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广州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前期研究多表达为初创而已，而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对中国人文科学的贡献绝非“初创”两字可以概括的。

　　一、兼职与专职

　　1927年6月9日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7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10月1日蔡元培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筹备会议，通过组织条例，推举蔡元培先生兼任院长，本年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推举了各所筹备委员。

　　1928年4月10日，国民政府修改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4月23日特任蔡元培为院长。8月17日，蔡元培呈大学院院长等多职务辞呈，于10月3日为专任院长，同日委任蒋梦麟先生为大学院院长，10月23日大学院改为教育部。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直属民国政府。（引自1967年台北出版《蔡元培自述》、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蔡元培全集》）

　　1929年1月22日，史语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的傅斯年复罗常培公函：“莘田先生教席：惠诺改任研究员事，无任感荷。又承示下个人工作计划及韵书研究工作计划两件，奉读之下，不胜钦佩。已交赵元任阅过，一切同意。从此韵书整理，粤语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引自《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1929年1月30日蔡元培致函傅斯年：“孟真吾兄大鉴：承寄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种刊物，想见勇猛精进，良堪欣慰。惟研究所已迁出中大，而刊物上却见有中山大学字样，或是发稿时尚未脱离中大也。”

　　上述文字可以看到，从10月3日起，蔡元培不再兼职，而是专职的领导，领导带头要专职，也就是现在的话说不能业余炒更，公务员不能兼任协会等组织职务而领取报酬。1928年10月3日顾颉刚先生在做什么呢？《日记》记载，在家里为第49期的刊载《春秋经》写案语言，然后到了文明路学校。容肇祖则来了两次帮助同事买船票，他于晚上备课，后到丁山家、罗常培家串门。10月6日星期六，容肇祖夫妇邀请顾颉刚夫妇到家晚饭，一起到双门底买书，到西关“中山戏院”看电影《柳暗花明》。10月13日星期六，顾颉刚先到傅斯年春园路寓所，未遇到，接着到文明路学校，送讲义送档案，回东山家中，见到了傅斯年、容肇祖、罗常培等同事，并一起吃饭。

　　顾颉刚日记写到“孟真已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故中大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必须辞去。予以课忙，亦决不干。”估计饭桌上傅斯年传达了上级关于不能兼职的重要指示精神，顾颉刚态度明确，不按照领导意图行事。但思想觉悟高没有撂担子。10月21日上午在广州东山启明四马路10号二楼家为任国荣的《猺山两月观察记》写跋语，，黄仲琴来找颉刚，一起到傅斯年东山恤孤院前街春园104号二楼家里开会研究中央研究院的事情，后一起到恤孤院35号柏园看房子。幸好大家都住东山，来往走路方便。（住址引自广东省档案馆藏1927年12月编制“文科教职员表”，档案号020-003-73163）根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28年10月25日他到文明路学校，又回到东山柏园开会，傅斯年推荐顾颉刚为文籍考订组主任，“予要求办公费三百元，听予支配，今日予本不去，孟真派人来邀，只得去矣。”1928年12月15日顾颉刚完成《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书》，文中准备明年春辞职北返，专任本组工作，本组办公拟在明年2月开始。12月24日史语所复顾颉刚公函以蔡元培名义聘顾颉刚先生为专任研究员，“前经允诺，感荷无量。”由此知此月顾颉刚改变主意。1929年4月18日傅斯年致函杨杏佛，“颉刚因中大迄不能辞职，请改特约”。实际顾颉刚在1929年2月彻底告别了两个机构。

图为从大院看柏园入口背面，拍摄于2022年2月28日。

　　同在学校供职的罗常培先生在1929年1月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成为专职研究员。日后在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1929年10月18日写毕于北平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实际在广州完成的，在1929年4月28日完成的《声韵同然集残稿跋》中罗常培做了说明，“今年春，余方董理明季耶稣会士利玛窦金尼阁等所用罗马字标音，粗得条贯。”“因复志其梗概，略论反切之流变，著之篇末”。此文具有开拓性。新中国成立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

　　实际上最早的《集刊》是中山大学老师们的稿子支撑起来。蔡元培信中对傅斯年寄送给他的刊物，号称史语所，但蔡先生又问怎么见有中山大学字样。实际1929年1月出版的仅有一期即第一本第一分，丁山的《数名古谊》写于1928年3月，余永梁文章写于1927年11月，董作宾撰写的文章是1924年夏旧作，细查没有中山大学字样。唯一可能傅斯年寄去的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周刊》。

　　中山大学文科教授和史语所的创建者和学术主力许多来自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始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文化。研究部设语言文字学组、文学组、史学及考古组、哲学组和美术音乐组。中山大学文科教授许多是厦门大学转移过来的，这一历史少为人所及，丁山先生就是其中一位。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林语堂出任国语系主任和筹备国学研究院，主导教授身兼两职，后来在广州建立史语所的顾颉刚、容肇祖、罗常培和丁山均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并在国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广州东山史语所最早的参与者余永梁、杨筠如也来自厦门大学，1926年9月受聘集美学校国学专门部，该部于1927年与厦门大学合办。（引自《集美学校百年校史》）陈嘉庚先生企业因经营困难经费拮据，1927年2月11日陈嘉庚电告厦门大学停办国学研究院及文科。（引自2021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厦门大学中文系系史》）

　　1928年丁山由鲁迅介绍进入中山大学，《四十自序》中写：”到在粤两年，使余学问上激起变化，而渐入史学研究者，则受顾颉刚先生影响最深。”1929年至1932年进入史语所专任研究员三年，在史语所工作负责“文字组”。1929年5月16日丁山致函傅斯年，述及《经籍大辞典》辞典之事自去年12月19日开始工作，帮助抄写的有谭舜卿、黄蔼如和李华海，（引自苏同炳著《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从函件得到的信息是丁山至5月16日时仍然在柏园，还有数位助理员和书记一起工作。《集刊》是史语所研究成果的体现方式，丁山先生相当勤奋，1928年3月和1928年5月6日写于广州东山的两篇发表首期史语所《集刊》，创刊号8篇文章占两篇。第二分文章一篇，1930年5月第二本第一分发表的《召穆公传》文章已经是第四篇文章，在第三本第三分发表的文章是1934年4月22日写于青岛的山东大学，1932年丁山离开了史语所赴中央大学任教，1940年十月十五日所写的《四十自序》写到：“因不胜傅某之凌逼，回中央大学教书，任中国史学史、商周史、古器物研究三课。”查傅斯年书信，1932年6月24日致函丁山，改聘丁山为特约研究员。丁山不久又转至山东大学任教。丁山最后的著作为《古代神话与民族》是史语所《集刊》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报》文章汇集，写于1948年自序解释了这本著作的关键思想，1952年1月18日丁山先生去世。

　　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也是中山大学的教师们支撑起《集刊》的主意内容之一，质量最高之作包括数篇中山大学北江猺山生物采集队撰写的民俗调查报告。庞新民1930年10月2日完成的“广东北江猺山杂记”发表于《集刊》1931年第二本第四分，1931年12月庞新民完成的“广西猺山调查杂记”，姜哲夫撰写的“记广东北江猺山荒洞猺人之建醮”、姜哲夫、张伋、庞新民合撰的“拜王”，刊载于1932年十月第四本第一分，再加上1931年2月20日杨成志撰写的“罗罗太上清静消炎经对译”刊载于1933年第四本第二分，均是发表在《集刊》的学术佳作。1939年1月，史语所接受委托为避免歧视，为少数民族改正虫和犬偏旁的方法提供改正原则，芮逸夫先生负责此项目研究，此方法于1940年9月18日由国民政府颁布实施。芮逸夫先生于1940年8月12日写成“西南少数民族虫犬偏旁命名考略”一文，文中述及9年前庞新民“广西猺山调查杂记”等中山大学生物采集队广西猺山调查，庞新民先生的“板猺”之故事的调查成果有参考作用。《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12条改正凡例中第四条参考书籍中丙款期刊：提及刊物最重要的期刊除史语所的《集刊》外，就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有关论文。（引自197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出版《亚洲民族丛刊》第一辑）

　　实际在1928年7月4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余永梁、杨成志等史语所和语史所兼有职务的中山大学老师均有文章，任国荣、石兆棠非语史所的年轻老师也发表研究调查文章，已经做了开创性工作。1929年1月28日顾颉刚为任国荣先生出版的瑶山调查报告单行本做跋写到：“我们中山大学设在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这一方面，情形太复杂了！到了现在，我们方知道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大宝藏，于是这一副千斤担子就压到我们肩上了！”

　　赵元任以史语所研究员身份进行的两广方言调查，从1928年9月开始准备，11月10日抵广州，1929年2月4日离开广州，在粤近3个月时间。时中山大学生物系石声汉先生提供帮助，协助瑶胞赵光荣为他灌了首瑶歌，用国际音标记录197首瑶歌。赵元任后来发表的《中山方言》《台山语料序论》和甚至1951年发表的《台山语料》《中山方言》专门注释是根据在1929年冬（原文如此，应该是理解为1928年的冬天1929年1月）收集材料所写的，还注明在中山县发音人为程伟正，根据《赵元任年谱》记载，时间是1929年1月30从澳门回广州时经过石岐时进行中山语料收集，1月12日赴江门、新会、台山收集语料，2月1日回到广州。

图为柏园东西座联体入口的柱式，拍摄于2022年2月28日。

　　二、斯文的钱

　　杨杏佛给傅斯年的信：“孟真兄大鉴。顷自京归，得读函电。此数星期，忙本院组织法、预算、及总办公处，头昏眼花，元任兄当能言之，十月之五万元，已单独领到。大学院之经费（八、九月三成及十月七成），均尚未得，故历史语言之款竟催无可催。至十一月份起，新预算十万，已办到预借，如再正式通过，则大功告成矣。现在一面催大学院之五千元，一面候十一月之新增预算，总期使兄等不感困难。惟现在存款极少，各所经费，皆界限森严，不肯移借。务乞暂从节省，必有苦尽甘来之一日。至各处兼任研究员（尤以学校合请者），尤望设法减少，以免与人争成绩。北平将来恐须设分所，不难成绩（原文如此，恐有笔误），将无所稽考矣。”11月20日杨杏佛又复信傅斯年：“孟真兄连得三书，均已呈蔡先生。大学院十月份款，蔡先生允向梦麟先生力催。十一月尚未到期，恐未必能早领，惟研究院之每月十万元，已得行政院许可，在预算未通过前，从十一月起，先预借。故本月或可不更乞灵于大学院也。兄嘱汇款，已先电汇一千元。今晚同蔡先生赴京，希望索得十月份之五千，即可汇上。至辛树帜君之款，已得蔡先生同意，先从广西调查费内汇上一千元，其余千元，俟院中经费稍为宽再汇上。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兄等全力进行，必可大成，弟等自当竭力筹款。惟同时盼兄十分留意，以免中途经费发生困难影响工作。”1929年1月21日杨杏佛致函傅斯年一信又提及辛先生：“兄知辛君，望善劝之。”信的第一页加附言：“语史所最好从速设法迁京或沪、平，以期不与中大之语史所相混。至要。盼复。”

　　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史语所预算，全年合计9255元，房租占5%、购置费占50%，薪津占34.1%。1928年10月左右开始领薪者的是傅斯年、陈寅恪、刘半农、常惠、李家瑞、刘天华、李半农、朱芳圃、黄淬伯等，董作宾是1928年下半年开始领薪，史国禄是1928年6月开始领薪，余永梁1928年8月开始领薪，为余永梁准备赴巴黎川资800元。傅斯年月薪四百元，最低薪水员工月薪20元。（引自苏同炳著《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1929年1月9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1期刊登辛树帜先生赠本校鸟百只校闻并刊登辛先生来函摘录：“弟自今年上期，曾组织一大队，赴广西之猺山，从事生物采集；计两月中，得标本近五百余件，都数千种，现在整理研究中。俟他日完成，当将所作报告，寄上请教也。猺山，广西省政府视为化外；其中猺人，共分五种，俱住打猎处之山中，从未与界接洽，保存寄异之风俗颇多，故此地不仅为生物家之乐园，亦研究人类学者所应注意之地也；。兹特寄上前次在罗香猺中所摄之照片数张赠兄，望兄纳！又曾嘱弟之助教任国荣君（此君对两广鸟类，有颇精细之研究；且善射猎，亦吾国生物界不可多得人才也。此地现有鸟学名著，价近百元，供彼研究。）将猺山鸟类赠送贵校百只，凡四十余种；望兄收得后，（另另理科主任致贵校之函，）示知！此次弟在猺山，共猎鸟六千余，破西人在吾国采鸟之记录，因弟有剥鸟之技人六人，皆久经训练者也。此地孟真颉刚诸兄，嘱念及吾兄，特告。忙中草此，不尽欲言。此上，敬叩公安（弟树帜顿首十九日”

　　没有语史所就没有史语所，没有中山大学就没有跨学科参与获得田野调查的最新进展，杨先生似乎有过河拆桥之嫌，对实际情况不了解，傅斯年是唯一可以与上级领导通消息的，当官的坐在办公室琢磨南蛮那帮小子是如何蒙骗领导的。顾颉刚辛辛苦苦计划写作署名在傅前，筹备完一无是处；辛树帜开先河之举但暗中却没有好评。

　　从始自终，研究所就需要钱，顾颉刚要300元费用自己支配，傅斯年与蔡元培的信札多处讲钱，1928年5月5月5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位筹备员致蔡元培、杨杏佛报告四月初三收到三千元，提出预算每年十二万元，若月一万尚感觉此困难，月五千难成事。史语所发掘和调查是与传统的“国学院”是有区别的。1928年4月2日傅斯年拟邀请胡适来广州讲学，傅斯年致函中主动讲钱，拟送来往川资四百元，每月照此间教员最高薪数大洋四百元（或毫洋五百）。杨杏佛是总干事，复史语所的信大部分由他具体负责。11月尾的信谈的是10月的钱，已经是“冻过水”。

　　陈寅恪从进入史语所到在香港沦陷时求助傅斯年，几乎信信求金，斯文的钱啊！1928年9月傅斯年致函陈寅恪谈整理清内阁资料之余，开始谈研究所补助退还部分清华教学工作量的薪俸，从北平开始工作之日补。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复陈寅恪报销旅费问题、加薪问题、能否不到李庄留桂林领专职研究员薪金问题，均是经济学的问题。

　　傅斯年在1930年8月4日致电留在广州善后租住柏园旁边恤孤直街的会计肖纶徽，电报内容依然是与史国禄的钱：“付史究若干，函中各项外另付否？年”。傅斯年也发电报史国禄，开始是由庄泽宣转，根据1930年7月30日电报上史国禄地址在东山Pak-tsi路16号。杨总干事也着急，抱怨辛树帜在广西用钱，机构改革又刚开始，大学院领导为蒋先生，又改为教育部，机构改革都不知道明天的钱在哪里。

　　顾颉刚在任国荣的《猺山两月观察记》跋语中，言及辛树帜、任国荣等生物系师生于1928年5月至7月在广西瑶山开展生物学标本采集的同时，晚上又举行语言学、人类学的调查。此次调查得到动植物标本二万余件。

　　由钱引出猜疑问，杨总干事暗中抱怨辛树帜乱花钱，将来的成绩中山大学和史语所难分清。毛主席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老同事辛先生可是大气的人，弃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当进入大学当教授，1932年最早支援大西北成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9年4月改为西北农学院。1945年再建兰州大学任校长， 理工男比文科男提早研究人类学、民族学，“辛苦辛苦，独树一帜”，为史语所开人类学、民族学先河。清华校报同天报道辛先生赠鸟和关于猺山的调查，同版刊载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12月30日关于中央研究院性质和内容谈话采访，在谈到各所进行的概况时，居然将语史所形容为“分立于广州北平河南各地”，按照蔡元培1928年12月26日致冯玉详的函是拟在河南设彰德办公处，“挖掘地层，籍便考古”。客观表达应该为，在广州的史语所在河南彭彰和北平设两分处。分管财务的上级领导不清楚野外考察、考古现场和办公室的区别，野外考察的补贴估计没办法通过审批。幸好根据杨先生的看法，史语所成绩不算最差，杨先生认为史语所至其时完成计划的十分之五六，气象和地质两部完成了十分之八九，物理化学工程三所完成十分之二三。

图为从街道上所看到的柏园，拍摄于2022年2月28日。

　　三、男儿自当强

　　《顾颉刚日记》10月21日写道：“写定生信。看《猺山两月视察记》。功甫来。到叔傥处，未遇。元胎夫妇，其妹来，与履安艮男同出。仲琴偕其次子来。作《猺山调查专号》跋语，未毕。仲琴来，同到孟真处开会，讨论中央研究院事，并看房。”

　　安阳发掘考古共发掘15次，参与工作者以国立中央研究所考古组，所组成的团体因时代不同随时间改变名称。第一次发掘称为 “掘地层委员会“，第二次发掘称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老古组田野工作”，第三次称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彰德办事处”。第一次董作宾主持，参加者有张晋锡、郭宝钧、李春昱、赵字廷、王湘兴共6人。张晋锡和郭宝鉴是代表河南省。第二次发掘李济主持，参加者包括董作宾、董光忠、王庆昌、王湘、斐文中等，1928年3月7日开始，5月9日结束。（引自石璋如所著《安阳发掘简史》。）

　　1930年1月15日傅斯年致函黄际遇，函中谓“中山大学同人待弟之钱疋，思之弥深，下次至汴，必作一系统演讲耳。”信中的中山大学学人此时可以有两层理解，一是昔日傅斯年供职广州的中山大学，一是黄际遇任校务主任、校长的河南中山大学，即1930年由1923年建立的中州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黄际遇为广东澄海人，1926年时42岁的黄际遇就进入时为广东大学刚改名的中山大学任教，全能全才，傅斯年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高人。黄际遇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美国芝加哥大学留过学，担任过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教授、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主任、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河南中州大学数理学系主任等多所大学教职，1935年回粤中山大学继续任教，辛树帜为其门生。离开广州后，傅斯年遇到瓶颈依然需要广东中山大学的前辈解决问题啊，关于河南政府与中央研究院“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最后是黄际遇以河南省教育厅长身份参与制定的。黄际遇对殷墟发掘的贡献已经没有人念及了。

　　研究所与大学合作有人才来源是重要的优势。陈槃，广东五华人，为中山大学文科学生，顾颉刚颇为看重。1928年，陈槃修顾先生“上古课”“《尚书》研究”“春秋”均得到个别指导，师生以通信方式讨论“黄帝事迹演变考”刊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31年毕业后进入史语所，1946年升任研究员。

　　由于黄际遇等的协调，河南大学可以派学生参与殷墟的挖掘实习，石璋如和李燿（尹达）就是河南大学第一批实习生1931年参加发掘，在1932年毕业进入史语所，成长为考古学界大家。1937年12月6日刘燿在一篇未完成的“日照两城镇陶器报告中最后一段写到：“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刘燿在抗日战争中赴延安，改名为尹达。1928年12月18日董作宾致函傅斯年，函告与李济决定明春开始工作，推介郭宝钧为本所助理员，拟在一个月内将报告呈上。郭宝钧受聘未成，谅必傅斯年先生此时后悔莫及。此后郭先生才受聘成为董作宾的重要助手。董作宾也推荐了尹达、石璋如进行史语所。郭宝钧1931年又参加辛村发掘，根据现场笔记发表了《濬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于《集刊》。

　　1928年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杨成志先生，刚进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马上担负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所两所联合调查任务，历经两年云南调查于1930年才回到广州，可以说是史语所“出差公干”第一人或者是董作宾之后的第二人，1928年12月28日致傅斯年的信关心史语所的近况，在云南阅上海报获知赵元任赴粤进行两广方言调查非常高兴。1930年史语所已经迁北平时，杨成志还在“出差”。在云南调查期间，对彝族调查深入，收集的彝文抄本《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至今仍然为发现彝文店籍中抄写年代最早的一部。在云南杨成志一共给傅斯年写了不少于九封信（其中有部分写给顾颉刚和傅两人），报告调查情况。杨成志于1929年3月26日在金沙江滨写给容肇祖的信函中写到：“今天接北明君来函，欣悉我们《民俗周刊》出了许多专号。”“在我的萍踪靡定之行程中，屡想写信给你，只因时常有函报告孟真和顾颉刚两先生，想你一定得阅。——所以屡提起笔来终于未能写就”。当余永梁病重巴黎之行无法成行，1930年杨成志回到广州试图请求傅斯年让机会给自己，查阅《傅斯年遗札》，傅斯年1930年5月20日致信回函拒绝了，傅斯此函还是托李方桂转交。开头客气：“足下在云南时，我屡欲写信，而不知住址，故未能写，歉歉！”函中述及“留学一说，想是误会，一则余先生并非去留学，乃是去抄书。二则他虽病，不能去，却并未’出缺’。如后来他不能去，（我们此时还希望他快快好了可以去）此事或者作罢，在或者另寻一位熟习六朝隋唐学问的人去，与你的一行不相涉。”“每日三十元津贴之补助（此款当时本想寄去，因不知确止，颉刚先生又言兄已将反，故上海方面未寄。）应补志此研究所与中大研究所脱离一切关系为止。”杨成志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应该是争取待职称（编辑员）和留法机会，领导忙两年不复信，对一线干部漠视，一复信严肃的很而且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云南两年的事，只是这精神可嘉，不能自谓是有结果，不能听人恭维的话。”聘任编辑员不可能，只能任助理员，月薪120元。

　　男儿自当强，辛树帜先生爱才，1930年送杨成志赴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留学，学习人类学获得“人类科学”证书，1933年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返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杨成志、黄际遇和容肇祖一起辗转多地坚持烽火育人，在粤北坪石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指导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像梁钊韬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乃至数学、天文学的精英。容肇祖于1942年度中山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兼职指导教授。

　　杨筠如、黄淬伯同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毕业后进入中山大学任预科教授，后转入史语所。朱芳圃在史语所时间不长，但是最早聘用的助理员之一。《朱芳圃年谱记》记载，1928年秋由余永梁介绍进入史语所史语所，发表《评卫国贤古史研究》等多篇文章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1929年春杨筠如因病请假，托朱芳圃代课，8月离开广州赴温州浙江第十中学任国文教员。参加创建和研究工作的同仁，离开史语所后花开多枝。命运前途各不相同。篆刻史语所第一个印章的商承祚先生1939年秋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48年秋回中山大学任教。预算表有领薪的常惠进入国立北平研究院，1931年夏朱芳圃在河南大学国文系、历史系任教。杨筠如于1929年9月离开史语所，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31年夏进入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在1933年到河南大学任教。黄淬伯于1929年10月离开史语所赴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早期史语所三位筹备员之一的杨振声先生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顾颉刚先生、罗膺中先生也短时间在该校任教，当史语所北迁，最早一批未随迁的学人聚集的大学，除了中山大学，就是青岛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史语所东山柏园第一块招牌书写者顾颉刚由沪至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辛树帜再任西北农学院院长。容肇祖在1952年至1956年在北京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任研究员，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所任教授。罗常培于1950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所长，1958年去世。1949年冬杨成志进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略图》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简表》，1952年参与创办了中央民族大学兼文物室主任。  

　　1928年10月21日在傅斯年家中参加会议的包括傅斯年、顾颉刚、丁山、商承祚、罗庸、罗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9位中山大学教师，是当之无愧真正的史语所奠基人。当年参加史语所正式迁址前一天会议的先生们，不少早逝，惜英年离开人间的数位，余永梁1930年精神失常，终生未愈，1951年病终。黄仲琴1942年病逝于香港。丁山1932年离开史语所，最后的职位在山东大学任教，惜1952年早逝。1927年进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庸参加10月21日会议，1931年罗庸（罗膺中）离开广州到了浙江大学任教，罗先生出版的《习坎庸言》著作就是取罗先生书斋号“习坎斋”题为书名。1949年与梁漱溟等在缙云山顶闭关静修。1950年4月前离开云南大学，1950年在病逝前被聘为北京历史博物院院长。时罗先生在梁漱溟先生创办的勉仁中学任教。

　　四、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贡献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设立，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创办密不可分，更是与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联系海外便利，得益于孙中山先生为这座城市注入革命创新、包容开放的基因而奠定的社会人文氛围，广州方能够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发源地。

　　回顾历史，近百年前学术前辈探索中国人文科学学科建立，为中华民族复兴立学术救国，广州时期的史语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探索了一种以大学为依托建立国家研究机构的人才资源和学术成果双赢的学术研究模式，研学相长而师生共学，非一人之功。

　　（二）利用广州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吸引海外学子回归报效国家展示爱国情怀，世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直接运用至中国文化研究。

　　（三）打破了非北大、清华国学为正统的落后思维模式，博揽众采培养人才，为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而摆脱近亲繁殖的局面。

　　（四）走出书斋开创了野外调查的新局面，培养了刻苦勤劳的学术风气。

　　（五）在中国现代人文科学流域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首次产生数量和质量如此集中的研究成果。

　　（六）确定了维持近百年的学术研究领域、方向，革新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坚持中国文化研究西人能为之事国人当然应该可为而不被替代。

　　（七）开启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延续采取切实可行的整理行动。

　　（八）中华文化多民族的特质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鉴于此在2022年2月底提出柏园遗址保护利用建议，获得相关方面的接纳。遂于4月完成柏园历史上篇为活化利用参考。2022年6月3日再次赴东山柏园，发现仍有问题没有解决。近期再催促，得回应甚慰。嘱柏园大院可以注入赵元任先生研究成果“台山语料”台山话“讨新娘”故事学讲方言内容，室外利用商承祚和董作宾的甲骨文为题材，建立“东山阅览室”，公共空间越多而丰富，百姓更愉快，先师更宽慰。

完稿于2022年6月11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附录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一

广西猺歌记音

赵元任著

出版于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期民国十九年

定价一元

　　广西猺歌记音，赵元任著。全书所收凡一百九十七首，可分为三部分：（一）正猺歌九十首，（二）十二月花开歌十二首，（三）甲子歌九十五首。全书俱列汉字猺歌，并用国际音标注明猺音。赵先生序言，第一节各述记音情形，第二节为猺歌音韵概说，说明猺歌在音韵学上的地位；第三节为记音凡例。案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尤其是语音方面，一向只有西洋人同日本人会稍稍作过一些有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中国人自己知道留心去从事研究，还是以广州中山大学为始，赵先生这一部书就是以一九二八年在广州时从猺山先生听来的为根据而著成的，在中国的学术界，正式以科学方法研究西南民族语音，要推此书为首。我们希望赵先生开了这一条路以后，能够继起有人，继续从事于各种族的语言，民俗，种族等的研究，庶几对于西南民族的来源，现状，同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都有一种新的启发和贡献。（方）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四

厦门音系

罗常培著

出版于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期民国十九年

定价二元

　　厦门音系，罗常培著。罗先生在他的叙论中说道，“厦门话是中国方言里很重要的一种语系。它的领域，往广义里说，上自闽南，下至于潮汕，琼崖，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乃至一千五百万人能操这种方言。但是在这个大的方言区里，各地的方言当然还是大同小异，不能完全一致。其中比较最流行，最普遍的只有现在厦门跟鼓浪屿一般人所说的话算是具有这种资格。本篇研究的范围，暂以后面这种狭义的厦门话为限。”至于厦门音系的特征，罗先生在自序上说得很清楚，“至于厦音特征，窥见古今流变者：声母则有舌头无舌上，有重音无轻音，有齿头无正齿，全浊多混于全清，次浊半转为全浊；韵母则宕通相混，梗会无别，豪算而同歌，侯侈而入模，骑蚁存支部之故音，鼻韵为对转之津渡；凡此种种，均著于篇。若夫语性之探讨，词丛语法之完成，既非音系所赅，姑以俟诸异日。”（方）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四分，出版于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期民国十九年，定价三分八角四分九角，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四号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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