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粤港澳大湾区“千年商脉”的前世今生
2019-09-18 下午 05:00   作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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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建城有2200多年的信史,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港口,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早发展的城市。随着人口增加、商贸发展,广州城不断扩建,集中开展对外贸易的区域也经历了一个向西、向南发展的过程,从奉真观(今西湖路一带)、蕃坊(今光塔路一带)、濠畔街、怀远驿、人民南到十三行街,形成了一条在世界商贸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千年商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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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州城廓变迁及“千年商脉”向西、向南发展示意图。

 

  一、一城时期的西湖路、蕃坊

  关于广州城的建立有“楚庭”说和吴、越“南武城”说,但都缺乏考古发现加以佐证。

  公元前214年,秦军平定岭南,岭南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尉任嚣在“南武城”东面增建“任嚣城”。宋代《南海百咏》记载,“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但“任嚣城”规模很小,“仅能藩离官舍暨中人数百余家。”其具体位置是如今的仓边路以西、越华路以南。

  公元前206年冬天,赵佗成为“任嚣城”的新主人,他增筑的“赵佗城”东至仓边路,西至华宁里(今人民公园一带),北至东风路以南一带,南至北京路与西湖路交界和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一带。此后一直到南汉,虽然先后被汉武帝派遣的军队和西晋末年的卢遁所部两次烧毁后再修葺,但城池一直没有扩大,到了唐代番禺城(今广州)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城市,城池太过狭隘也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公元906年,南汉刘隐开始组织人力将城南的禺山凿平,并修建了“新南城”,从此,番禺城直接靠近珠江江岸。

  从秦至南汉这980多年间,广州城总体属于一城时期,在这一阶段,广州集中开展对外贸易的区域在西湖路、光塔路一带。

  秦汉时期,广州的对外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汉武帝统一南越国后对商业贸易实行垄断,广州出现了盐官等最早的官营商业机构。南北朝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广州作为朝廷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地,管理对外贸易的长官是广州刺史,关于这一时期集中开展对外贸易的区域,史料记载不详。

  到了隋唐时期,广州已成为国际海运中心和国内外商品的流通中心。为了加强对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管理,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朝廷任命杨志本专管贸易和珠宝等事务;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任命周庆立为首任市舶使;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进行了机构改革,更名为“市舶使院”,下设“海阳馆”,专门接待外国使者。“海阳馆”的具体位置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当时的市舶使办公地点据专家考证在今西湖路附近。市舶使主管海外各国朝贡事务和东南海路贸易,因此市舶使院成为全国性的涉外管理机构,并确立了广州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市舶收入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定居的外商越来越多,广州在唐代就已经是“海中蕃夷、四方商贾杂居”的国际化城市,也多次发生官吏与外商之间的冲突。唐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七月,外商不满官府欺压,杀死广州都督路元睿等十余人;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大食、波斯商人暴动,驱逐了广州刺史韦利见。为了加强管理,朝廷在广州城的西部设立“蕃坊”作为外国侨民的聚居区,人数多达20多万人,朝廷还委任蕃长进行管理。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蕃坊创设于唐开元年间。蕃坊的范围在如今的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其中,又以光塔街作为蕃坊的中心区域,有建于唐朝初年的怀圣寺和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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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建于唐朝初年的怀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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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建于唐朝初年的光塔。

 

  二、三城时期的西湖路、光塔路

  宋代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朝代。任中师、魏瓘等官员以南汉兴王府为基础加筑子城,扩充为周五里,把南汉时期的“新南城”也包括入子城范围。“子城”也叫中城,东至仓边路,西至教育路,南至大南路,北至越华路。宋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还修建了子城的东、西、南瓮城。但城西的商贸区(包含“蕃坊”在内的广州“子城”以西的区域)却在公元1052年侬智高领导的民变中遭受重创,“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宋熙宁三年至四年(公元1070-1071年),地方官为抗洪泄涝,时任广南东路经略使的吕居简和广州转运使王靖主持在广州子城以东修筑“东城”,城围四里,并在城外挖壕,东至农讲所、北至豪贤路、南到文明路。在程师孟、张节等官员的努力下,历时10月修建了西城,将广州的城池向西扩展到了人民路一带。从公元1034年到1071年,历时34年,在任中师、魏瓘、张田、吕居简、王靖、程师孟等22任帅臣的不懈努力下,广州先后修建了子城、东城、西城,奠定了广州“三城并立”的格局。

  从公元1276年五月到1279年二月,元军在广州城遭遇顽强抵抗,“四进三出”,才彻底占领广州城,他们认为广州根本就不应该有城墙,于是将宋代修建的东城、西城毁坏,继任的元朝官员似乎也没有心情进行复建,只是在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为了美观,才将被他们“夷”了城墙简单修了一下,雄伟的城楼变成了低矮的围墙。

  宋、元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航线的开辟,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贸易进一步繁荣,出现了舶货、外销商品、土特产品、米市、盐市等专业化市场,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些新的街区。公元987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

  宋代三城中的西城是开展对外贸易的集中区域。赵匡胤十分重视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财富,在宋军灭南汉后四个月就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由广州知州担任长官,通判担任副长官,市舶司的办公地点在西湖路附近的奉真观。市舶年入为30万-50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左右。到了南宋初,市舶收入更是高达200万缗,为全国财政的20%。宋高宗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三城以南的滨河地带也逐渐成为居住及贸易的场地。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还修建了南城(雁翅城),也是为了适应商贸向西、向南发展而修筑的。

  宋代洋舶来广,船只由官兵护送至广州市舶亭下。公元10世纪前后,外国商人描写道,“停泊的第一个港口是广府……每个港口都有其市场、货栈、进出口关卡、登记往来船只的机构等”。《楚庭稗珠录·二》记载,“海山楼,在镇南门楼下,即市舶亭”。政府专买官市在市舶亭,收买的物品一部分押运上京,另一部分就地拍卖。蕃市在西城蕃坊内。《南海志》记载,不少商业管理机构如惠济药局、商税务、酒醋务均在蕃坊内南濠街。南濠此时水面宽阔,足够船舶驶入,临近的杏花巷可以造船、修船,货品则存放在竹篙巷,商人们聚居在大纸巷、大市街。货品按照分行列肆的方式集中交易,如白薇巷为香料街,玛瑙巷、象牙街为珠宝珍玩的售卖地等,方信儒《南海百咏·越楼》描绘,“真珠市拥碧扶阑,十万人家着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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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药洲遗址。

 

  三、三城合一时期的濠畔街、怀远驿

  明代的广州城一共进行过三次大的改造和扩建。

  第一次是将宋代的子城、东城、西城连为一体。这里需要了解一下宋代广州城池的情况,宋代以前广州城池很小,宋代首先建的是子城,又叫中城(大致在越华路以南、仓边路以西、大南路以北、黄泥巷以东的范围),后来在“赵佗城”的基础上修建东城(大致是豪贤路以西、芳草街以南、文明路以北、文德路以东的范围)、西城(大致是教育路以西、东风西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的范围)。有些人就会好奇,为什么当时的官员那么笨,在一个城市里建了三座城池?其实不是当时的官员笨,而是广州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当时子城和西城间西湖的湖面太宽,子城和东城间文溪的河面也很宽,当时西城“其外周城以为濠道,水俱入于海”,东城也是“为城袤四里,为濠以环其外”,中城在魏瓘再次出任知广州军州事时,还要“环城浚池”。当时,三城间的交通主要是靠桥梁,在中城和东城间有文溪桥、致喜桥,中城和西城间有春风桥、宝石桥、仙童桥。但从北宋到明朝经过四百多年发展,一些官府甚至个人不断蚕食湖面、河涌的空间,到了明代湖面、河面也就越来越窄了。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当时镇守广州的永嘉侯朱亮祖在得到朱元璋的同意后将三城合为一城,为了减少城池内交通的障碍,西湖和文溪很多地方都被淤填了。经过这一次合城,广州城的西界扩展到了今人民路一带,西城外为西濠;北界至豪贤路、越华路、百灵路一带,东界为芳草街一带,东城外为东濠;南界为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一带,南城外为南濠。为了拱卫城池,官府还将西濠、南濠、东濠连为一体,形成了完整的城池防御体系。

  第二次是扩建广州城,主要是将广州城从越华路向北扩展,将越秀山纳入广州城区的范围,还在山上修建了一座镇海楼。新修的北城全部采用了长1米、宽40至50厘米的红色砂岩作为基础,上面再用砌城砖修建,气势雄伟,使得广州这座省城更为壮观。

  修葺一新的广州府城墙周长约12640米,城高约9.3米,城墙上部宽6.7米,基础宽约11.66米,一共有七个城门:正北门、小北门、正南门、正东门、定海门、正西门、归德门,城外的护城河约有7847米。

  三城合一后,广州城西南很快又形成了新的商业区——濠畔街。濠畔街的发展依托于南濠,这时的南濠宽30多米,两岸分别是南濠街、西濠街,靠近阜财门、善利门,北边是“藩坊”商业区,南边的江面被称为“小海”。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朝廷在泉州设来远驿、宁波设安远驿、广州设怀远驿。怀远驿在如今的荔湾十八甫路附近,是市舶司专门接待外国贡使的机构,负责检查外国船只运来的货物,并进行抽税和收购;外国人通过从事中介贸易的“牙人”,把中国官府收购后剩下的货物卖出,买回中国产品。按《大明会典》规定,只能有少数人到北京进贡,多数的商人便留在怀远驿进行贸易,史载怀远驿有120多间房屋。到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朝廷取消了泉州、宁波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一口通商,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货物都要通过广州进行交易,广州港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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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怀远驿的历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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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怀远驿遗址现状(摄于2010年)。

 

  四、新南城的修建与人民南

  广州城的第三次大扩建在1565年,当时中国的皇帝叫做嘉靖,此时距离朱亮祖扩建广州城已经过去185年了,这一次修建新城的主要目标是要将城南玉带濠两岸形成的新商业区纳入广州城池以内。

  广州城在明初经过元将以及邵宗儒等人的不断攻杀,人口急剧减少。明洪武初年,整个广州城只有27500人。随着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人口也逐渐增加,尤其是1509年广州恢复市舶贸易,到了1522年,嘉靖皇帝关闭泉州、宁波,广州独享对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很多中原和江浙一带的商人纷纷定居在广州城,到了1562年,广州城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30万人。

  频繁的对外贸易使广州港口十分繁忙,由于商船都在此靠岸,广州成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南一带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当时的两广总督吴桂芳在给嘉靖的奏折就提出:“广东省城,为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廓外,正诸商贸易之区,生民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吴桂芳就提出了新修南城的建议,加上之前广州发生过黄箫养起义、柁林哨兵骚乱等事件,而且倭寇经常骚扰中国沿海商贸发达的地区、葡萄牙人从海上的贸易活动也需要管控,新建南城显得尤为紧迫。尽管嘉靖自从迷上炼丹后连朝会都很少开了,不过吴桂芳的奏折还是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广州府城南边原来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护城河——南濠(1527年,改称“玉带濠)”,是宋朝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由广州知州邵晔利用一个叫做古东澳的珠江弯凹开凿的,南濠的主要功能是供原来停泊在珠江上的商船避风。200年后,广州经略使陈岘再次疏浚,到了南宋末年,经略使谢子强在1256年再次拓展,当时濠面宽约67米,深约10米,东起东濠,流经越秀路、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后折向人民南路,再在西濠口汇合西濠流入珠江,全长约2.78公里,一旦遇到大的台风袭击,这些船舶就可以开到南濠里面避险,是广州港口重要的基础设施。元代为了开展贸易也对南濠进行了疏浚,这在孙蕡的《广州歌》中也有提到濠畔街一带的繁华。

  工程进展得很快,城墙也南移到了德政路、泰康路、一德路一线。玉带濠纳入新城之后,从此海船就不再驶入,濠畔两侧的土地成为各种力量争夺的焦点,很快原来宽66.7米的濠面很快变得狭窄了。大约80年后,屈大均在《濠畔朱楼》写道:“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径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尚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可见曾经宽阔的涌面现在已经可以“飞桥跨水”了。

  新南城主要是在宋代翅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并修建了八个新的城门,分别是位于越秀南与清水濠交界的小东门、太平门、南门、五羊门(清代改称“五仙门”)、小南门、靖海门、油栏门、竹栏门,而明洪武年间修建的城池被人们称为“旧城”。吴桂芳主持兴建新南城后,广州对外贸易的重点继续向南、向西拓展,“西关”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形成十八个商业街圩,称“十八甫”。

 

  五、翅城修建与十三行、沙面

  清代广州的城垣没有大的变化,只在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为保障沿江商户及护卫新城,由明新南城东西两侧伸出直下江边,筑建东翼城(今万福路转南沿越秀南路北段)、西翼城(今一德路转下人民南路处),各长20余丈,称为鸡翼城。东、西鸡翼城各设一门。城墙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集中开展商业贸易的区域继续向城外的西、南方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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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十三行门楼照片。

  清代在实行短暂的海禁后,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海贸易,两广总督吴兴祚奏请朝廷成立十三行管理对外贸易;1685年,清政府决定设立粤、江、浙、闽海关管理对外贸易;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桢为了加强税收管理,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商定并发布《分别住行货税》,规定将经营内贸的“金丝行”与经营外贸的“洋货行”分开,并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商”,专门经营出口贸易,行商经过朝廷批准后还要钦赐官衔,以示权贵,十三行成为协助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十三行并非只有13家商人,而是时有增减,初期“有行口数家”,到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才增至16家,最多是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达到20家,最少是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仅有4家,只有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和清道光十七年(1837)刚好是13家。行商在十三行路以南(今文化公园一带)建筑商馆租赁给外商居住,形成“十三行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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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代十三行油画。

  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由于朝廷对外国势力进入富庶的江浙感到不安,清政府封闭闽、浙、江海关,实行粤海关对欧美一口通商,十三行成为清代全球的航运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清初诗人屈大均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随着十三行贸易的发展,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英国便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来改变贸易商品结构,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朝廷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英、美商人转而通过澳门向中国倾销鸦片,使得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国内发生严重的银荒,国库空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1838年12月,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上将鸦片销毁,随后英国于1840年6月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并炮轰广州城,愤怒的市民于12月14日深夜至15日“出城烧十三行,毁英、美、法商馆”,十三行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英、法遂将在华南地区开展贸易的区域转移到了广州城西的一片沙洲上——沙面。英法两国于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向清政府强租为租界,其后挖掘沙面涌使与北岸隔开,只架设一石桥过岸,沙面西部7.4万平方米辟为英租界,东部4.4万平方米辟为法租界。

  清代西关地区也迅速发展,明末清初,西关的纺织工场有2500家,从业人员有5万多人,生产的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在北方、东洋、西洋十分畅销。广州人还从印度进口棉花,然后制成棉布,产品甚至比英国的棉布价格还便宜。这种来料加工的生意十分火爆,人们开始在西关的第六甫、第七甫、第八甫、上九甫、长寿里、茶仔园、小圃园、洞神坊、青紫坊、芦排巷设立纺织机房,这一带也被称为“机房区”。“机房区”以南则是专门从事布匹买卖的杨巷,十八甫开设了很多银铺,为纺织贸易提供资金流转服务。这一时期的西乐围基本完成了从农村到市区的转变,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纺织业主还在西关修建了丝织行业会馆——锦纶会馆。“西关纺织业发达也有地利、人和的因素。”从第一津到十八甫靠近西濠和大观河的水路运输十分方便,附近的村庄也提供了很多廉价劳动力,十三行街区的对外贸易需求量十分庞大。纺织业的兴盛带旺了下游产业的发展,印染、晒、浆缎、机房工具、衣袜鞋帽制造等行业十分发达。不少商人通过出口贸易、纺织业赚取了大量钱财,他们需要更大的房屋来满足居住的需求。因此“机房区”以西的西关平原被逐渐开发成住宅区,而最早的住宅区就在今天的宝华路、多宝路。形成通风采光均适合岭南水乡特点的以西关大屋为主的“宝华住宅区”。随着广州商业的发展,宝华路附近的住宅用地很快就显得不足了,很快就将耀华路、宝源路、逢源路、多宝路开辟为住宅区,并逐渐延伸到泮塘地区。

 

  作者简介:

  黄勇,荔湾区旅游咨询中心主任, 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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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