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文字改革的倡议书华南师范大学抗战时期本科毕业论文评阅书征文（4）

2021-10-09 下午 03:40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古广政

　　题目：《中国文字之发生与演进》

　　年份：1937年

　　作者：崔兆惠

　　学校及学（院）系：勷勤大学文学史系

　　本篇论文题目所称“中国文字”，实际上不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系统，指的就是狭义的“汉字”。因此本文的题目实际上是《汉字之发生与演进》。论文的框架按照汉字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第一章为绪言。第二章讲汉字起源问题，评述了结绳、八卦、仓颉造字说。第三章讨论不同时期汉字字体的演变，涉及甲骨文、金文、古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字体。这两章围绕的都是汉字的过去。第四章讨论中国文字的改革及将来趋势，涉及的是汉字的现在和将来问题。作者对汉字的缺点、汉字改革历史、汉字拼音化等问题都作了总结。前三章篇幅大而无太多发明，最后一章却比较精彩，限于篇幅，只挑选几个点略加评述。

　　第二章第三节讨论仓颉造字，认为仓颉并无其人，并赞同仓颉为“创契”之音转这一推测。崔氏未提及此说为何人申发，只说是“后世学者”，有些遗憾。据笔者所见资料，较早提出并支持仓颉是创契音转的至少有吴世昌《中国文字学概要》、徐仁甫《仓颉说》等，童书业等人也有类似观点。此说颇受“古史辨”派学者欢迎，可备一说。

　　第三章第二、第三节，涉及到“古文”的时代问题。作者沿用了旧说，认为是“仓颉造字以后，至史籀作篆以前之文字”。现在一般认为，古文并不早于籀文，而是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其实王国维在1916年所作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就已经明确提出古文是六国文字的观点，但作者对于这一说法仍保持怀疑态度。对于许慎是否见过金文、《说文解字》中是否保存了金文的问题，作者认为《说文》中一部分古文来源于金文材料，只不过占比重相对少而已。但问题是金文中“习见之形体，不载于《说文》”（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自序）。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只好迂回用三体石经材料，侧面证明金文与《说文》古文相合。当时战国文字资料出土不多，研究尚未兴起，可以看出人们对古文的认识也是经过了曲折过程的。

　　关于汉字改革问题，其实作者早已埋下伏笔。绪言中提到，语言与文字本来关系形影不离，但因为“一般尊古学者，不敢将文字改动”，使得二者分道扬镳，各不相谋，这就已经暗示着汉字有言文脱离和变化滞后两大不足。其实前文所述汉字各书体的演变，也是为后文的汉字改革问题做铺垫。至于汉字具体的缺点，作者于第四章第一节，从学习困难、不合于现代生活，以及与外来文化不兼容三个方面详细阐述。那么汉字依照什么样的道路发展呢？作者认为就是拼音文字的道路。因此汉字改革的道路也是拼音化，理由除了符合汉字自身演变规律以外，还有方便实用的优点。检讨作者论证拼音化道路使用的证据，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一方面，形声字比重的上升虽然可以说明表音化的趋势加强，但是形声字未必就一定变成拼音文字；另一方面，世界文字体系众多，不见得全都是拼音文字，只是当时文化上强势的西方国家多是拼音文字而已。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当时的汉字改革运动包含着扫盲、现代文化启蒙、语言统一等目的，拼音化看似激进，不仅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呼声，其实也蕴含着“毕其功于一役”的信念，希望将教育、文化等问题都寄托在拼音化上，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同样的，作者对汉字拼音化道路的态度是坚决的，因此简体字、手头字运动都只是中间环节；拉丁方言字、注音符号也只是一时之举，归根到底是在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方案基础上，制定出合适的替代方块汉字的拼音文字系统，这也是作者在文末的呼吁。文章在结尾希望学者“各自破除门户之见”，“完成中国文字改革之使命”，虽不免偏激，但却充满时代进步青年的发声，令人热血沸腾。

　　总的来说，这篇论文虽说新意和深度稍显不足，部分章节有堆砌材料之嫌，但整体上行文晓畅，对某些争议问题，作者有自己的看法。汉字改革的部分，可以为今人研究近代汉字拼音化和简化问题提供参考资料。论文结尾没有列出参考书目，不妥。有的地方写了讹字和俗字。如25页倒数3行讨论称甲骨“初为王懿德”所得，王懿德当为王懿荣之误；35页第3行，陈介祺之祺字误作“淇”。俗字如第2页倒数2行，分道扬镳的镳字作；36页倒数2行，汲冢周书的冢字作；72页倒数7行，勾连的勾字作；81页倒数2行，孤立的孤字作，等等。但瑕不掩瑜。导师吴三立先生拟评六十七分，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指出的是，前面对论文不少苛责之语，只是纯粹学术上的质疑，且多有以今律古之嫌。本文写作于1938年，学院在战火中易址，作者写作条件之艰苦，远非我们今人能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全文用恭楷缮写，新式标点一丝不苟。除个别错字有剜改痕迹外，版面严谨整洁。加上校图书馆保存修复得当，看起来干净如初。即使单看书法水平，这篇论文也是本次活动文选中质量颇高的。如今高校大学生毕业论文均改用电脑写作排版，而我院除此之外还有誊抄定稿的环节，不知是否为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末还想附带谈谈关于作者的一些资料。本文作者崔兆惠，1937年省立勷勤大学廿五年度概览之学生名册中有其名录，为文史学系三年级学生。1933年南海县立师范学校编印的五周年纪念册中显示，崔兆惠当时是该校高中师范科二年级（本校高中第二届）学生，为小学六年级的实习班主任。（见下图）除这些之外，再没有别的信息。若果如此，这篇论文也算是一份珍贵史料。不知崔兆惠同学毕业后去向如何，如果他有后人的话，相信一定十分感激图书馆所保存的这篇论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