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和灵魂，就像今年的疫情阻击战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的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锤炼着的就是民族的精神集中表现。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经历过血与火、生与死的严酷考验，近代的中华民族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天灾人祸，培育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才堪称伟大的民族。

　　2019年6月，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在开展韶关西京古道乐昌段技术指导时，发现了抗战时期中山大学在乐昌坪石办学的旧址，也揭开了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规划建设工作的序幕。在那个烽火岁月，中山大学于1940年10月在抗战的后方云南澄江迁到抗战的前方广东坪石, 至1945年1月再迁东江、连县, 在坪石历时四年多，正是国内形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急速变化的年代，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华南地区的中高等院校在乐昌坪石展开艰难的教学和救国运动，同时岭南大学、培正培道中学等一大批当时知名大中学校也纷纷迁抵粤北展开教学，并且还接收、招录了不少来自港澳台的学生。他们成为今日很多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中学的溯源之地，抗战期间乐昌坪石形成的华南教育的洪流，是民族精神的汇集，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这种精神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祖国挚爱的深厚情感。它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深切的眷恋，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坚定信念，对祖国主权和尊严的坚决捍卫，对卖国求荣的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的无比崇敬、对祖国未来的无限希望等。[1]

图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挂牌。

图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纪念柱建成揭幕．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首伟大的悲壮史诗，充满了血泪，追溯这段国难深重、家破人亡、山河残破的历史，仍然像是一连串的恶梦，仍然感到有锥骨刺心之痛，“为了忘切的纪念”，中山大学等学校在抗战期间在坪石的建立，是中国救亡教育的一个缩影。它为今后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之林，写下一首铿锵的序曲。哪怕在抗战的艰难时期，我们的先行者依然能坚持教育是立国之本的理念，相信中华民族文化能香火不断，追求救国教育的命脉不可断，他们传播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其凝聚力表现为众志成城精神、其动力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其支撑点是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其坚持的是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自觉。

　　一、烽火岁月中“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

　　抗战时期，高校受战争影响进行的内迁始于1937年7、8月，除了日后大家熟知的西南联大，当年参与迁徙的几乎囊括所有高校。高校内迁于1939年底基本完成。但在抗战最难的时期的开始时刻，1940年10月中山大学于云南澄江迁到坪石，据张江明等在《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记载：“西南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和中大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积极赞同中大迁回粤北，期望它与桂林相呼应 , 成为两广又一进步文化运动的基地。”[2]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在中国占领区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广州于1938年10月沦陷，日军占领了广州及外围的一些地区，广东省政府改组撤到韶关，1939年12月，日军企图扩大外围并打通粤汉铁路，向粤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时，日本侵略军为了攻占当时的广东省战时政府驻地韶关，打通粤汉铁路，分别于1939年、1940年、1944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向粤北进攻的战役。前两次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直到1944年第三次粤北战役，日本侵略军集合兵力，打通了粤汉铁路，并于1945年初攻占韶关。粤北战役期间的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澄江迁到坪石，其实是从后方迁到了前方，充分展现了烽火岁月中的一群华南教育者逆行的勇气和精神气概。

　　中山大学在迁回坪石初期，学生人数1700余人，到1942年度招生后，激增至4100余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已形成了“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的基本认知，坪石时期，中大各个学院都拥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在那个困难年代，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从专业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已初成规模，当今天我们重新考察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展示的当年的教学文件，我们情不自禁地钦佩当时一群学者在治学上的严谨，对文化传承的坚守。

　　在坪石有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的丁颖，有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朱谦之，有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马思聪，有迁校初期中大的代理校长、著名教育家许崇清，等等。他们品德高尚、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坚信抗战终会胜利，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必将复兴。

图为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在韶关乐昌坪石的旧居遗址。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所在地武阳司村，梅龚彬教授先后兼任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

　　文化具有二重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民族精神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时代精神强调的是文化的时代性。文化自觉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知晓文化的诞生、形成过程，知晓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了解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了解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等。[3]文化自觉是抗战时期在坪石的爱国志士和莘莘学子的追求和梦想，他们努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效路径，自觉地意识到文化对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在国难当头坚守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文化的交流重构和教育的兴衰转型为特征的特定时代文化精神。

　　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以领袖身份做的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专门讲话《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两个“发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抗日文艺是抗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这个口号，目的是扩大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的群众基础和文化资源。广泛的联合，必然使抗日文化内部呈现出先进性高低不同的梯层结构。毛泽东在1942年又提出了抗日文化内部的“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组合的观点。抗日文化呈现出多层格局，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延安文化代表了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4]抗战期间的坪石形成了文化革命性的一个部分，体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性。

　　二、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教育理念的摸索

　　 “民族精神”教育是当代教育的任务和使命，广东省关于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规划，使我们从“南粤古驿道的活化利用”延伸到“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价值观念等民族精神的特征必将贯穿于其中。新华社在2017年11月2日刊登了来自《新京报》的文章《怀念西南联大，有种大学精神历久弥坚》提出：“有一种事物，只有放在历史长河中，才能看清它的价值。”广东是中国近代先进思想、革命的策源地、发源地，近代广东的先进思想、变革和革命，辐射全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视为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充分显示其强大生命力，这种文化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高校播下革命的种子。在抗战前期，国共关系相对融洽，中共大多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力量；抗战后期，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中共在高校不得不采用“隐蔽”的形式展开工作，王锋在《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一文提到老舍、胡风和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都会到高校演讲。如1939年上半年国立（重庆）中央大学支部曾在校长罗家伦离校回家时贴出海报“欢迎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作报告”。…在周恩来同志报告后，很多学联积极分子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5］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山大学内迁后，同其他内迁的高校一样受到革命文化传播的影响，皖南事变恰好发生在中山大学从云南澄江迁到坪石的时间前后，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山大学在韶关坪石依然坚持着革命文化的传播，吴逸民在《关于〈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文的几个问题》中讲述：“1941年3月，张江明到中大后将中大学生共产党员多线领导集中起来，成立各学院党支部，由他直接与各支部的支委联系，粤北省委介绍张江明与后北江特委黄焕秋联系，并和几位同志一起讨论中大今后的工作……发挥每个党员的特长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保证了党内的团结和工作任务的完成。”[6]在抗战内迁高校中，中大在坪石期间，党的领导、学生运动表现突出，他们坚守了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体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高校发展的力量，这也是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优秀的红色印记，是一段需要追溯、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邓小平同志讲，“像我们这样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它要凝练的是民族的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爱国精神引领下的严谨治学之道，把关心国家命运作为出发点，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学术研究上去的方法之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不仅是对原有文物的挖掘和维护，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抗日救亡运动这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反对压迫和侵略、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三、“民族精神”作为历史教育时代精神的回归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作为饱含华南教育历史、文化和红色印记的地方，在当代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给出了权威定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这个神圣又充满我们先辈创造力的地方，承载着不只是抗战的那一段记忆，它是一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以及辐射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抗战救国教育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脉络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历史教育时代精神的回归，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中华民族精神深深地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魂。这几年来，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充分挖掘和弘扬了优秀的中华文化，基于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延伸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同时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这是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当代使命。

图为华南农业大学吴永彬副教授在坪石基地向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及韶关学院的师生讲述国立中山大学办学历史。

图为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的师生在坪石基地开展专业研学活动。

　　当今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在思想上要更具时代特色，民族精神需要传承与发展，力求不断提供新的精神资源，构建出多元的文化传播模式，在民族精神教育表现为凝聚力教育、震撼力教育、意志力教育和创造力教育。在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复杂背景下，民族精神教育的现代性更显得重要。

　　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Ernst Cassier）将人类的诸多文化样式，归于符号体系，人类秉承文化而创造各种符号，同时置身于自己创造的符号场域，又重新对符号进行编码和译码。卡尔特指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在世界直接给予的事实而来，人的哲学就是文化哲学，人只能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7]借此而言，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不仅仅是蕴含抗战华南教育的历史记忆，同时作为一个实体化的建筑符号，还象征着可以寄托红色记忆、民族精神情怀的一个重要空间。“人的信仰常常会表现在建筑上，都是一个信仰的空间。”[8]

　　因此民族精神视阈下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现代性可以体现在：一是在考察坪石抗战时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成为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的讲习所；二是成为中华学子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三是绘画成一张有特殊内涵的红色文化传承名片。四是成为一个继承、弘扬和传播民族精神的研学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必将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做出特定的贡献，同时也全面促进和提升华南区域的文化建设，笔者今天提出的民族精神视阈下现代性考察，其目的主要是希望从文化建设层面给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也坚信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能承载好其历史使命和当代责任。

　　注：本论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2017项目《南粤古驿道音乐传承与整理研究》（GD19CYS05）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民族精神》，https://baike.baidu.com/item/民族精神/3163?fr=aladdin.

　　[2]张江明 吴逸民 李坚 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刘曙光，《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文化自觉》[J]，《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

　　[4]陈晋，《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上）》，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研究评论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10429.html.

　　[5]王锋，《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

　　[6]吴逸民，《关于〈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文的几个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7]吉峰，《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举隅》，九州出版社，2019年05月.

　　[8]蒋勋，《品味四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4年第192页.

　　作者简介：

　　李志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粤古驿道艺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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