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胜不骄、败不馁”的自我革命精神（上）

　　二、因为前委机关不健全，所以出击东江以来一直是军部的军事会议取代了前委会议作所有决定，而以前委的名义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陈毅同志携带中央文件，于22日晚[到]松源。前委才明白全国政局、东江情状及中央对四军工作指示。”】“前委才明白”，并不说明在松源召集了前委会议。“明白”是陈毅对朱德“九月来信”里的中央精神作完整而准确的解释，如“朱德必须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等。陈毅本人的历次回忆都没说22日当晚在松源召开了前委会议并传达了“九月来信”。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也只说召开了“军事会议”。

　　欧阳毅回忆：陈毅化装成香港大商人，是从上海经香港赶来的。看到风度翩翩的陈毅，朱德高兴的了不得，说这段时间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陈毅说：“没关系，咱们四川人就是能挑担子嘛！”说着他俩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认真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贯彻问题，并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我军的行动方针和作战方案等问题。笔者据此判定，因战事紧逼，朱陈应商定好请毛泽东回来后，再贯彻“九月来信”，当晚召开的仅是军事会议，以讨论军事问题为主。

　　【“但此时敌陈维远部三团已集中距我们60里，此时欲夺取松口直下梅县，向兴宁、五华之计划已很困难，因龙川与敌力量相等，不便硬碰。乃决定由蕉岭、平远入兴宁到达东江赤色区域，再行设法解决陈维远。”】战机虽失，但红四军到平远、兴宁可解决给养。出击东江前，东委曾报告在兴宁可筹到一千万元款，这在当时是巨大数目。红四军到松源后，东委又报告：“东委对于兴县政权到手后，以准备以极巧妙的方法（当然不是军阀方法）筹出三千万元。”（《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东江特委文件）第61页）兴宁布匹销售很大，影响中国市场。“九月来信”提出“群众路线”，就是针对筹粮筹款的，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是“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保护中小商人，“要向其募捐”，不进行经济没收。但对反动的实行“政治没收”。

　　【“10月24日到蕉岭。侦知梅县无兵，25日迳向梅县打败当地警卫队，26日决定在梅县工作，如敌大部前来，即决定退丰顺，布置了群众的力量再打。26日敌三团向我进攻，我军仓猝撤退，除遗失一部分行旅外，人枪无恙。”】红四军松源获胜，士气正盛，改变计划打梅城。先胜后匆忙撤退。【“27日到梅县南，28 、29日在丰顺山中休息，探知敌恐我经汤坑袭潮汕，大部已由梅县开往汤坑。”】

　　1929年中共东江特委机关王勉回忆反攻梅城的军事会议：“我赶到了梅南根据地，参加了当晚的军事会议。据1929年担任中共梅县畲坑区委书记的陈任之回忆：反攻梅城时，梅县县委派我到红四军当向导。到梅南滂溪红四军司令部时，正值在研究进攻梅城的战术问题。在座的有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陈毅，秘书长李力一（李任予），参谋朱云(即朱云卿)，地方的同志只有我一个(我只听，没有发言，因为我是向导)。记得当时有两种意见：朱德、陈毅同志认为西阳、长沙各有一营敌人驻守,要先解决这两地的敌人，以免攻城时增援；朱参谋则认为先解决西阳、长沙两地的敌人会打草惊蛇，说“那是小部队，没问题，梅城攻下后，就可以解决问题。”结果采取了后一种意见，直攻梅城，也没有派兵牵制西阳、长沙的敌人。（陈任之：《回忆红四军攻打梅城》，《红四军梅城战役史料汇编》，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99年版第151页）。据卢伟良回忆也是“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陈毅虽回到红四军，显然不愿意当家再担任前委书记了。10月23日蕉岭打土豪的落款是“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10月在梅城公布的《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的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排位是“毛泽东、朱德、古大存、刘光夏、朱子干、陈魁亚、陈海云”，也可看出眉目。

　　【“梅县只留一团兵，乃决定于10月31日反攻梅县。是日上午10时到达梅城，敌凭固死守，我军冲入数次皆被击退，激战至傍晚我军自动撤退，损失在两□左右。”】据1929年11月8日《汕报》，红军牺牲“293”名。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报告》记：“四军此回去东江，经过梅县失败，及长途行军，损失在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应指战斗人员。红四军上杭战役后人数增加到七八千人，而实际战斗人员3000多。此次出击东江牺牲和逃跑的共1000多人，大都是战斗人员。“铁军”出身的粟裕知道蒋光鼐“铁军”训练严格，枪打得很准，据他回忆梅城战役：“攻城时我们支队以一截残缺短墙为依托，我交代战士们要隐蔽。支队部的小通信员机动灵活，又很调皮。他说，我就不相信他们的枪法打得那样准，说着把手伸出围墙，敌人一枪打过来，把他的手掌打个洞，这才相信了。”“铁军”对决，真刀实枪的干。

　　王勉回忆：“当晚（31日晚）红军在大坪宿营，各军事领导开了个会议。”大坪会议 “决定派出有战斗经验的战士120名留给东江红军做骨干，增强战斗力，这些战士和未跟上队伍的一部分干部，后来成为东江红四十六团骨干。”其中100名应是马图留下的。据带红四军去石正的向导卢伟良回忆，红四军在大坪（汤湖顶）留下了20多名伤病员，“到了平远县石正时，红四军领导人住在外国人办的天主堂”。

　　据1929年在石正中学初中部读书的王长德回忆：“十月初一（公元1929年11月1日）,早晨饭后，有一部分工农红军到了石正中学。”红军在三眼茶亭的大路上陆陆续续、络绎不绝。王长德见过骑马的军长，召集了没有离校的40多个学生讲话。记得演讲的军长讲了“要为革命而读书，读书不忘革命”等一些内容。至于骑马的军官，当时是不认识的，后来见到朱总司令的像，才知道骑马的军长正是朱总司令。第二天离开学校，只见全校的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图为朱德演讲旧址——石正中学。

　　据当时在石正中学附设高等小学读书的王莱芳回忆，鉴于过去军纪败坏，军阀拉夫、掠夺、扰民等恶劣作风，给群众带来深刻印象，简直畏军如畏虎，1929年农历十月初一日红军到石正时，“全乡哗然，纷纷躲避”，学校学生也躲避。当时石正圩正值演戏，非常热闹（因为石正乡人每年九月二十七日为五显大帝做生日，又演10天的汉剧，十月一日是全景第四天），全圩市民亦纷纷逃走，商店相率罢市，关闭店门。红军宣传后正常营业。王莱芳下午二时左右返校，“一进校门，看见许多红军同志和学生打乒乓球，打篮球，看见我们都叫我们小同志。弹琴唱歌，气氛非常活跃，态度非常和气。不久，有位同志要我提着石灰水桶，跟着他在学校大门口写上“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斗方大字，又在学校对面照墙上“确立革命人生观，向共产主义大道迈进”的标语。朱总司令住在天主堂里面，大部队则由中东、坪上、圩镇直至安仁沿路扎。除少数伤员及护理人曾驻入民房和商店外，其余整个队伍都是野外露营。

　　1929年11月1日，红四军在石正天主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而决定红军行动计划。【“前委决定四军直往寻邬边界休息整顿。于11月2日在寻邬大田，此地周围60里皆赤色区域，足以帮助四军之休息整顿。”】此时，江西寻乌大田苏区和红二十一纵队的古柏等人派了向导到石正，大田周围“60里赤色区域”应是向导向前委描述的。

　　三、石正前委扩大会议作深刻总结，但没总结出红军失利的根本原因

        1. 红四军前委虽然承认出击东江是“一次严重的失败”，但措辞“逃出”、“才”等明显是强调毛泽东、陈毅先后离开前委后，四军发展成绩要远远大于过失。【“ (二)四军在今年2月逃出湘粤赣三省“会剿”，利用蒋桂战争的机会，往返于赣南闽西两地。人数由2500人扩大至8000人，枪数由1800扩充到5000左右，除一部分帮助地方外,现已足有3团兵力。解决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张贞诸部，尤以攻下上杭，得了10余万子弹，枪炮无数。闽西各县普遍分配了土地，群众武装，由1000多扩大到5000，有组织可征调之地方军队足有两团。上面的情况大概皆系三个月内最近的新发展(陈毅同志去中央以后)。直到此次东江才遭一次严重的失败”。

　　2.前委会议分析了失败原因，但强调外因多，没有深刻总结出四军自身存在问题。失败原因总结有下列几点：一是没把握好时机。【 “A.四军在粤边游击，未能以主力乘虚直下，以致敌人主力集中松口防备，我们入东江成为被动。” 】二是地情有变。【“B.粤敌利用水面交通，可以迅速集中，不似闽赣山路崎岖，可以阻止其前进。”】再是战术和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以及发动群众问题。【“C.红军反攻梅县，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在战术上不应该把敌人四面围困，不让一条路走 ，逼他死力抗拒。在战斗上，红军惯于山地战，巷哉经验太少,以致吃大亏，又因机械地顾及城市政策，不放火烧街攻敌人，以致攻击失败。东江群众武装未集中，东江红军力量薄弱，对于响应红军的工作布置未能执行(如占馏隍、汤坑等)，在县市骚动也无表现，以致四军这次来东江处于被动地位，硬打一场。”】最后是敌情不明，侦查有误。【“D.敌情报告原说一团，实际除教导团全部外，另有蒋光鼐本人率师部特务营及新编特务营、炮兵营，足有两团兵力，以致我们战术运用错误。”】

　　3.前委承认政治上的失败大于军事，损失巨大。【“尤其群众方面热烈盼望红军来，这次失败在群众革命的情绪上，发生很不好的印象，是一个无可补救的巨大损失。又红军在丰顺曾留下一个大队及百余伤病兵，交东委负责整理，即与四十六、四十七团集中混编，建立东江红军的基础。前委在四军拨170支枪给东江红军，这是四军来东江一点遗留。”】

　　但历史发展却证明，红四军出击东江意义重大。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有以下总结：第一，推动了东江革命斗争的发展。第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促进了东江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第三，帮助壮大了东江红军。第四，密切了东江与闽西、赣南苏区的关系，为此后中央苏区的发展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据1929年12月3日《西北七县联合会汉章的报告》：“西北斗争已天天开展，”“一般群众，并不因红四军之退出东江而有所失望，反而使群众更加坚决地起来参加斗争。”红四军留下的枪支和干部战士，是1930年5月成立的红十一军骨干力量。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叶俊新，梅州市平远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叶剑英研究会会员。

　　（原文刊登于公众号“程源史志”，作者为叶俊新，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