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市古道桥梁研究(硕士论文节选)
2020-06-26 下午 02:15   作者:范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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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古道修筑

  “北通赣州,四程而至[1]”的河源作为贯通粤赣两省要地,是古代东江上游各地的重要联系纽带。据当地文史学者称,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境内拥有十数条纵横交错的古道,它们或为兵家要道,或为经商通衢[2]。其沿线曾有过商贾云集、屋宇连绵的盛况,现如今荆棘成林,只余户不足十的颓败。这与近现代工业发展、城镇扩张、公路开辟不无关系,其中也掺杂古道自身在现代社会中只余凭吊过往的因素作用。因为道路和人一样拥有完整的生命,所以从开凿、修整、兴旺到颓败——这个艰辛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录在它巨大的交通网格里,前人创造了它后纷纷离开,却把记忆留在其中。交通承载着这些记忆的物质是级级台阶、道道桥梁,还有依存于交通的渡口码头、茶亭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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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河源市明朝至民国时期道路走向图

  我国交通向来以水陆联运为特点[3],在岭南地区尤为显著。由河源市明朝至民国时期道路走向图(图1-3)可知,水运交通成为贯通和平、龙川、河源三地的主动脉,并以此线延展陆路交通衔接,而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在经济效益与时间延展性方面差别很大。从成本来看,水道是一种十分快捷便利而又灵活的交通方式,如和平一路南下经龙川、柳城抵河源,大批货物可“放排”顺流而下从东江运抵广州、惠州,节省大量人力物力,途中多有因水运而兴旺的城镇,如林寨、东水、老隆等,但其受到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大,而且江河风浪大,覆船危险系数高。就时间延续性而言,陆路交通走向时有废替,自明朝建置后由王阳明倡议开筑部分县、州修建的道路,在清初就弃置不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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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和平江广桥。

  事实上,无论北上抵江西横岗、杨陂隘,或西路走铺递、经驿站的设立均使道路相互促进发展。一般来说,古人对于边线交界处的城镇、驿站、递铺较为看重。如和平县与江西龙南交往密切,经浰头抵龙南横岗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而龙川经由铁龙铺与吉祥铺抵达江西定南、与邻界兴宁亦是十分顺畅。

  总体来说,自明朝迄民国,河源市的道路交通虽有兴废,但从交通格局及道路开辟来看仍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其形态变化亦有新的特点。

  (1)交通格局

  河源市交通枢纽的变动大致走向,从秦朝时期的佗城龙川单一中心,逐渐形成明清时期以龙川县、和平县为双中心的交通格局。其发展及变迁随着时间及世事而变化,不但与当地经济人文有关,而且还受到地方政治局势的影响。

  连平有古语“挑盐卖药到江西,担米卖鸡到香港”。从南宋商人谢志鸿所踏出的泥土商道,到清朝乾隆年间宋烈乡大湖寨富商曾敖所铺砌的石板嫁道[5]。在当地人的努力下,甚至不惜数十年如一日的维护下,广东与江西的盐粮贸易之路,在粤赣两地客家人的推动下兴盛不已。

  而从地方政治局势对交通的影响来看,实则利弊参半。一方面,良好的地方政治局势,可以促使交通发展。利用地方建置伊始,有税务的优惠政策,可减轻刚设立的政府及当地人民的经济负担。如和平县在王阳明的主张下,于明朝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建置,虽然建置城池及官衙,但依据当时的交通状况并没有增设驿站及驿道。因为“和平县治,踞山四望通敞……印山南峙,仙女、五花纷拥于后,商贾水陆络绎往来。僻处一隅,自成孔道矣……且系偏僻之地,驿逓不必添设,遇有使客往来于龙川县雷乡驿应付[6]”。另一方面,政府为节省开支裁冗员,导致局部地区的交通发展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据郝玉麟《广东通志》[7]中,清雍正九年(公元1713年)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夏裁冗员,裁……河源义合水马驿、龙川雷乡驿……各驿丞”。可见这也是致使明末开辟的道路至清初已废弃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2)道路开辟

  河源地方道路的开辟修筑一般存在三种情况,分别为当地官员倡议捐款开筑、异地官员捐资修筑、当地乡宾绅士捐资修筑。

  “王政四达,则津梁衢路来往各得其所[8]”,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之一,父母官员乐于倡议捐款开筑道路,以兴王政。尤其是于明朝始建置的连平、和平、紫金三个州县,为了便于剿匪以维护当地社会安稳,在王阳明及当地官员的倡导下,修筑了多条道路。随后,部分道路更是成为了商贸发展的推动力。当道路交通延伸至两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处时,则有可能由异地官员捐资修筑。例如,河源市与赣州三南地区龙南、定南的交往联系较为密切,因此龙南县职监赖标还修筑了和平县与连平县境内的道路[9]。此外,还存在本地官员倡议,异地官员捐资的情况,如据《修严陂路碑记》载:“贑南军门潘公、曾綋,各捐金……公乃首捐俸金进青衿[10]”。而在方志中记载最多则是由当地乡宾绅士捐资修筑。不但因为此类群体在社会上占据比重大,而且从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来看,其自身也肩负一定责任,去维护振兴当地文教及基础设施。

  据此,就桥梁与道路、渡口、茶亭、河堤修建关系来看,存在共同修筑、阶段分批建造两种情况。

  于前者而言,道路与渡口共同修筑,渡口则属于桥梁建成前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需要选址恰当,使之对交通及人流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及揭示作用。而且,这也是渡口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不过,渡口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繁盛的城镇、便利的交通共同作用下所形成及发展,有时还带有许些官方色彩。如,老隆两渡河[11]与老隆城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交通路线联系,由于渡口自身的交通特性,其性质主要由河流形态走向及城镇商贸位置所决定,若干渡口与道路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交通网络的一部分。 

  此外,当修路涉及到土地使用权及资金短缺的问题时,一般会采取阶段分批建造的方式,也有部分以劝捐进行。此时就存在捐地作路的情况。例如,由曾沙梧修筑于清道光年间、丹竹坑路凹顶至坑口的路段,在修路碑[12]中就记载了捐地人及撰写碑文人等信息。

  从渡口修筑[13]到桥梁建设、道路与茶亭的随砌[14],其中反映了当时乡绅阶级对渡口、桥梁这类交通节点在社会中所担当重要角色的理解,并在随后两百年间,影响了桥梁的建造活动,这在河源古道桥梁的修筑过程中具有强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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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连平上坪水口桥,摄于1910-1912年间,引自美国南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USC Digital Library)国际使命摄影档案馆(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

  (3)形态变化

  在道路形态的变化中,最为典型的情况是海拔高度的变化及亲水性。如连平“严陂路[8]”、“猴子额路[8]”。前者于连平建州时期,由州守牟应受倡捐,于山顶处开筑。清顺治年间“流寇由此掳,乡民共废之”,到了清康熙二十三年,“贡生谢上琮募修移路山腰,较前径捷”,及至清雍正三年,“……共捐银一百两,循山根铺砌,舆马如履坦途”。道路位置在数次修建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山岭移至山腰,最终沿山根开辟,海拨高度渐次降低(图1-4)。后者于明崇正八年,州守牟应受“捐赀开路山腰,行关由漆木凹右畔,历枫树排沿溪而出较昔尤捷[8]”,则表明如遇水源多沿水岸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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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严陂路海拨位置示意图

  上文从交通格局、道路开辟、形态变化三方面分析河源市古道修筑的情况。渡口、桥梁的建设历来备受重视,且重要节点上还冠以祈福永安的美名,并成为当地名胜之一。在古人理景的观念中,常用建筑物去弥补山水的不足,或增强彼此的关系。事实上,大地上的河流本身就是影响道路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桥梁的实用性,其建筑群必定邻水以构成景观,则是河源古道桥梁所常有的事。如在连平五福桥中,两侧的山峰及大雁村村址就成了桥及忠信文塔定位的主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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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连平小水村廊桥。

  1.3桥梁分布

  上述古道分析中,主要探讨其发展及形态变化所受到的影响因素,而其修筑过程必然涉及河流、渡口、桥梁的问题。从河源市桥梁分布图(图1-5)可知,现存桥梁大部分集中在河源市北部,其中以和平县为主,其余零星散布在五县一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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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河源市桥梁位置示意图

  首先,对河源市现存桥梁分布跨越河流进行统计(表1-1),桥梁基本以跨越集雨面积小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为主,跨越三级支流的三座桥梁均位于连平县内,跨越一级、二级支流的桥梁数量均为零。该数据为河源市当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建桥技术的层次提供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可知当时并未能解决横跨百米以上江面的永久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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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河源市现存桥梁跨越河流等级数量分布表

  (注:1.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一级支流有5条,分别为:新丰江、曾田河、黄村河、康禾河和久社河;二级支流有2条,分别为:叶潭河、船塘河;三级支流有5条,分别为:忠信河、上莞河、大湖河、骆湖河、灯塔河。

  2.集雨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河流有干埔前河等22条。

  3.1988年河源撤县立市,此前河源县辖区范围在现东源县及源城区,故分区两者在一起。)

  其次,对河源市方志进行统计(表1-2[15]),有记载的桥梁多达250座,其中包括永久性桥梁[16]241座,冬造夏渡的桥渡9座。永久性桥梁以和平县、龙川县为主,半永久性桥梁则散布于龙川县及紫金县,如表1-2[17]所示。方志记载与实物调研统计的数量相关较大,反映桥梁存在高频率的更替与损毁现象,而这一现象与当地建造使用材料、自然灾害频发相适应,则是桥梁技艺以木替石的又一前提条件。

  最后,从河源市方志记载桥梁始建时间数量分布表(表1-3)可以看出,由于龙川县作为治所所在,建桥活动较早且有详细的记载。此外,东源县、源城区在明朝以前也有零星的建桥活动。自清乾隆始,在其它几个地区的建桥事业都有停滞的趋势,而相应减少或停顿的情况存在,和平县的建桥事业仍持续蓬勃发展,建桥的数量不降反升。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和平县当地还建造了七座桥梁[18]。本文推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自清乾隆年间,和平县为振兴邑土,在知县及当地乡绅的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建设活动。例如,重建县城外躍龙桥、增设桥面中流华表及木塔、重修天后宫等等。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国内局势动荡,因地理位置好、水路交通便利而商贸繁华的龙川成为军事争夺地,进而战乱不断(图1-6),当地的商业活动受到较大的冲击。此时,地处偏远又与江西交往密切的和平县,就肩负起陆续接收战时物资转移的任务,经济发展反而一直保持较好的势头,因而建桥活动仍旧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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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1938年被轰炸过的老隆街头[引自美国南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USC Digital Library)国际使命摄影档案馆(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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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河源市方志记载桥梁类别数量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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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河源市方志记载桥梁始建时间数量分布表

  (注:1.带“-”表示缺少当时期方志记录,无法统计数据;

  2.方志中有部分桥梁无始建时间,故不纳入此表统计范围内

  3.1988年河源撤县立市,此前河源县辖区范围在现东源县及源城区,故分区范围两者在一起统计。)

 

  注释:

  [1](唐)刘恂等著,鲁迅等校.历代岭南笔记八种[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楚庭稗珠录

  [2]王元林.客家古邑古道[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3]《吕氏春秋》有言,“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粤者,坐而至,有舟也”。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M].科学出版社,2013:7-17“在秦朝,进入岭南地区以东、西水路为主。其东线可走定南水、寻乌水,沿东江至珠江。其西线则可从灵渠至贺江,沿西江抵达珠江”。

  [4](清)曹鹏羽,徐廷芳修,朱超九,徐润纂.乾隆和平县志.二卷路程.故宫珍本丛刊[M].海南出版社,2001:307:“自南门陆路,经合水渡,踰石人坑、杨岗犁树下、濁溪黄竹等铺,抵龙川县界,离县一百二十里。按此旧路乃阳明公所开,以其经于抚巢设官府,来往于此。盖以衣冠化强暴意也。今人多舍此不由,而从英豪岭至龙川者,殊失公初意”。

  [5]为让女儿体面地远嫁龙南,并让古道重焕光彩。曾敖与何廷凤兄弟共同出资,修整了南宋商人谢志鸿踏出的泥土商道。从连平县大湖镇盘石村的屎凹脚下沿着北上江西的山脉,用石块、青石板重新修缮了和平县与连平县通往江西的古道及兴建茶亭。以便嫁女时队伍和来往赣粤的客商和挑夫的休憩。

  [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简体注释版:奏疏、公移[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8-81

  [7](清)郝玉麟纂.广东通志.卷七.编年志(二)

  [8](清)卢廷俊修,颜希圣等纂.雍正连平州志.卷之六道路.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七)[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02

  [9](清)胡鸿泽修,钟益驭纂.光绪龙南县志.卷八艺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七八号[M].成文出版社,1936:1105-1106:“据《龙南太平堡开修横岗两路记》载:“达连平州及河源县中……达和平及龙川县以里计之,则且七十焉……其七十里者甃石之路,居三之二。而柑山数峰高二十余里,巅舆趾皆平以磴级成大路 ”。

  [10](清)卢廷俊修,颜希圣等纂.雍正连平州志.卷之九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M].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609-610

  [11](清)杨廷钊纂.乾隆龙川县志.卷五津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四)[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31:“老隆两渡河冲要津路,春水泛涨,行人病涉,明万历二十七年,李继善捐五石租田作为官路”。

  [12]修路碑载:“地辟蟾蜍推众力,涂平丹竹仰群贤,曾贤诰授奉政大夫曾沙梧,修丹竹坑路凹顶至坑口。代理国学吴从臣、黄篇荣以及督理国学开第及信士吴毓远。捐地作路人为陈文海、陈启礼”。

  [13](清)杨廷钊纂.乾隆龙川县志.卷五津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四)[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28-331:“.社子前桥,丫髻约石城庵水口,监生钟俊于雍正癸丑年,随河砌路造桥,建立茶亭。赤梨树下石桥一座,石路数十丈,涧仔头石桥一座,石路数十丈有奇,俱刘文炳捐资造砌。石城庵桥,在丫髻约水口,监生钟俊缥,于雍正癸丑年捐,随河砌路造建。百齐约浮潭镇,石马埧狗墇凹一石壁,监生刘淑达捐资凿开砌路约二百余丈,行人便之。牛枙岭渡,在兴良约,国朝乾隆十一年监生杨杰,捐租三十石,又开路数十里以便往来”。

  [14](清)彭君谷修,赖以平纂.同治河源县志.卷二建置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八)[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9-61:“万兴桥,在东埔约……同治三年……复并砌石路隄茔五十余丈。猪仔桥,在黄田新村猪仔角上下溪……又在黄田约坑,砌有石路三十余丈。磉堡桥,在黄田约,东江右边清溪,大路砌石十余丈,道光已丑年,监生曾芳林建”。

  [15]由于连平县与紫金县在建国前的方志数量较少。前者为建州时的明崇正年间及清雍正时期编撰。这极有可能是导致其方志统计与实物统计数据不相称的主要原因。 

  [16]关于“永久性桥梁”与“半永久性桥梁”是沿用罗英先生所提出的概念。现将河源市的桥梁按照一年四季的使用情况划分为永久性桥梁及半永久性桥梁。二者的区别在于半永久性桥梁往往秋冬架木或锚舟成浮桥通行,而春夏撤走,以舟济渡。

  [17](清)王驹修,邝奕俊纂.康熙河源县志.卷一津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七)[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93

  (清)陈张翼修纂.乾隆河源县志.卷二建置志桥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七)[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35

  (清)彭君谷修,赖以平纂.同治河源县志.卷二建置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八)[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9-61

  (清)卢廷俊修,颜希圣等纂.雍正连平州志.卷之六道路.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七)[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01-102

  (清)韩师愈等修,唐开先纂.康熙和平县志.卷一桥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九)[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4

  (清)曹鹏羽,徐廷芳修,朱超九,徐润纂.乾隆和平县志.二卷津梁.故宫珍本丛刊[M].海南出版社,2001:308-309

  (清)徐延翰总修.嘉庆和平县志.卷二建置桥渡.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九)[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55

  (民国)曾枢修,凌开蔚纂.民国和平县志.卷十二交通志桥梁.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M].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50-153

  (明)林庭植纂修.万历龙川县志.卷二地理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四)[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85-87

  (清)杨廷钊纂.乾隆龙川县志.卷五津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四)[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28-331

  (清)胡瑃修,勒殷山纂.嘉庆龙川县志.卷二水利附津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四)[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34-539

  (民国)民国龙川县志.食货志交通司.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四)[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739-755

  (清)张进籙纂修.康熙永安县次志.卷二桥梁五.故宫珍本丛刊[M]. 海南出版社,2001:194

  (清)叶廷芳纂修.道光永安县三志.其二.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一七八号[M].成交出版社,1974:288

  本表格由以上方志统计而得

  [18]七座桥梁,包含六座石桥及一座钢筋混凝土桥。其中的钢筋混凝土桥称为士敏上桥,因军事纠纷,材料无法运抵,建桥工程只能半途作废。

 

  (本文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程建军推荐,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