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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党派伍修权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他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并于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本文节选自伍修权的回忆录《回忆与怀念》,详细记录了他辗转万里,从苏联返回处于白色恐怖的上海,然后秘密地经党组织安排经地下交通线直奔苏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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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伍修权同志青年时期照片。(图片来源自网络)
我们在营口买了去青岛的轮船票,搭船到青岛稍作停留,又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海轮。我们日夜兼程,直奔预定我们与党接关系的地方——上海而去。船进吴淞口,我眺望着阔别已久的大上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长途跋涉几万里,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和党的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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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海十六铺码头。(阿瑞供图)
下船登岸后,很快到了预先指定的旅馆,找房间住下,按照规定的方法,在旅馆的旅客房号公布板上,挂上写有自己代名的牌子,等着到时候就有人来找我们,对暗号,接关系。当时,从苏联回国的人员身上,都不带任何证明文件,只由共产国际发电报到中共中央,介绍回国人员,约定接头地点和方法,然后由中央派人来取得联系。我们也这样,做好了规定的一切,就轻松愉快地等人来接头。谁知我们太乐观了,在连续的顺利后,却遇到了意外的情况,我们在旅馆里等着,一直等了将近一个月,却总是不见组织上派人来。我们急得坐立不安,愁得饮食无味,却又没法可想,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中央没有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是接头的地点或名字搞错了?再不是接关系的人出了问题?……实在难以想象。
那时的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在我们到达上海的两个多月前,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我党大量机密,使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同志因而遭到逮捕和牺牲。因此,我们在那里滞留的每日每时都面临着危险。
我们万里奔波回到祖国,如远方归来的游子,好容易回到母亲身旁,虽然近在咫尺,却就是见不上面,连声音都听不到。我们刚到上海时的欢欣热望心情,现在完全被焦灼失望之感代替了。老是坐等也不是办法,就常常出去走动,希望能碰到什么偶然的机会。这个机会居然被我碰到了!一天晚上,我正在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附近闲逛,忽然碰到一个熟人,他叫张振亚(又名张存实),也是个老同志,曾经和我同时在苏联远东工作过。我一见他,真是喜出望外,他也高兴地拉住我道:“小老弟,你也回来啦?”他比我大十岁左右,平时总是这样叫我的。他关切地问我接上党的关系没有,不问犹可,一提此事,我正满腹焦愁,无人可诉呢,忍不住把面临的困境告诉了他,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组织,接上关系。
按照一般情况,像这样靠在大街上碰见的熟人来接关系,是非常危险的。在那样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里,有的人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可能变成叛徒、特务。但是我坚信张振亚同志是可靠的。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个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早年曾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过,二十年代到苏联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又到伯力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从事机密的情报工作,经常往返于中苏两国之间。他为人正直机敏,老成持重,我一向很尊重和佩服他。这次意外重逢,给了我很大希望,虽然我知道不通过组织和规定手续,直接找人接头是不允许的,但是与其坐等来人,不如抓住良机摆脱困境。我利用大街上的嘈杂纷乱作掩护,向张振亚同志如实谈了情况。他听后想了想,让我把住处告诉他,说过几天再听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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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阿瑞/摄)
几天以后,果然有人来找我们了。来的人是我早就认识的吴德峰同志。他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汉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这时正在中央做秘密交通工作。我一知道他是代表党组织来同我们正式接关系的,不仅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更像远归游子忽见亲人似的百感交集。我们的党终于派人来找我们了,一个月来的焦急愁苦,烟消云散!
吴德峰同志找到我们,同我和库图佐夫分别谈了话。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组织上已对我的工作作了初步安排,打算派我回武汉去做地下工作。他说不久前中央派陈启科同志去领导武汉的地下工作,却因他情况不熟,刚去就被捕了。这位同志我也知道,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与刘伯承同志同学。他的被捕,造成武汉党组织的涣散,急需中央再派人去整顿组织,恢复工作,考虑到我是武汉人,情况较熟,想派我去执行这项任务。
武汉是我的故乡,更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武汉有我许多亲密战友、知己同学和可尊敬的老师,还有着我的一家人,我刚过十七岁就离开了他们,远奔异国,一去多年无音讯,他们不知我的生死存亡,我也不知他们的任何近况。我是多么希望重返故土,看望亲人啊!
但是这些念头只在我心头一闪,我马上冷静地对吴德峰同志说:正因为我是武汉土生土长的,虽然熟悉情况,认识我的人却也不少,我的身份难以隐藏,对工作将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我也只是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现在形势早已发展,我同样得从头去熟悉新情况。我认为我去武汉工作不太适宜,虽然我个人十分怀念武汉,但是从党的利益出发,还是派别的同志去更好。接着我又说自己在苏联学了多年军事,回国就是为了参加武装斗争,做军事工作是我的心愿,我请求党将我派往苏区,到红军部队,到前线去打仗!
吴德峰同志听完我的意见,认为可以考虑,就让我再等几天,由他请示组织后将决定通知我。几天后吴德峰同志又来了,说中央批准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去苏区做军事工作。和我同行的库图佐夫同志也分配了工作。当时我们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各自的情况,只大约知道他要到江西去搞地下工作。我们从苏联赤塔开始同行,一起越过国境,一道辗转旅行,车船并肩坐,夜宿同榻眠,同忧共喜,友谊难忘。只是从那次分手,就一直未能重逢,再也不知这位令人怀念的同志去了哪里,后事如何!
确定出发日期后,吴德峰同志领来一位叫郑重的同志,说考虑到我刚回国,对国内情况比较陌生,特意安排他陪我同行。郑重同志是江浙人,长期在上海工作,解放以后我还在大连又见过他。我们按照规定的路线,先买了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两人一齐到了香港。那里的地下党组织派了一位广东籍交通员领我们从香港乘船到汕头,改乘潮汕铁路的火车,到达它的终点站大埔,这里是由闽西进入中央苏区的必经之地。那时我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里头的随身衣物中有几块普通手帕,其中一块就是我的秘密介绍信,我在那上面做了暗记,同肥皂牙膏等日用东西混在一起。在大埔下车后,我还是靠了“沉着”二字应付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复检查,我一面从容大方地同那些家伙交谈,一面暗中看着他把有暗记的手帕扔到一边,翻查别的东西,当然是什么也发现不了的。这一关也就顺利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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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潮汕铁路通车情形。(阿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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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潮汕铁路汕头站总务处遗址。(“三师”专业志愿者摄于2018年)
交通员领我们出了大埔车站,来到郊外河边,上了一条早在等候着的小船。沿河航行了几个小时,黄昏时分到达粤闽两省边界的青溪,找到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那里安排我们当晚就向苏区进发。为了行动方便和减少目标,我的小箱子就不能带了。只能把最必要的东西挑出来,特别是那块小手帕。用个小包袱裹着缠在身上。收拾停当,我们就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连夜上了路。正是月黑风高之夜,我寸步不离地紧跟在交通员后面,从他那坚定稳当的步伐和均匀舒展的呼吸声中,也感觉到他的沉着和信心。看来他对这段路真是熟悉,每一条沟坎,每一道小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哪里要跳过,哪里要跨越,他总是及时地提醒我们。这些交通员,我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却默默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至今想起他们,还不由产生无限尊敬的心情。
翻过了一山又一山,我一面注视着脚下的道路和前面的交通员,一面忍不住抬头看看前方夜空下云深不知处的远山,想象着正在那里隐藏和活跃着的千万战友,脚步不由轻快起来。我们身上越走越热,脚下愈走愈快,终于把黑夜抛到了身后,山林间无数的鸣禽飞鸟,伴着我们迎来了黎明。交通员指着远方被朝霞染红的山头,说那边就是苏区了,现在我们正处于苏区和白区的交界地带,因为这里是敌我对峙,互相出没的地方,我们必须迅速通过。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卫团的明堡暗哨,又得离开大道,专找人迹罕见的山间小径走。从昨夜起,我们已经一步不停地连续跋涉了十几个小时,腿脚越来越沉重了,胳膊都摆酸了,汗水把眼睛渍得火辣辣地疼,连几斤重的小包裹也似乎成了千钧重负。但是我们的脚步却不肯怠慢,两眼不断地巡视着四方,耳朵也无时不在倾听着任何可疑的声响。谁知道这里有没有敌人的巡逻队或潜伏哨呢?真要在这里,在我们革命根据地的大门口,在我们走过几万里、连闯几道关的最后时刻,万一被敌人截住,那不仅前功尽弃,也将遗恨无穷!
又走了一大段,路过一个深山中的小村,向老乡买了些粗糙点心和茶水,急吃猛喝了,又继续赶路。小憩了几次,到红日西斜时,我们翻上了一座山头。交通员同志头一个跑上去,敞开衣襟边挥汗边兴奋地喊道:“到啦,同志们,到家啦!”
家,就是苏区,就是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我们万里奔波的最终目的地。三个月前,我由苏联远东的伯力开始,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地两次横贯苏联,接着又由我国最北方的边疆到达最南方的省分,闯过了一道又一道有形和无形的、内部加外部的各种关卡,终于迈进了苏区的大门。交通员指着山脚下一个村镇说,那就是闽粤赣省委及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虎岗。我站在山顶举目望去,只见苏区山林田野,沐浴在一片火红色的落日余晖中。繁茂的树丛竹园迎风曼舞,村庄里正炊烟四起。山下一处平地上还有许多儿童团员在操练,队列整齐,精神抖擞。到处歌声飘扬,军号嘹亮,鸡鸣犬吠,牛哞羊咩,是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苏区的空气,只觉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香甜,连日的紧张、劳累和饥渴一扫而光!我们欢乐而轻快地直奔虎岗而去。
(注:以上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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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