势必要提及佛山。清前期，人们把它与朱仙、汉口、景德并称天下四大镇，又把它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为天下四大聚，成为闻名中外的工商业巨镇。然佛山镇的兴起正是驿道交通线路改变的直接产物。直至明朝以前，中原经北江到广州的主驿道均不经佛山，北江顺流到清远后，先是从石角入白泥水，经石门抵广州，故今广州市北郊石门自宋代以来便是名镇，后经芦苞涌，入官窑，抵广州，到明代才开始经佛山涌入广州的。明朝天启年间徽商程春宇《士商类要》对驿程的改变有准确记载：“清远县，安远驿，共九十里至迥岐驿，共六十里胥江驿，此处有河二道。水大，由芦巴水口至官窑驿止七十里；水小，一站至西南驿。”清代京广主驿便大多经由佛山了。清朝康熙《南海县志》载：“考北江抵省故道，初由胥江、芦苞、趋石门，尚未与郁水合。迨芦苞淤塞，下由西南潭趋石门，始与郁水合流；后西南潭口再于淤，今由小塘、紫洞入王借冈、沙口、趋佛山、神安，南往三山入海。”驿道交通的演变，使石门镇衰落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的兴起。清朝《嘉关一统志》首列佛山镇。“佛山镇，在南海西南四十里，当入府孔道，为县大镇。”笔者还注意到，成书于康熙年间的《读史方舆纪要》并没有列出佛山镇，这不是顾祖禹疏忽，而是佛山尚未发展到镇的规模。佛山镇的鼎盛时期应在清朝康熙以后。

       与佛山镇地理位置相类似的还有扶胥镇，因处于广州至潮州、福州东驿道上，也是广州海外贸易海上丝路的始发点，西江、东江、北江三江之水汇合点，故扶胥镇又名“三江口”。扶胥镇的商业活动一直非常繁盛，历代过往官员更留下无数墨迹，成为广州近郊的名镇。

图为从化古驿道。

　　由于驿道驿站是国家主要物资运输、官员往来、信息传递的重要命脉，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加强对驿道沿线的治安建设，以确保驿道交通的畅通，这也对驿道驿站发展为镇起促进作用。如明朝政府就规定：“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驿站往往就是“天下要冲去处”，明代黄冈、三河、西南、禄步、悦城、清溪等巡司便都设有弓兵各五十人。为保治安，明代广东各镇还纷纷筑修起城墙。如明嘉靖年间修黄冈镇城墙“内外皆秋瓦以石，周围一千二百余丈。”商业活动就可以在镇内正常进行。

图为秦汉古水道沿岸古代商铺。

　　镇的产生与商人利用驿道系统也有关系。古代中国驿道驿站设置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信息传递及过往官员公差的安全，但也常被商业所利用。开始应该是官商利用。如宋初赵匡胤为从广东运输香料，下令规划重修大庾岭驿道。最盛时，“岭南输香药以邮，置卒万人，分铺二百，负担抵京师。”真宗咸平五年，改以水运为主，“止役卒八百，大省转运之费。”可见，驿道的官商运输功能是十分明显的。明代以后，民商利用官驿系统更是普遍的事情。明万历年间，徽商黄汴修《一统路程图记》，详记明朝疆城内各驿道驿站；所记广东各驿站里程大致正确。关于编书目的，黄汴说：“宦轺之所巡，商泊之所趋，访屐之所涉，庶此编为旌导也。”明万历年间，两广总督凌云翼新辟自西江南江口，经罗定、到高雷地区驿道，他在上朝廷的奏章中也强调，修驿有利于把高雷地区过剩的粮食运回广州和梧州。凌云翼说：“以南北孔路直贯泷水之中，不惟血脉弗滞，而货财往来元气更易充实。”其商业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民间商人及旅客普遍利用官驿系统，更大大促进了驿道上的商业活动及镇的最终形成。

        明清时期，广东对镇的性质是有明确界定的。“民人屯聚之所为村；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之所为集；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而或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口以征税焉，为镇；次于镇而无官司者为埠”。而古代广东大多数主要的镇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先是开辟了驿道和设置了驿站，然后是围绕着驿道系统开始了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商业活动达到一定规模的就有了税收的必要和管理衙门，派驻了军队，甚至筑起了城墙，于是镇也就产生了，有些镇甚至还逐渐由商业活动中心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发展，成为新生县一级政权的所在地，由此带动起驿道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恐怕就是古代广东“路通财通”的辨证关系吧!

　　相关链接：古代广东的驿道交通与市镇商业的发展（上）

　　（原文刊登于公众号“暨南舆地学会”，作者为颜广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