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最后一课”

2019-09-21 下午 01:00 作者：阿瑞

国家公园1

　　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们为建立古道上的“专题图书馆”，在全国各地收集与华南抗战时期坚守办学的老师当年的著作，包括当年在连州、乐昌教学孕育形成专著初稿、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图书。其中，不少是战火中教师们的“最后一课”，它们今天仍然是不少学科的奠基之作，汇集起来成为文旅结合观光点，以文取胜更成为不朽的“最后一课”。自豪地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高等教育中，没有一处办学点能够如粤北华南教育历史一样，留下如此之多的著作，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生活、并流芳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在知青岁月中，勤奋读书。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记述了同住窑洞的知青朋友雷榕生、雷平生的回忆：

　　“近平每次去‘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他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近平讲到他们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高尚人格。”（摘录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发行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

　　郭大力和王亚南是在1938年8月出版了《资本论》后，先后来到粤北教书的。在战争的烽火中，他们走上讲坛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一边教学、一边深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一直坚守到战火燃烧到“教室”的门口才撤离，讲完“最后一课”。

　　一、王亚南在武阳司村的“最后一课”

　　当年在坪石武阳司村教学孕育形成的《中国经济原论》专著初稿、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图书，是战火中王亚南先生的“最后一课”。如今，它们仍然是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之作。王亚南先生虚怀若谷，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序中均提及中山大学师生的帮助，当中特别讲到法学院院长胡体乾和经济系主任梅龚彬。《中国经济原论》开始诞生时写了三万字的绪论，并于1945年准备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纸版做好了，但桂林沦陷而搁浅，后来在次年由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序中再三强调，这是在中大课堂被不断地询问的结果，是任教期间发表的几篇重要经济学文章的移植，包括在坪石形成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研究》等，均成为不朽的“最后一课”，且至今仍然是奠基之作。

　　“就个别给予我的帮助的朋友讲，中山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胡体乾先生，应当最先被数到的。他是一个极渊博的社会学者，我们在几年同事中，几乎每天有一次聚谈的机会；当我们彼此把讲述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他总能从正面或反面给予一些补充或提示。而对于资料的提供方面，他的助力尤多，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些重要杂志，他都全部保存着；如《读书杂志》、如《中国经济》、如《食货》、如《中国农村》等等，都是从他那辛苦积得而且在战时更辛苦搬移的个人书库中取得的。

　　其次应当提及的是，现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郭大力先生。我们在战争的过程中，虽只有一两次短期的共处，我们分别的研究，虽大体达到了共同的结论。但不仅他的《我们的农村生产》那部精辟论著，是在我研究《原论》过程中出版，给予了我不少的启示，并且我的全部研究，直接间接所负于他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部书在出版前未得到他的全面校正，应是一个大的缺陷。

　　再次，现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梅龚彬先生，曾对本论全稿作了一次详审的鉴定，并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值得在此表示谢忱。

　　至若在出版方面直接间接给予以莫大助力的，首先当感谢福建省研究院院长周昌芸先生。同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章振乾先生，始终是我一切研究努力方面的助成者和鞭策者。二这部书得从速与读者见面，则多亏了余志宏、张来仪两位先生。他们不仅为我担负起了印刷上的校订责任，且是多方鼓励我把部书从速问世的策动者。

　　把‘始生之物，其形必丑’的格言，用来形容这部书，是再妥当不过的，我现在以十二分的诚意，静候我们学术界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评判。”

王亚南，一九四六年元旦于长汀国立厦门大学内仓颉村野马轩

图为见证王亚南先生在武阳司村勤奋著述和教学的法学院炮台遗址（曾宪川同学提供）。

图为法学院所在地的武水桥下。

图为由王亚南著、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

　　二、朱谦之在铁岭的“最后一课”

　　1944年，坪石战时状态常发，朱谦之在8月曾避战火于梧州，在11月坚持返回坪石，并在12月8日开讲座，内容包括《现代史学思潮十讲》、《文化类型学十讲》，距日军攻入坪石仅剩数星期，是英勇的“最后一课”。

　　1927年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是朱谦之先生在粤教书诲人不倦之始。1932年，朱谦之在北京完成《历史哲学大纲》后，于8月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来到广州，任历史学系主任。同年12月，他自费筹办《现代史学》杂志，这是他第一次自掏腰包。朱谦之在1934年出版了《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音乐的文学小史》，此书是1924年4月在长沙两所大学的演讲集成的，一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另一学校是平民大学，收录文章是具有先驱性的音乐文学史研究[2] ，朱先生的许多作品是演讲会上演讲的再创作。

图为朱谦之在1934年出版的《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中对外族音乐传入融合的分析图。

　　朱谦之先生在坪石完成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方法问题》、《孔德的历史哲学》。1941年8月，他再任文学院院长，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研究，设立“谦之学术奖金”，这是朱先生第二次自掏腰包。1942年是他为期一年的休假，但他仍保留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的职位。1943年5月，他重返坪石铁岭，并于8月代理文科研究所主任。1944年3月，他代理文学院院长。1945年1月，他与师生一起逃亡；2月19日到达龙川；在7月于梅县、汕头各地发表演讲或者发表文章，展望战后的文化；10月返穗后，再任文学院院长。[3] 朱谦之，1899年出生于福州；1972年7月22日，他病逝于北京。1969年，他在最后病中仍然努力完成《中大二十年》，可见对任教学校的感情之深。

　　1935年7月，朱谦之任文学院院长时的文学院学生何绛云与朱先生成婚，共同经历了坪石武阳司村的“最后一课”备课的坚辛。72年后的2007年，99岁高龄的何绛云居士为准备出版的朱谦之先生写作的读书笔记、写作时参考的资料结集形成《日本佛教思想史料选编》一书进行校订，让朱谦之先生在21世纪的“最后一课”成为现实，令人感慨。

图为在21世纪出版的朱谦之著作《日本佛教思想史料选编》。

　　三、林砺儒在东陂的“最后一课”

　　林砺儒教授一生对师范教育孜孜不倦地追寻。1941年，他被迫离开东陂省立文理学院，将若干东陂“最后一课”成为历史经典之作“怎样做中学校长”。林砺儒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次从事师范教育工作，成为建国后首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林砺儒教授还向毛主席求大学题名，获得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在抗战结束后，林砺儒、胡体乾均共同与王亚南重聚于厦门大学，在解放后分别赴京，实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