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以红色之旅赋予古驿道之新动能为己任，从歧澳古道群英故里杨匏安故居出发一直追溯，进入广州城。珠海杨家祠杨匏安故居成为纪念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反观杨匏安主要参与革命运动的广州，于1919年写下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文章之屋，破烂不堪，修缮活化利用广州杨家祠迫在眉睫。

　　出生于歧澳古道旁翠亨村的孙中山先生，少年在广州接受医学教育，走出广州城门到了大千世界，也是绕了一大圈再进入广州城，在广州形成其人生最为灿烂夺目的革命人生高潮。无论是杨匏安还是孙中山，广州历史街区留下了他们无法磨灭的足迹，他们均在广州、香港和澳门三地活动，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的重要内容。

　　杨匏安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38年，也就是1858年，入侵广州的英国随军记者在一幅伦敦插画上写到：“一群炮舰成员在珠江上祈祷。1858年1月18日，英国旗舰抵达虎岛，珠江平面图展示英国炮舰的分布。”进攻广州城就是在歧澳古道前的珠江口开始。在歧澳古道临珠江口的英杰，更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感受更直接与愤恨。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鸦片战争的硝烟仅过去8年，仍未散去。

　　广州杨家祠的修缮活化利用，与杨匏安出生的珠海北山村杨家祠的修缮需要寻找到差异，杨匏安在广州十年以及少年受教育时，其活动范围遍布广州城内外，工作和革命活动的地点至今可寻，除了杨家祠建筑本身，他在广州的城市活动轨迹，需重新立牌介绍。杨匏安先生的革命活动史迹线路为广州历史文化再添一笔骄傲的人文财富。下面将杨匏安先生重要的活动场所，借助留存100年的历史地图，我们开始寻找杨匏安之旅。

图为杨匏安《寄小梅》手稿原稿，写的稿纸上印有“保血公司”一公司名，英文为The Blood Protection Co. 同时有九龙地址（Kowloon Nalhon Road 314 316），下面有英文香港——192字样。

　　 一、广雅书院

　　推测杨匏安1911年前后至1914年前在广州的广雅书院上学，广雅书院在1912年10月21日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正是杨匏安上学的时候。通过分析不同年代的广州历史地图，广雅书院依然是孤立的在西北角，周边还是农地。其名字倒是改了几次。

图为1907年的广州历史地图，广州城墙尚未拆除的西北面方型独立用地为广雅书院，从北江进入的水道至此，借自然水系之水在其方型书院墙边环绕为防护河。

　　1888年建立的广雅书院，有张之洞的鼎力支持，一出世就不同凡响，经、史、理、文四科的设置，是领风气之先。但为什么选择离开传统书院云集的中心城区，而在城墙外？这也许与制造局、西村和联通北江的河涌有关。

图为1923年出版的广州历史地图截取的局部，上面注明“第一中学原名为广雅书院”，45年过去了，自然水系引入书院中的庭园成为园林水景仍在。

图为1937年的广州历史地图，省立广雅中学校环境有所变化，铁路靠近，市政道路出现，但水系依然不变。

图为现为广雅中学的庭园水系。

　　二、杨家祠道

　　杨匏安再次来到广州并居住10年。在他1907年刚到广州时，德国人制作的省城内外全图与1921年地图对比，杨家祠西侧为两广部堂，巡抚部院长条形的用地是将于1918年使用的中央公园和市政厅用地。书院、官办和私办学堂在广州城市历史中心城区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但转变功能，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的平凡而光芒四射的杨家祠（泗儒书院），很少在研究书院历史的学者的书籍中提及。在1907年这一地图中，并没有标注泗儒书院。较早建立的书院是禺山书院，建于1208-1224年间；1656年平南王尚可喜等捐修广州府学宫；1710年建立的粤秀书院旧址处于现在的北京路越秀书院街。1821-1902年广东创建书院多达156间［1］，学海堂创建于1820年，菊坡精舍建于1867年，应元书院创建于1869年，均处于广州城内越秀山下，杨家祠也就是泗儒书院距离这些书院均很近。

　　1921年出版的《最新测绘广州市面马路区域全图》为光和眼镜公司买眼镜后的赠品，宣传推广和地图结合。这是第一张可以在地图查到“杨家祠”地名的历史地图。图中第七甫58号为《广东中华新报》报社所在地，杨匏安是此报的兼职专栏作家。原城墙存在时，从正西门出城往西关，所处位置就是第六甫，第七甫北联接第六甫。每甫多有特色的业态，第七甫是报馆集中之地。

图为1921年的广州地图，上注有“杨家祠”，黄色的道路为当时已有道路，红色的道路为拟建设道路。

　　杨匏安后期搬到社仁坊居住，杨家祠继续作为共产党的活动场所，现在广仁路社坊里民居已经拆除，仅剩下一栋宿舍楼22号。社仁坊在杨家祠对面有标注，此处为局前街与司后街联接。杨家祠与大小马站书院群为广州府。杨家祠是广州行政中心中众多书院之一，书院包围着贡院和学宫，是广州近代城市研究被忽略的课题。广州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成为政治中心，发挥了作用。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邱氏书院，后有泗儒书院（杨家祠）、番禺学宫（农讲所）。从1921的地图到1923年、1937、1938的地图，均标有“杨家祠道”，证明其在广州的知名度。

　　100年前，杨匏安在杨家祠开始写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杨家祠对广州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革命活动贡献巨大，也证明杨匏安、杨章甫两位最早的共产党员的胸怀，将自己家当成风险很大的共产党活动地点，杨匏安母亲、妻子、妹妹等人的理解支持才能够保持活动地点的长期存在。“1924年秋，中共区委成立，杨匏安任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经常到杨家祠开会。”［2］这里也是共产党员报考黄埔军校必到处，“中共中央通知：黄埔军校招生时，应考的中共党员先到杨匏安处报到，再由杨匏安介绍给周恩来。”［3］1925年杨匏安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罢工委员会有时在杨家祠给罢工工人发放各界捐款。”［4］

　　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21年8月，陈公博由上海开完‘一大’回广州，在高第街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开会，传达‘一大’决议精神，中共中央广东党支部遂成立，书记改由谭平山担任，组织陈公博、宣传谭植棠。党部设在广州太平沙谭平山宅，及在广卫路杨家祠杨章甫家活动。”宣传员养成所是陈独秀的创造，经费有30万，是省立中学的10倍，这是陈独秀利用了任广东教育委员会领导的优势。［5］在20年代的杨家祠的革命活动功能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共产主义广州小组活动点；

　　（二）共产党广东区委活动场所；

　　（三）黄埔军校招生时应考的中共党员报到处；

　　（四）省港罢工委员会给罢工工人发放各界捐款处；

　　（五）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邮寄广东团委收件处；

　　（六）中共三大会场外的活动点；

　　（七）党干部临时住处，如秋白先生曾居此并写作；

　　（八）为外地来共产党员熬药调养。

　　杨家祠的隔壁就是两广部堂改成的民国省长公署，省长公署的主人有两次是杨匏安非常熟悉的朋友廖仲恺，廖仲恺在1923年5月7日至1924年任民国广东省省长，第二次任期为1924年6月12日至1924年8月29日。这阶段杨匏安经常在杨家祠。现在民政厅前如果利用草地将省级行政机构变迁的历史用信息牌展示出来，可以扩大杨家祠的游览访问量，增加历史感和可读性。

图为1923年的广州历史地图，第一张以“杨家祠道”注明杨家祠地点的历史地图。图上显示省长公署和杨家祠附近的城市道路已经修筑完成，交通条件良好。此历史地图是广州市政厅工务局和广东陆军测量局所制作，准确性高，标注规范，比例是1：4000,图例中表示，涂有黄色的道路是已经完工的道路。

图为1938年制作历史地图，图中标有“杨家祠道”。

　　从历史地图看，省长公暑是此历史阶段省行政单位的称呼，杨家祠是最靠近民国省长公暑的民用建筑。省长公署1925年改为国民政府，在1937年的地图上显示杨家祠旁边的国民政府改为省政府、民政厅。

　　广州在成为独立的城市行政区之前，经历了各种省与城市间制度的微调，政治人物的不停更换，地方城市管理的制度难以有序推进。由于是州治、省会城市所在，在独立城市型政府出现之前，基本是省级的行政官员直接领导城市的建设。民国时期，军事斗争及中央政权更迭频繁，无暇顾及或因军阀割据无法一统地方建制。在这段特殊的“自由时段”，都督、省长各种类型的省级行政官员对城市管理制度设计获得自由发挥的机会，而且产生重大影响。1920年，陈炯明主粤时，推动地方自治，改组了市政公所，组建市政厅。于广东省而言，陈炯明时代（1920-1922）是权力下放的开始。

　　国民政府时期，将省长制改为委员制，制订了省政府组织的相关法规，并影响日后二十多年的省的架构。同时也影响省、市间的行政关系、空间互动关系。

　　最为完整地表述省政府组织是1925年拟定的《省政府组织法》。该法明确了省政府管理全省事务的权力，并确定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个厅的组织机构，确定了委员制和省政府委员会的模式，委员兼厅长，省政府主席由七名委员中产生。孙科任首任建设厅长，提议将涉及建设的若干机构归并于建设厅之下。这一系列机构包括治河处、航政总局、电报总局、电话局、广三铁路局、粤汉铁路局、公路处。“建设厅提议，请省政府令行后列机关，于七月三日起直按归建设厅管辖：治河处、航政总局、电技总局、电话局、广三铁路局、广九铁路局、粤汉铁路局、公路处。（议决）照办。”［6］

　　涉及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机构从制度上得以统筹。如公路处的建立，解决了广州城的城市道路向外扩延，与周边城市的城际交通建设问题。广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协调方面得到制度上的支持。

　　1926年省政府的组织法规又进行修订，增加常务委员这一层面，委员可以不是厅长兼任；增加了加强国民党领导的条款，省政府要接受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的指导。1927年再次修改并公布，委员增至9至15人，并每月须向“政治会议”报告，三个月后又再修订，强调以“国民党党义综理全省政务”。1930年的修订版本“党”的提法删除，替代的是“政府建国大纲”。

　　在1928年修订时强调了“厅令”的作用，对民政、建设等厅的职能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20世纪30年代的修订版本将建设厅“关于建筑新市、新村的事项”去掉，应该是避免与市政府的职能重叠。其后十年，由于战争的影响，法规没有修订，1943年再一次修订，列明了省政府的十二类议决事项。

　　三、时敏路

　　时敏中学是杨匏安在广州谋生立足的第一站。1898年3月，时敏学堂向社会发出创设的“公启”，在澳门《知新报》、长沙的《湘学报》刊登，“公启”写到：“名曰时敏，窃取书为学逊志务时敏之义，言敏于时务也”。［7］时敏学堂章程写到：“笃交谊以励实学。本堂志在振兴，尤实坚定……勿拘拘于长幼贫富之间。”［8］萧友梅于1899年考入时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音乐课是正式课程，这种新式教育为萧友梅成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奠基人打下基础，1901年毕业后萧友梅自费留学日本。

　　黄炎培在1930年发表的《清季各省兴学史》中写到：“广东省前清末年最早创办者，为广州时敏学堂，为新会陈芝昌，三水邓家仁、家让等发起，捐资设立，是为设立学校之始。”“然以经费支绌，民国八年遂至停办。民九年改办铁路专门学校，亦经费不足，数年而辍，今已改办国民大学，即时敏学堂之学址”。［9］此文献可以佐证“时敏桥”的称呼在1930年已经存在，校友邬庆时在1930年写到：“余谓纪念最广且远者，莫如时敏桥。桥本无名，以时敏学堂得名。”［10］时敏桥因时敏学堂而名文中表示得很清楚，时敏的意义为敏于时务，这从“公启”中找到答案，多年来文章复制一次又一次，就是没有寻找到历史文献的佐证。

　　时敏学堂创建于1898年，为广东首家民办私立学校，1912年改名为私立时敏中学。1922年校舍为国民大学使用。从1949年前出版的地图上均可以找到“国民大学”的位置，同时有“时敏路”的名称，为多宝路的延伸段；国民大学为上世纪20年代利用原时敏学堂校址建立起来的私立大学，1951年国民大学并入广州各高校中，现在时敏学堂原址是省水文局办公楼和越秀区教育局两部分，中间多宝路穿过抵江边。

图为现在的时敏桥。

　　时敏中学改为广东铁路专门学校，在1923年地图上得到注明。1938年日本制作的广州历史地图，1917年的地图以宣统元年的测图为基础，时敏学堂前后没有路，南面为池塘，与黄沙有小径连接，粤汉铁路在水面从学堂西北面穿过，学堂侧面直接面向珠江，学堂分两部分，估计是设立时敏小校，现在的荔湾区教育局。附近有路德女学校、广东公学等三所学校。

　　现在留下与时敏学堂的唯一地理标记仅是“时敏桥”，其跨越了荔枝湾河涌，直接往黄沙珠江，现在统称为多宝路。杨匏安应该对这一带非常熟悉。1923年在黄沙海旁街杨匏安开“北江商运行”为共产党筹措经费，他非常熟悉铁路工人，建立粤汉铁路局黄沙地段党支部并任书记。因为粤汉铁路的终点在此，从这一系列历史地理空间中可以找到答案。

图为1923年广州工务局和陆军测量局地图中的粤汉铁路和广东铁路专门学校的具体位置。

图为多宝路通珠江口的尽端处，原时敏路未，100年前原来粤汉铁路总站和池塘的地方。

　　杨匏安在广州谋生养家靠的是中学教书和稿费添补，他分别任职时敏中学、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南武中学现在的学校围墙上的浮雕塑造了三位杰出校友：谭天度、潘达微和何剑吴。杨匏安在此校任教，惜没有列入。

图为南武中学现在的学校围墙上的浮雕塑造了三位杰出校友：谭天度、潘达微和何剑吴。

　　1917年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最高的教师级别分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根据1919年《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记载：陈独秀为300元；李大钊是五级主任，为120元；毛泽东是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为8元。

　　杨匏安也担任过《粤路丛报》编辑，分析1918年至1925年的《粤路丛报》索引，内容基本是铁路路务工作，包括路段催缴款，与省政府、市政厅和财政厅的公文来往汇编。相信办公地点离这里不远。

　　四、恤孤院路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老生常谈地处于恤孤院路3号，其他周边情况几乎没有人进行研究。细读1923年的地图局部，可以获得以下信息：当时称为恤孤院街，北面恤孤院街东侧为孤儿院；会址的建筑应该是靠近街边在围墙以南的数栋建筑之一。会议代表居住和办公的“春园”面临一道河涌，紧接着四处池塘，然后就是珠江；从春园可以望到珠江，面前最大的建筑是警察教练所和皮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