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旧文新动能——再论粤东左联文化青年红色之旅
2018-10-29 上午 11:55   作者: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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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出版的《邓颖超文集》收录了邓颖超89篇从1938年至1992年写下的文章、书信和报告,其中有一篇祭文“悼念陈波儿同志”。邓颖超同志作于1951年12月1日的这篇祭文写到:“波儿同志,你的死讯带给我沉重的悲痛。你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正当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日益发展,我们正期待你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的时候,亲爱的同志,你突然死去了,这是党的、人民的、妇女的一个损失。”“两年来,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饶在我的脑际,然而你已不在人间了。亲爱的同志,我们将加倍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坚决地消灭侵略者,以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悼念你的最好的办法。亲爱的波儿同志,安息吧!”对一位艺术家,邓颖超同志如此之感人肺腑的祭文,是对波儿同志这位来自韩江奔向上海,早年认识时正积极参与左联活动的文化青年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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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波儿庵埠家乡的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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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八十年代时期出版的洪灵菲、冯铿烈士遗著,巜大海》为洪灵菲著,巜重新起来!》为冯铿著,而《月下》是近年出版的洪灵菲作品、冠于民国名家。

  陈波儿有幸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而在上海与她来往的粤东几位左联青年,为信仰倒在屠刀下。左联文化青年洪灵菲,是唯一被杀的“左联七常委”,也是最年轻但最早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文化青年;冯锵是“左联5烈士”唯一的女性,多么年轻、才24载的年华。与冯锵从韩江共同奔赴上海的许峨先生,于1931年4月12日在上海写到:“她死了,她不死于缠绵的恋情而死于伟大的革命,这是我所引为悲壮的!今天重读此诗,她的真挚热烈的情感,活跃纸上;我们过去的恋爱生活,也仿佛重现眼前。低吟讽诵之间,不觉涕之无从矣!”[1]同洪灵菲一直相伴前行的戴平万,仅42岁就逝世,没有看到共和国成立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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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各类左冀文学、"孤岛文艺"的研究,戴平万在上海沦陷后,从左联成为"孤岛文艺"共产党领导者之一,坚守至1940年。近年有不少孤岛文艺研究出版,包括海外学者,如巜灰色的上海,1937-1945》。但许多的研究似乎忘记了戴平万,而是强化了几位名人。可能是戴平万从事地下工作、或者早逝,也许人们眼睛盯着大树、忽略了森林。戴平万在左联解散后,从东北返回上海,通过"文协"、"译报"等载体开展民众教育鼓舞抗日士气。

  根据饶东同志的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戴平万带他在上海参加进步读书会,在聚会时见到陈波儿。有趣的是,丘东平也是在日本加入左联文艺组织,而当丘东平任鲁艺华中分院教务主任时,戴平万同志与丘东平同志又再次相遇任文学系教授。

  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但故人旧文却永恒,再读旧文,不仅仿佛重返旧时光,更能够获得新动能,看到他们对故乡、家人的眷恋和对信仰之坚定。

  洪灵菲在《家信》中写到:

  “母亲!信和菜脯都已经收到,我在你们的伟大的爱中沐浴着。你们的伟大的爱对于我是和日光一样需要着的。唉,母亲。在像我现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状况下,伟大的爱和日光对于我都是极其重要的,就和穷人需要金钱一样。甚至和监狱里的犯人需要自由一样。母亲,在你们所给予我的伟大的爱之下,我禁不住在洒着眼泪,然而这眼泪是甘甜的。这眼泪使我感到异常神秘,使我的枯燥的心灵润温起来。这眼泪使我健康,使我充满着精力。母亲,我对着家乡的‘菜脯’不知不觉地大动起乡思来了。母亲,我们故乡是世界最美丽的一个去处。或许我未免是说的太过。但我的感觉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故乡有着辽阔的天空,有着空旷的大野,有着美丽大河流,澄澈的池塘。在秋天的时候,有着耀着日光的黄叶…… ‘回到故乡吧,去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吧,去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吧!’我几乎要这样喊出来。但当我定一定神,我感到这是一场虚空的梦,这是一场渺茫而又达不到的梦。这种梦是中世纪的诗人才能够做的,我们不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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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江边上的红棉树。

  在1930年3月1日初版的《气力出卖者》中,灵菲先生写到:

  “母亲,我将和你们永别了,永远地别了!可是,母亲,我郑重地请你不要哭泣,因为哭泣对于我们并没有多少好处的。……母亲,我的生命是完了,但我愿意我的说话永远在你们的脑子里,在一切被压迫的人们的脑子里生了根。”[3]

  抄写了这一大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作品,为的是纪念而不是忘却。如果在韩江河堤、码头记录铭刻这些带着眼泪和血的文字,它们的艺术感染力自然而生,顺着韩江,一条红色之旅可以为地区产生精神和物质的新动能。对韩江、西堤码头和东江的家乡,洪灵菲作家在《流亡》有这样的描写:“由这S埠至T县的火车已经没有开行。埠上几个小工厂的烟筒没有了袅袅如云的黑烟。街上因为清道夫没有到来洗扫,很是秽湿,苍蝇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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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堤公园改造前。

  西堤码头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记忆的纪念地,从这里奔赴厦门、或者南洋的上世纪30年代的革命青年,在许多艺术作品均有笔墨记录之,应该增加“红色记忆”的元素。洪灵菲在逃往新加坡乘船时写到:“由S埠开往新加坡的轮船,今日下午四时启锚了。这船的名字叫DK,修约五十丈,广约七八丈,蓝白色;它在一碧无垠的大海中的位置,好象一只蟑螂在无边的草原上一样。”从西堤码头回到家乡,在《流亡》自述性的小说中也写到:“他下车的这个乡村叫鹤林村,由鹤林村再过三四十里便是宁安村,由宁安村横渡一条河面阔不到一里远的韩远河便是仙境村,再由仙境村前行不到三四里路远便是A地,他的旧乡。”韩远河就是韩江,其它村名是化名,如果按照灵菲先生的描写,一条南粤古驿道灵菲足迹自然而成,今天在东江与庵埠之间,仍然有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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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梅光渡口。

  灵菲从金山中学进入中山大学,对广州的校园在小说《前线》中也有如此的描写:“S大学是前清贡院的旧址,在后来改作两广优级师范,后来,又改作广东高等师范,再改作广东大学,直至现在才改称S大学。S大学的建筑物和两广优级师范时候丝豪没有改变,灰黑色的两座教室、大钟楼,军乐楼,宿舍,——这些古旧的洋式建筑物。”洪菲在文中说到的大钟楼是黄色的涂料,今天依然是黄色的模样,古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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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原中山大学钟楼旧址,钟楼建于1906年,1927年鲁迅应邀到中山大学任教,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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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明路中山大学旧址钟楼和古树,洪灵菲同志在此学习,最受影响的老师是郁达夫先生。今天昔日戴平万学生时代所描述的树木古树依然充满生机。

  从节点着手,从简单之处用力,是红色之旅的设立原则。对汕头特别重要的是冯锵烈士的活动和旧文中的感受和思想。对中学时代汕头的生活,冯锵写到:“C教会的E国人真是难得,他-她-们本着主耶酥的博爱精神,把整千整万的洋金,汇到我们国里创办教育机关,建筑些含有english的洋房子做学校。不消说,和租了一两间昏暗的民房,便挂起市立、私立的招牌比较起来,青年学生们望了望那含着诱惑性的堂皇高大的洋房,耸起在绿草如茵的运动场上,为了精神身体两方面着想,总还是低着头儿合了眼睛,跟着教主耶酥更为上算吧!”。在其《最后的出路》中对故乡又有一番文字:“在南中国最南的K省,有一个通商口岸A市,从A市到C城是一条铁路。在铁路向东远望,一带连绵不绝的青山和它——铁路——形成平行线般起伏着,山麓是点缀了疏疏落落的几十个小村。”对汕头现在金山中学的景观有如此之写意:“在这里,向海面一望,对岸是苍黛参美的K山,现在山下山上,却点缀了许多西人的洋房子了,也成了A市民众唯一的游息的地方了。”[4]中学时代的冯锵,在汕头的《右联期刊》、《岭东民国日报》就发表了许多颇有思想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她最后充满革命浪漫主义写作走过来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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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冯铿作品巜红的日记》,冯铿五月廿十八日写到:把印着他妈的什么遗像遗嘱等东西的硬封面连同已经上墨迹的上半部一起撕掉,这册日记上就裱成赤裸裸的纸簿子,还随着日历。好呀!我立即抓起这根秃头来水笔,在第一页上,填上,大大的四个字"红的日记",底下还歪歪地签了个马英的小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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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冯铿烈士遗著巜重新起来!》。

  在其《重新站起来!》中写道:

  由码头通至A城里的官道上,两旁的柳树都呈现着零落的气象。似乎要告诉道上的行人,“南国的残秋是消失去了”!由柳树隙望去,两旁的田野都长满着金黄的禾穗,翻起阵阵金波,当晓风把它吹拂着的时候。初冬的丽日温和地从前面那些柿树隙,斜照在这蜿蜒的官道上;田野里的稻香,带着泥土的气息,一阵阵似有似无的蒸发出来,含着许多使人沉醉的力!A城的名胜北岩和西岩,就在这官道的两旁的乱山中。还有有名的文星塔,任凭行人怎么转弯抹角,老是浮现在眼前的。

  还有,冯铿烈士的一首诗如是写到:

晚祷的钟声

  不料又是一天晚祷的钟声,

  这我可不知道了!

  在悠悠的余音里,

  偷看你,也沉默的蹙着眉头。


  今早特地忘记带了表儿。

  想在沉醉里尽量享乐这一天,

  不知道午也不知道黄昏,

  索性待灯光一灿时,那时呀,

  在惶急里总可减轻一些别恨!


  明天还是不来的好吧!

  谁叫你这样使人难舍!?

  不见时尚好陶醉在相思,

  只有这晤后的别离呀,

  这凄凉的一度回盼!

十五,十一,六晚,汕头。

    (原载1928年2月16日上海《白露》半月刊第2卷第8期,署名岭梅)

 

  左联五烈士被害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版了五烈士的专刊,《红的日记》被翻译成日文和俄文。鲁迅为左联五烈士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歌颂他们。今天,从故人的旧文摘取下来他们对家乡、对信仰的文字作品,充满新的生机,是为了“不要忘却”!

 

  注释:

  [1]李伟江,编后记,冯锵,《重新起来》,花城出版社,1986年,452页

  [2]乐齐主编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洪灵菲小说精品》,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356页。

  [3]洪灵菲著,《大海》,花城出版社,1984年,336页。

  [4]冯锵著,《红的日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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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