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出版的《新经济》半月刊第4卷第3期刊载了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撰写的《对于驿运的几点贡献》，文中指出：“运输统制局召集全国驿运会议已于7月15日在行都闭幕了。据八月九日报载，会议的结果，中央方面将由交通部设立全国驿运管理处，统筹主持各省驿运管理处也限于次月一日以前一律成立。”梁先生又阐明驿运的意义：“在敌人加紧对我封锁的今天，从事修复这个原有的制度，使之适应抗战的需要，以补救他种交通的困难，这不但有巨大的历史的意义，而也是急不容缓的一桩要政。”随后提出8项建议，包括组织问题、发价问题、给养问题、设站问题、限制牲口集中问题、牲畜繁殖问题、限制货物运输种类、添置辅助驿运的改良交通工具八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1］这是历史学家研以致用，在民族存亡时贡献智慧的学术论文。梁方仲先生祖居广州下九路，1949年回乡受聘于私立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教授兼主任。在粤北的烽火古道旁集结了一批忧国忧民的学者，在抗日战争中不忘学术耕耘，留下了一批影响至今的沉甸甸的硕果，也为中国交通史谱写了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可贵的新篇章。

　　一、《资本论》中文版出版的前前后后

　　抗日战争时，位于粤北古道旁、乡间里的大学，是中国传播《资本论》最早的课堂，这皆因1940年郭大力、王亚南两人的出现。

　　（一）从《资本论》翻译到三联书店出版

　　马克思著、恩格斯编的《资本论》中文译者郭大力于1938年出版译作的译者跋中写到：“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部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 

　　第一卷共七篇，王亚南先生翻译的第五篇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六篇是“工资”，第七篇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第二卷共三篇，王亚南先生翻译的第一篇是“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三卷共七篇，王亚南先生翻译的第六篇第三十七章是“导论”，第三十八章是“级差地租”，第三十九章是“级差地租的第一种形式”，第四十章是“级差地租的第二种形式”。第三卷最后的部分，是1938年4月郭大力赶到上海在读书出版社的两间房的社部里，与留守在上海的出版社的负责人郑易里一起赶出来的。

　　支持、推动《资本论》出版的重要人物是读书出版社的负责人艾思奇、黄洛峰和郑易里，三位均是云南老乡。艾思奇先生是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先生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郑先生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此时艾思奇在延安，黄洛峰在重庆，但出版《资本论》此事三人早已经商定。郑易里为《资本论》中文版的出版贡献良多，出钱出力，帮助校对工作。郭大力先生在跋中最后写到：“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译报周刊》以笔名“史贵”刊发评论文章“在战斗中发展的‘资本论’”，并在周刊同一面的“书报介绍”中刊有郑易里和艾思奇翻译的苏联哲学家米定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该书是介绍辩证法唯物论的著作。郑易里还有译作《资本论的文学构造》，为苏联作家聂奇金纳从文学角度研究《资本论》的专著。由此可知，郑易里在当经营者、管理者同时也是翻译者。郑易里做出的历史贡献还包括编辑《英华大词典》，近80岁时创造了“郑码”输入法。

　　除了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是留守上海的为数不多的进步出版机构。梅益先生在1938年按照组织的安排，找到王益，创办了进步刊物《时代丛刊》。1948年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合三为一，就是现在的“三联书店”。

　　1942年，从国立中山大学毕业的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纵队，成功从香港营救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文化人士中包括了从事出版工作的夏衍、恽逸群、邹韬奋、艾寒松等进步书店创办人和新闻界人士。这时候，被营救的从事出版的文化人士与正在粤北韶关坪石教书的、曾当年被邀稿的作者近在咫尺。部分文化人士还经过韶关，但残酷的战争使得他们只能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逃往桂林、重庆等地，但也有个别留在粤北从教的，如许幸之先生。

　　（二）推介进步理论译作的《译报周刊》和左联文化人

　　《资本论》于1938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当时该书印刷3000部，其中2000部拟运往后方。［2］《译报周刊》署名“史贵”的评论文章“在战斗中发展的‘资本论’”写于同年10月20日，离最后一卷出版仅有20天，这应该是梅益先生主编的《译报周刊》及时配合的。《译报周刊》在当时的“孤岛”上海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进步出版社联系紧密，栏目“书报介绍“成为推介进步书籍、马克思译作的载体。冒着杀头风险、留在上海联络各方的重要人物就是梅益，《译报》创刊时他与夏衍、恽逸群一起工作。1936年冬，他想与周扬到延安，周扬说等他的来信；1937年胡乔木同志通知梅益和林淡秋，说组织要求他们继续留在上海。1937年，在上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梅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沦陷后，他与夏衍开始着手《译报》的创立，并于1937年12月9日出刊，后来转变并派生出《每日译报》《译报周刊》。

　　梅益先生的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中写到“和新知书店的王益保持党的联系，和生活出版社的艾寒松保持党的联系，和当时群众团体内部刊物《团结》的编者潘薏田、何封保持党的联系，并通过他们认识了钱纳水和胡曲园、李平心等。和林淡秋、戴平万、杨帆共同主编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的一日》”，［3］《上海的一日》该书100万字，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于1938年12月出版。戴平万是于1938年加入《每日译报》的编辑，负责本埠消息版。［4］“在战斗中发展的‘资本论’”一文写得极为生动深刻，回忆了《资本论》在中国翻译的全过程，引用了郭大力先生的翻译前期的准备情况介绍，指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对于考茨基与《剩余价值史论》的关系也进一步介绍。此在上海沦陷区写成应该为中国第一篇评论全套《资本论》中文版的评介文章。

　　考茨基出生于布拉格，1874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 1885年在伦敦结识了恩格斯并成为好友，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史论》的编者，也称为《资本论》第四卷，于1938年病逝于阿姆斯特丹。

　　也许郭大力先生和王亚南先生没有想到一年多后前后来到梅益先生的故乡——广东任教，不知王亚南先生是否想到这所大学就是在上海孤岛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文委主要领导人之一，左联12名发起人之一、《每日译报》的编辑、潮州人戴平万的母校。支持读书出版社出版《资本论》最重要决策人之一的艾思奇当年在香港读书的母校岭南大学和中学也在附近的韶关仙人庙。

　　（三）战时粤北继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传播的学术中心 

图为1941年7月9日郭大力在韶关坪石写给清远连县东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同事的信。［5］

　　一年多后，即1940年这两位《资本论》翻译家来到粤北教书，郭大力开始埋头苦干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第四部分《剩余价值史论》和《恩格斯传》，王亚南在韶关乐昌坪石武阳司建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播阵地。

图为1944年王亚南在法学院经济系的登记名册上填写的内容。

　　王亚南先生在1940年8月到校前，任职中央训导团政治部任设计委员（政治部服务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由周恩来领导），著有《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丛论》，以上是1944年王亚南在法学院经济系的登记名册上填写的上年度的内容。

　　王亚南在坪石武阳司法学院经济学系任主任，创办了《经济科学》，提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传播的平台，发表文章的作者，不仅有教师，也有高年级的学生。当时在读大三的同学涂西畴，于1940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学系，1943年在《经济科学》第三、四期发表“评柯尔‘论政治学与经济学’”一文，写道：“柯尔是一位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的人，在1929年出版了马克思之真谛一书中自我表白，‘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他的理论中找到他所用的分析社会的正确方法，拿来分析今日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较之其他方法所得的要明白些。’”但作者没有停留在介绍，发挥批评性思考问题学术精神，反驳柯尔关于马克思学说是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的观点，又写到：“卡尔与恩格斯虽然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把经济和政治观作不可分裂的整体。但学术的研究上，并未视二者为不可分开的研究对象，也未否定政治学与经济学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6］柯尔（C.D.H.Gole，1889-1959年）是英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1944年是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

　　在《经济科学》发表文章的还有一位在读学生戴錞隆，论文题目是“论经济与法律”。在1942年的《经济科学》杂志上，石兆棠发表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思考”，卓炯发表了“社会价值论思考”。涂西畴毕业后留校，解放后曾任湖南大学教务长，石兆棠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大学副校长，卓炯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戴錞隆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法律系主任，他们在科研和教学岗位上继续《资本论》的传播。

　　1941年国立中山大学人事处编的《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对王亚南先生的介绍颇具有历史价值：

　　新经济学家王亚南，是湖北黄冈人。他留学日本和德国，专攻经济学。回国以后，他同他的朋友郭大力合力翻译古典经济学，从亚丹·斯密士、李嘉图，到卡尔的经济学著作都先后介绍贡献于中国学术界了。他翻译了一部《欧洲经济史》（世界书局），另以笔名编译了一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稿》（生活书店），还有其他译著，恕不一一列举了。

图为1941年《学生手册》上对王亚南先生的介绍，藏于省立中山图书馆。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卡尔”指的是卡尔·马克思，在大学的名师介绍中，王亚南翻译《资本论》是吸引学生的重要学术背景；二是进步书店“生活书店”专门提及，王亚南先生出版的译著和著作，与上海的重要的两家进步书店“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有关。关于第一点，许崇清先生特别看重的，从1934年许崇清先生发表的文章“姜琦著《教育哲学》正谬”、1939年12月发表的“‘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1940年为《教育新时代》期刊写的创刊词，均运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7］在坪石的学术气氛是民主和开放的，王亚南先生在1946年回到广州石牌为经济学系的学生补课后，发表的公开信也谈到这一点。王亚南先生与朱谦之先生经常讨论问题，王亚南先生写到：“至若就其研究态度讲，我们在几年同事当中，每次见面必争论，每次争论达到面红耳热的程度，结局，他总会给你满意的说：‘你所讲的很对’，但这样讲的时候，言外决不忘记也给自己满意的表示：‘我所讲的也很对。’这就是说，绝对尊重他人的意见，同时也绝对坚持自己的意见。朱先生的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被友人称为是‘为生活而学问的态度”。［8］王亚南先生的描述传神，表现了坪石先生之间的友谊和学术原则。

　　二、烽火古道的学术成果

　　总结粤北烽火中的学术成就，容易以偏概全，但我们可以逐步收集完善，这是前人未做过的总结。前期对吴尚时、胡世华、卢鹤绂、虞炳烈、刘鸿等理工科学者进行了初步罗列；在人文和经济学方面，中山大学在2004年出版了“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利用这一文库为基础，结合冼玉清文集、邓植仪文集、梁家勉文集等个人专集和《经济科学》《中山学报》《岭南学报》《民俗》《农声》等期刊，对1940年至1945年在粤北烽火古道旁产生的人文学科、经济学科、农业学科等学术成果先做总结。以下仅引数位学人学术著作为例。

　　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家杨成志在坪石两年间写成《人类科学论集》和《广东人民和文化》两部专著，于1940年发表《现代人种问题的研究》；于1941年发表《文化播迁的差别方式》；于1942年发表《民俗学之内容和分类》《民族学和民族主义》《人类科学的展望》《文科研究所十六年回顾和前瞻》；于1943年发表《粤北乳源徭人调查》《粤北乳源徭人的人口问题》《粤北乳源瑶语小记》。合著《大凉山夷民考察团计划纲要》《人类科学论集》《广东名胜古迹之性质分类及其文化象征》《人类学史发展》《人类科学论集》《人类学史的发展鸟瞰》、《广东人民和文化》，并于1944年在美国发表《语言科学在中国》《中国书法艺术》。［9］

　　在教育和心理学方面，当时出现许多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同样学以致用，围绕民族精神和地域性问题成为主旋律。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授阮镜清于1942年发表《原始画之心理》《学习心理学》专著；于1943年发表《民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法》《小学课程的心理研究》《社会教育师范学校中的心理学问题》；于1944年发表《性格类型学概观》专著。［10］

　　许崇清先生在身兼公务校务等繁重事务中，仍然有哲学思考文章发表，早在1934年发表《姜琦著作〈教育哲学〉正谬》，已经大量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于1939年12月发表了《“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论证法》一文，于1940年为《教育新时代》刊物写创刊词，也谈到了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和大同世界的关系。在1940年发表的《民族自由与文化建设》，对帝国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1941年发表《民族自由和文化建设》《所谓社会底层教育作用》，思考人类底层社会的实践活动；1942年为《学园》创作发表了《学园告诉年轻朋友们》，同年还发表了《教育即生长论批判》《社会改造思想机制》。离开粤北中大坪石校园后，他主持出版了《学园》《新建设》《新教育阵线》等刊物。

　　林励儒尽管担任院长行政职务，也不忘学术研究，他于1941年发表了《民族建国与国民教育》，1942年发表了《怎样做中学校长》《精神剃须论》，1943年发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筹措国民学校基金问题》《八·二七路线》，1945年发表了《儿童教育与人性改造》《养士》等。［11］

　　邓植仪先生也是行政工作负担繁重，但也不忘科研，他于1942年结合地方需要发表了《粤汉铁路北段与土壤》，在1940年澄江时期主持恢复《农声》复刊，并写了序。［12］梁家勉先生许多论文一直在不断修改中，没有发表，幸在《梁家勉农史文集》中可以读到。1940年，梁家勉的《诗经之生物学发凡》是在连州中学校刊中发表的。1944年，他写的《别树一帜之中国文字学者——杜定友先生》是手稿留存。［13］

　　三、筚路蓝缕的学术薪火相传

　　私立岭南大学在粤北韶关大村办学期间，陈心陶先生也在此居住，夫人从香港到广州生下第三个女儿后，乘难民船到曲江再转至大村。2004年，陈心陶先生的夫人郑慧贞在纪念陈先生百年诞辰的回忆文章，选择的主题是与仙人庙大村有关的“艰难岁月”，回忆了抗日战争香港沦陷时，陈心陶先生乔装难民只身离港，太太郑慧贞回广州生第三个孩子。等小女儿出生后不久，母女四人乘“难民船“从水路经曲江转大村。新生的女儿名静希，在途中不幸得病，陈先生未见面就病逝于航程中。在曲江大村团聚两个月，当时春节陈先生从江西回来在大村渡过。战事吃紧，陈心陶又带着家人和学生黄启铎赴赣州，在江西幸得一子名“恩轩”。［14］

　　1928年，在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生物系任教的陈心陶考取奖学金留学美国。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寄生虫学理学硕士学位，接着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病理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7月回国继续科研和教育工作。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评价陈心陶先生：“一生致力于寄生虫学研究。他研究发现许多寄生虫新种，而且对我国多种寄生虫病有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写有论文150多篇，其中在国际、国内发表130多篇。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心陶所做的华南地区蠕虫区系调查及并殖吸虫、异形吸虫的实验生态研究，填补了我国寄生虫研究上的空白，为华南地区的寄生虫相和人畜共患疾病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陈心陶所著的我国最早有关并殖虫的权威著作《怡乐村并殖吸虫一种结论》，突破了当时国际上认为肺吸虫仅有威氏并殖吸虫一种的结论，引起国际寄生虫学界的重视，促使后来陆续发现许多新种。他在该书提出的形态学和实验生态学的特征，至今仍是公认的重要分类依据。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培养了进修学生黄启铎、吴青蔡、叶英，黄启铎在1942年从岭南大学医学院毕业，成为陈心陶先生的得力助手，后有赴美国、英国进修，曾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副校长，香港岭南学院院长。上世纪60年代，学生胡孝素，为华西医科大学教授、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获得者。上世纪50年代的学生柯小麟，为中山医学院教授、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长，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上世纪50年代陈心陶先生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李桂云，为中山医学院教授，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陈心陶在1940-1945年期间用英文发表了数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1.Morph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Studies of Paragonimus Iloktsuenensis with some remarks on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1940)

　　2.Note on Haplorchis from Hong Kong (1941)

　　3.The metacercaria and adult of Centrocestus formosanus with notes on the natural infection of rats and cats with C. armatus. (1942) 

　　4.Spelotrema pseudogonoty from Hongkopng. (1943)

　　5.Some parasitic diseases in Hong Kong with emphasis on those caused by Helminthes (1944)

　　6.Harplorchid trematodes from Canton and Hongkong (1945)

　　在粤北韶关坪石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以及后来在广州石牌研究院的研究生，大部分硕士毕业生论文质量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可以说影响至今。他们又成为学术薪火相传的主力军。

　　1990年12月14日杨成志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采访讲到：“我培养的学生有戴裔煊、朱杰勤、江应樑、王兴瑞、梁昭韬、王启澍（这几位现在都不在世了）、曾昭璇（现在华南师范大学）、吕燕华（女，加拿大）、刘孝瑜（现在中南民族学院）、张寿褀和容观夐（现在中山大学），还有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他们后来都成为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各方面的专家教授。”［15］杨先生提到的朱杰勤为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江应樑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

图为杨成志先生倡导，梁钊韬先生建立、复办的广州康乐园人类学系教学楼。位于粤北韶关坪石的研究院有人类学部，1948年3月8日杨先生提出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的建议，在人类学部基础上开办人类学系任系主任，梁先生为助手。

　　在粤北韶关坪石朱谦志老师、杨成志老师指导下，取得硕士学位的戴裔煊，于1942年毕业，完成40万多字的学位论文《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是中国古代经济研究史领域的开拓性专著，并多次重版。1946年，戴裔煊再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曾在广东省立商法学院任教授，并在广州康乐园专心研究澳门史，学生无数。

　　述及的容观夐先生，1922年出生于中山三乡，在广州培正小学完成小学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澳门培正中学度过中学时间。1942年秋，他考入位于粤北韶关坪石的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在武阳司村有大学的经历。1947年考入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读研究生，师从杨成志先生。1948-1950年就读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回国后先后在省立法商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中山大学任教。

　　杨成志先生仙逝近20年后，瑶族史人类学研究的引路人容观夐先生也仙逝了。2018年7月14日博主“人类学之滇”发文写到：

　　“我在马丁堂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几年间浸染在人类学‘窝子’里，了解到容先生筚路蓝缕的学术历程的一些细节，再面见当时精神矍铄的容老先生，在鞠躬问候之外，，更增加了敬畏和‘好奇’的内心独白。后来我来到云南大学工作，体味着云南与广东、云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在学术史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回顾容先生的故事与学问，不由惊叹于知识传承之神奇。

　　老人走了，可老人趟出的路，我们还该走下去，尽管有磕绊、有彷徨，但坚持走下去，才是对老人最好的追念。”

　　这是一位于2003年入校的学子写的，道出共同的心声。

　　注释：

［1］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461页。

［2］http://www.shtong.gov.cn/node2/n189571/n258802/n258811/index.html

［3］杨兆麟主编：《八十年来家国：梅益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6页。

［4］黄景忠、陈贤武编，《都市之夜：戴平万作品及研究》，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2019年，271页。

［5］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1－2－21－2－0029－21－2－0029－0025－01。

［6］涂西畴：“论柯尔‘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刊于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编：《经济科学》，坪石，1943年第三、四期，20页。

［7］许锡挥编：《许崇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47页，208页，214页。

［8］黎红雷编：《朱谦之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3页。

［9］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279页。

［10］杨慎之编：《阮镜清心理学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05页。

［1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林励儒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12］吴建新编选：《邓植仪文选》，广州：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13］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农史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577页。

［14］郑慧贞：“艰难岁月“，“陈心陶科学论文题录“， 收录于陈思轩主编: 《陈心陶百年》，广州：中山大学，2004年。

［15］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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