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0年3月，在如今的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进行创作，与社会黑暗斗争。当时，在左联的号召下，美术家、戏剧家、社会科学家等联盟组织纷纷成立，形成左翼文化阵营，以文艺为铎，为国人敲响振聋发聩的时代声音。
在南粤大地上，一批热血的潮籍文化青年前赴后继奔赴上海，成为左联的主要发起人或参与者，有“左联七常委”之一的洪灵菲，“左联五烈士”的冯锵，以及戴平万、丘东平、杜国庠、许涤新、许美勋、唐瑜、梅益、柯柏年等。在左联的影响下，陈波儿、郑正秋、蔡楚生等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艺术为利器，为大众服务，参与抗日民族运动。
1936年春，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解散，而她的精神流向全国，汇入各条战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众多粤港澳院校为维系教育不堕，曾有一段迁徙办学的艰苦历程。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管埠这个深藏粤北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办学地，众多左联文化人士走上战时学园的讲台。青山下，武江畔，有洪深、许幸之指导学生排练的身影，有穆木天、彭慧诵读新诗的语音，有符罗飞、唐英伟、刘仑手中画笔、刻刀的辗转。左联星火闪烁，用进步文艺丰富青年学子的生活，为他们驱散前路多艰的迷茫，陪伴他们走上爱国救国的道路。
时光荏苒，战争阴霾消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强音。2018年以来，以许瑞生为核心代表的广东“三师”志愿者沿着韩江—上海滩—粤北管埠等时空路径，深入挖掘整理左联历史，重新发现左联与南粤大地的历史人文关联，构建南粤“左联”之旅以及诠释左联精神在抗战时期粤北华南教育的星火传递。
即日起，南粤古驿道网特辟《在粤北的乡野寻找左联的星火》专栏，跟随广东“三师”志愿者寻找左联的星火，致敬那些曾在动荡年代中照亮祖国未来的人。
管埠中师：被尘封的教育文化遗产
许瑞生
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存在的时间是1938年秋至1951年10月。上世纪30年代末，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立大学设有师范学院。在此之前，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设教育学系，1927年至1935年间有教育学系毕业生共280名，同一时段全校毕业生为2746名，附中毕业生（含预科）共4833名。[1]1938年，师范学院开办并已准备开课，但因同年10月广州沦陷，中大被迫西迁，直到1939年迁至云南澄江县才开始开课，原文学院的教育学系以及教育研究所由师范学院合并。1940年8月至1945年1月，师范学院在韶关坪石管埠村办学约五年，本文将此阶段的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简称为“管埠中师”，与其他阶段区别开来。1945年，师范学院回到广州石牌后，于1947年进行改组，保留教育系和体育系，公民训育系则并入教育系，其他系进入对应的专业院系中。1951年全国院校调整，同年10月师范学院撤消，并入到其他院校。管埠中师，从1940年9月至1945年1月，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在烽火中勇敢南行的名师，大大充实及增强了师资力量，期间的学术成果也是最为丰富的时期之一。
在管埠教学期间，许幸之先生在1943年的写生作品《红叶山村》中，描绘了管埠附近的一小村落枫叶红了的景色。1940年就读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系的谢斐然同学回忆：“翻过后山，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村旁有许多枫树，一到秋天枫树叶红了，很是壮观，穆木天教授把它叫做‘红叶村’，很有一番诗意。我们还去那里办过夜校，搞过扫盲。”谢老在文中还充满感情地写到，自己没有见过广州石牌校园，也没有见过广州康乐园，记忆中的大学只是韶关五岭下的那学府陈迹。[2]谢斐然先生毕业后长期在湖南芷江师范学院任教。
管埠中师尘封的教育文化遗产得到洗涤后，历史本色依然如新，为修正音乐史、美术史、戏剧史、教育学史、心理学史等相关学科史长期存在的误区提供契机。
中国大部分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抗日战争时期西移，研究者的眼光很少停留关注东南部前线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而因各种原因在东南方教育史研究者对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学术成就的研究总结似乎集体失语，仅停留在“学潮”的描述。仅在管埠中师教学实践中，使用的《古韵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学》《智力测验》等方法和理论在今天大中小学校教育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用鲜血换来的学术成就进行总结，应该是对民族存亡时期中国学者在爱国主义的大义感召下着眼中国未来的教学与研究，迟来的颂歌。
先生们在管埠中师教学，居住于管埠简补的民宅和木板宿舍，授业于烽火中乡野的“校园”，无怨无悔。在教学的同时，进行理论研究和传播，创作出留世至今的划时代艺术作品。以下从几份原始档案和当时的报刊入手，寻找管埠中师的学术历史轨迹，重新认识当年师范教育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意义。
一、管埠影响中国教育史的五年
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返回广东韶关坪石管埠办学，其师范学院较为稳定，在管埠租用了民宅34处，用于办公室、图书馆、教职员住宅、医务室、工人宿舍等；租民田新开辟为球场；建筑新校舍，共有15个课室、1个礼堂、1间图书馆。此年还特别购买钢琴一架，用于音乐教学。管埠村原有30多户农户，二三间小店铺，日常用品缺乏，所以师范学院建立了生产消费合作社，并设立实验小学。师范学院在运动方面非常活跃，教职员工与学生进行比赛，利用武江作为天然游泳池，有少量男女更衣室。图书馆几无虚席，时见学生执卷吟诵。新的临时板房校舍建于管埠村的东面山岗，学院图书馆仅20多平方米，理工科图书多，文科类的书少，每逢星期天师生们则到坪石街上的总图书馆借书。
在坪石，崔载阳先生担任研究院院长兼师范教育研究所主任，并于1938年任师范学院院长。与校长张云一样，1921年，崔载阳是第一批赴里昂留学的学生，在中法大学学习后进入里昂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比较研究法涂尔干与满杜威教育哲学》现存于里昂市立图书馆。1935年崔先生发表了文章，其中关于“协进”的教育观点，可以视为他的教育理念。[3]紧接着接任的是毛礼锐教授，他是1935年赴英国留学，1936年转赴美国密歇根大学，1937年获得教育学硕士。根据1941年3月制表的1940年师范学院教员名册的填写情况，他是于1941年2月到校，时年37岁被聘为教授，可以说经历了管埠中师的全过程。毛先生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礼锐先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权威。
（一）海外留学生归国服务教育第一站
因师范学院教程需要，管埠中师时期重点聘请教育学的新生力量，聘请了史国雅、侯璠两位在美国研究课程学和心理学领域最新理论的博士。史国雅、侯璠均是在1941年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马上回国的，他们烽火育人、共赴国难。史国雅于1936年7月参加东北留学生考试，这是专门为东北学生所设立的留学机会。至史国雅考试时，已是第三届，共有三名学生，其他两名分别赴英国学习金融和历史，史国雅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教育学”，完成论文《课程标准研究》，获得硕士学位。他又考取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皮巴地学院，于1941年5月完成论文《中国课程改革的行政建议》，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后马上回国来到管埠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4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举行座谈会，研究教育系课程改革，史国雅教授代表燕京大学教育系参加，是最权威的“课程学”教授。经过6次座谈会后，形成了《大学教育系之办法与课程草案》，这就是1949年10月11日新中国颁布的教育系13门课程设计的基础。[4]1984年史先生发表的《课程论的研究范围及其指导原则》一文，一直是目前中国课程学的学术研究必读的经典文章。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管埠中师，随着史国雅先生的到来，成为了“课程学”的试验田。在他留美时，他是带着学习美国课程学理论的目的而去的。史先生博士期间就读的是皮巴地学院（Peabody College），学院于1976年并入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但皮巴地学院的历史比范德堡大学早，建立于1786年。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皮巴地学院在课程学方面的研究非常领先，归并到范德堡大学的教育学院现在在美国师范教育的排名多年来仍然是第一。
课程学的发展与亚洲有关，学科奠基人波比特（Franklin Bobbitt,1876-1956）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在印第安纳州乡村学校教书。1903年至1907年受派遣来到亚洲菲律宾（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在马尼拉师范学校任教，作为委员会一名成员，设计了菲律宾小学课程。当他照搬美国教材运用于菲律宾时，发现不适应菲律宾的现实社会，而后调整了思路，结合菲律宾文化和毕业后社会现实需求，终于设计出一套适应菲律宾社会的课程。1909年波比特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此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41年退休，终身从事课程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是1918年出版了《课程学》（The Curriculum）一书，1922年对洛杉矶学校课程评估和调查，1924年出版了《如何设计课程》（How to make aCurriculum）重要著作。[5]
侯璠大学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后留校任教，1941年在美国学习心理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亚大学分别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也来到管埠任教。两年后赴贵阳师范学院任教。侯先生毕生从事心理学教学研究，到了管埠之后在《中师季刊》发表了“教育测试和统计”等专业文章，是当时最新的教育心理学方面的实践。侯璠的非文字测验是从美国学习回来的最新成果，他在管埠师范学院进行了第三期的测验探索，当时英国心理学家瑞文设计的瑞文推理测验才刚兴起。
（二）学术刊物前赴后继的创刊与办刊
在管埠时，师范学院创办《中师季刊》，主编是国文系主任施畸，编委为各系主任。施教授是河北通县人，为早期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逝世时，他是丧事筹备委员会的成员。1913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上世纪30年代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中大任教结束后到了贵阳师范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早期修辞学著作——1933年出版的《中国文体论》是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现在中国文学写作、文体学、修辞学课程基本有讨论到此著作历史性的总结。施先生在1925年出版《中国文词学研究》，在管埠教学期间著有《文学方法论》，均可以视作施教授文学方法分类研究的总结。施先生是庄子学说研究的权威，其他重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源考》等。
2007年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第十五辑刊登了德国著名汉学家、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抗战期间（1937-1945）中国后方的学术研究》一文，文中述及：“值得赞赏的是，尽管环境条件不利，还是完成发表了某些研究成果。”《中师季刊》被列入最重要的大学期刊之一，并引用了施畸教授、严学宭教授和黄现璠教授在《中师季刊》发表的学术文章。德国汉堡大学是德国汉学研究的重镇，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汉学研究大学。傅吾康先生在文章提到：“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教育和研究机构在1937-1945的八年间因为战争而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后方的条件同样也完全不利于任何形式的研究工作：物价不停上涨，官方连最低的薪水也发不出，根本无法保证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平静生活和必需而稳定的经济收入。”就是在这种基本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1942年11月11日由国文系主任施畸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师季刊》创刊于管埠，浓缩体现了师范学院学术水平，季刊上发表的文章有黄现璠的“中国男女元服研究”、施畸教授的“庄子检疑”、严学宭的“分宜方言音述略”，这三篇就是傅吾康《抗战期间（1937-1945）中国后方的学术研究》一文所引用的文章。《中师季刊》上刊登的文章：侯璠的“非文字智力测验的编制”、张云谷和蔡显文的“大学英诗教材编注计划”、陆达节的“中国兵学现存书录”等，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严学宭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音韵学家、古韵学的开拓者。在《中师季刊》第2期他又发表了“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他把文稿一直带在身边，从北平一路深入研究到了管埠，此文为简述。严学宭是江西分宜人，在此文的序中讲到此研究开始于1934年，是追随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读研究生时研究的题目，严先生是于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是《汉语大词典》副主编。
《中师季刊》编委由各系主任组成：理化系主任胡君宝，时年35岁，为德国勃郎斯威克工业大学工学博士，他授课的课程是定性分析和实验和国防化学；史地系主任为鄢远猷教授，他在英国留学时专攻英国史，回国后进入1932年成立的“国立编译馆”任编审员，翻译欧洲和美国名著，审定各类教材，有《美国政治与政府》等著作，曾在武汉大学教西洋史；公民训育系主任是袁哲先生，1935年赴日本研究教育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系，先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后又被邀请到刚创建的湖南安化蓝田师范学院，1936年出版《教育学原论》、1937年著有《抗战与教育》等著作。
《中等教育》也是由管埠中师的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主办的，在1942年11月发行，1944年11月结束。1942年12月张云谷在师范学院完成参观报告《美国青年劳作营写作》，刊登于《中等教育》第2期。在第3期刊登了张云谷《美国中等职业教育新尝试》、罗廷光的《我所见之英国公学》等文章，中等教育重要法令和章则栏目刊登了“修正师范教育毕业生服务规程”，1943年第9-10期，方惇颐发表了“我国中等教育宗旨”一文。在物质和财力受限制情况下，坚持办刊是特别难得的学术坚守。在1942年《中等教育》第2期编后记写到：印刷费一月贵似一月，本刊预算全年是固定的，只能缩减篇幅每辑六十页。
《教育研究》是师范学院维持时间较长的学术杂志，从成立教育研究所时就创办了，为每年8期。第85期、86期正在印刷时，各种沦陷，学院西迁至云南澄江后，11月再重新出版，在坪石办学期间，坚持出版，至108期，共有22期是在坪石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1939年9月，教育研究所改名为师范研究所，所内设编译委员会，由高觉敷任主任，方惇颐、吴江霖、倪中名为委员，负责编译之作和主编《教育研究》月刊。[6]进入抗日战争年代，学术研究的方向随着国情发生变化，《教育研究》第79期发表了倪中方先生的文章《战时心理学》，严元章先生在1937年10月写的“抗战的策略与教育的要求”一文也发表于此期，文中提出战时的教育应该有别于平时的教育，“知识分子”要有领导国民抗战和自我牺牲的双重责任，教育的财和物要为抗战而消耗和生产，教育时间因抗战应该更为珍惜。回顾此前的师范教育学术文章，第69期发表专号“广东省各县教育现状专号”、第76期为“最近各国教育专号”。第70期的《教育研究》发表了林砺儒的文章“中国师范教育问题”，第71期发表萧冠英的文章“关于参加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之经过”，崔载阳的文章是“教育上自由主义之根据”。1942年在管埠迎来了出版百期的历史时刻，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教授方惇颐发表了“《教育研究》百年回顾与今后展望”，研究院的崔载阳教授发表“从教育学研究所到师范研究所”等纪念文章于1942年第100期《教育研究》上，此期为“百期纪念号”。在第106期和107期合刊上，朱智贤发表“一个教育定义的商搉”，吴瑰卿发表的文章是“我国中等教育课材历史研究”，马鸿述发表的文章是“改造我国中学课程的检讨方案”，第103-104期为《学制问题中心号》，师范学院和师范教育研究所的老师和研究生是主要撰写人，文章主题和内容以教育制度为中心，直面矛盾和师范教育问题。
除了教育学类的刊物，在管埠还尝试出版专业性刊物。1943年，师范学院国文学会创办《国文评论》刊物，可惜仅出版了一期，但从中可以看到国文系老师的支持。吴三立发表了三首旧体诗词，穆木天翻译的梅里米《玛提欧·法勒内芮》是容肇庚分析的文学作品。许幸之教授在这本仅出版一期的《国文评论》发表了一首现代诗《酿诗》：
我酝酿我的诗
像蜜蜂酝酿它的蜜
吹吸花的心
接吻花的唇
我要
我的诗
如同蜜蜂一般甜蜜
酿出甘美而馥郁的诗情
我制造我的诗
像春蚕制造它的丝
消化了桑乳
倾泻着青丝
我要
我的诗
仿佛蚕丝一般明洁
吐出光泽而柔滑的诗句
……
除了在坪石、曲江发表文章，在重庆、桂林的刊物上，管埠的老师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教授方惇颐在《教育通讯》第三卷第5期发表了“编制师范教育课程的几个基本问题”，方惇颐在文中比较了欧美各国的师范教育在“学力”和“专业训练”两方面差异，并分析中国教育的国情，方先生提出重要的观点是因师范教育学生入学门槛的提高，教材普通科目应该更专业化，对未来从事不同阶段教育应该有明确定位，分化训练；自由选修的范围应该缩小，重点在依据学生个人特长。[7]
段铮教授为教育学系的心理学教育家，是中国心理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在管埠期间出版了《学习心理学》一书，并发表了题目为“天才儿童与天才教育”等数篇儿童心理学的学术文章于《教育通讯》。师范学院学术活动活跃，段铮教授积极参加学术讲座，曾为全院主讲《中国和日本民族性之比较》学术讲座。
（三）教育与戏剧
《中师季刊》发表的《大学英诗编注计划》是张云谷和蔡文显合编的，是至今仍然有参考意义的英语诗歌教学范本，体现了英语系的师资力量强大。张云谷毕业于东吴大学英语系，上世纪20年代，在学生年代开始发表英文诗歌研究文章，翻译了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1810-1860）的诗作“永不磨灭之生命”（Immortal Life），是以张雅琨的名字发表的。张先生于1938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对西方戏剧莎士比亚、萧伯纳等作品研究颇深，教学期间，在1943年于桂林举办了“张云谷环球写生画展”。
蔡文显先生也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深厚的老师，两位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在高校任教，翻译了多部西方戏剧名著。张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英国文学教研室主任，1967年，蔡先生从中山大学进入广州外语学院培养学生，奉献于教育事业一辈子，也对西方戏剧研究不辍。
图为蔡文显先生青年时期的照片，蔡文显先生家人提供。
从英诗课程到中大剧团选择在《西南剧展》演出英语话剧《皮格马克》，管埠师范教育运用欧洲戏剧表演融入英语教育中，这是成功的案例。广东省剧协主席李门回忆广东省省立艺专、中大剧社等5支代表队参加《西南剧展》的文章写到：“《油漆未干》的主题，赵如琳定为：贪婪，就是人性的永恒。”“中大剧团演出多幕剧，导演吴华俊，现在死了。戏排得很好。但因为用英语，大家也不大了解。”[8]中大剧团演出《皮格马林》英语话剧据推测有三个原因：一是在桂林有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侵华的盟军；二是《皮格马克》体现的是教育学概念，这一剧本是使用吉尔吉斯的剧本；三是其为最佳的英语教学案例，可了解欧洲文化之根——希腊文化。西南剧展是1944年重大的文化活动，中大剧团计划演出希腊戏剧，涉及希腊社会文化多领域，邀请了14位教授为演出顾问，他们是邓植仪、崔载阳、毛礼锐、朱谦之、胡子安、许幸之、马思聪、符罗飞、黄学勤、钟仁政、张云谷、吴康等。导演是1941年毕业于管埠师范学院教育学系的吴俊华先生，参加演出的同学和老师有钟日新、卓元樑、林瑞珍、邹杏、李栋兴、林文虎、黄宗尧、包尔梅等。钟日新兼导演助理，1943年，钟日新任文学院外文系的讲师，讲授“文学概论”“外国文”“英诗选读”等课程。
图为中山大学剧团参加“西南剧展”演出抵达时间和人数，引自广西戏剧研究所编《西南剧展》一书。
图为中山大学剧团在“西南剧展”上的演出节目表。
威廉·S·吉尔吉特（Willian Schwenck Gibert，1936-1911）与作曲家阿瑟·萨文利文合作了14部喜剧闻名于世，因为在伦敦的“萨伏衣剧场”演出，故称为“萨伏衣歌剧”，剧中的台词是英语国家经典用语。萨伏衣剧场既作为英文学校，又进行文艺表演。《皮革马林》此剧为“无韵诗”，后来也译为“皮革马林翁”，剧目全称应该是Pygmalion and Galatea，于1897年公演。
图为英国《皮格马林》戏剧作品剧作家吉尔吉斯。
图为1874年初在英国演出剧照。
图为在美国百老汇的演出剧照。
萧伯纳在上世纪20年代也将这希腊神话故事改编为戏剧，皮格马林翁后来引出来一种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将这一希腊神话故事称为“皮格马林翁效应”，也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中文翻译也译为皮格马利，其意思是：对一个人传递积极的期待，就会让他进步得更快，发展更好。反之，对一个人传递消极的期望则会使他自暴自弃，放弃努力。
中大剧团艺术骨干主要来自中师剧团，他们在坪石是最活跃的艺术团体。中师剧团由熊夏武负责，在1943年公演了话剧《一片爱国心》，由张云谷教授导演；1944年，中师剧团演出许幸之导演的《寄生虫》。每逢管埠师范学院重大活动，中师剧团的演出总是重头戏的节目，在迎新晚会、1943年毕业生欢送晚会上，中师剧团演出了《半斤八两》《心防》等话剧。
二、管埠师范教育的系统化
管埠中师近五年师范教育实践，是中国教育史上难得的一笔财富。由于战争，管埠中师的老师们各奔东西，但在日后的岁月，依然可见这批“坪石先生”的身影，他们在中国教育界继续为师范教育贡献智慧。
（一）1941年和1944年管埠教师名册对比
在学校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中有要求新聘教师为一年，续聘为一年，之后的续聘均为两年，这就是我们看到当年的任教者变化的原因。1941年教师手册、学生手册中有着最权威的教师在册名单，1943年出版的《中山大学现状》，可以成为2年后（1945年）人事变迁的对照依据，1944年师范学院教师名册又成为重要的文献依据。1941年的学生手册上师范学院各系教师主要名单如下：
公民教育系主任何学骥
国文系主任陆侃如
史地系主任郑师许
英语系主任胡子安
数学系主任叶述武
理化系主任卢文
附属中学主任张文昌
教师手册、学生手册现存在广东省馆藏档案中，1941年3月27日填写的1940年度部分师范学院教师名册如下：
教授有杜定友（44岁），负责全校的图书馆，1926年到校；
陈铭新（39岁），课程为教育行政、职业教育和教育英文原著，1939年3月到校；
林宝权（38岁），课程为发展心理、青年心理、家事教育，1939年9月到校；
毛礼锐（37岁），1941年2月到校；
副教授为方惇颐（31岁），课程为比较教育、中等教育和教育概论，1933年7月到校；
兼任副教授：徐锡龄，课程为教学实习；
讲师和兼任讲师：何心石（32岁）、林锦成（34岁）、陈孝禅（31岁）、梁瓯弟（28岁），博物学系助教张宏达（27岁）、张维康（28岁）。
其他系的系主任和教授有陆侃如、冯沅君、叶述武、穆木天、任国荣、吴其昌、刘朝阳等，他们均是各自学科领域的佼佼者，但他们选择的是师范教育。
在1943年出版的《中山大学现状》书中，师范学院各系师资名单如下：
教育系：
主任：毛礼锐教授；
教授：陈铭新、林宝权、史国雅、侯璠、杜定友、段铮；
副教授：罗宗堂、谭祖荫、何心石、谢石麟、王秀南；
兼任讲师：丁宝兰；
助教：张汉英、钟佩瓊、赵谷民、黄树全。
国文系：
主任：施畸教授；
教授：吴三立、颜虚心、胡毓寰；
副教授：严学宭、陈寂、徐迟；
讲师：董百询、李保世；
助教：李保洲、陈孟韫。
公民训育系：
主任：张良修教授；
教授：袁哲、陆达节、李樊棠；
副教授：陈粤人、吴江霖；
助教：谢瑞容。
史地系：
主任：鄢远猷教授；
教授；黄现璠；
副教授：许逸超、陈照炳；
兼任讲师：陈永汉、谢诗白；
助教：林淑卿。
英语系：
主任：胡子安教授；
教授：张雅琨、马小骥、钟仁正；
副教授：黄冠群、蔡文显；
讲师：谢振有、陈书；
助教：梅可城。
数学系：
主任：樊怀义教授；
副教授：范传坡、吴宗函；
讲师：卢梦生；
助教：莫魁、滕宁；
理化系：
主任：胡君宝教授
教授：廖华杨、王孟钟；
讲师：谭宛容、金淑仪；
博物系：
主任：熊大仁教授；
特约教授：胡笃敬；
教授：彭凤潭；
讲师：陈小泉、方瑞濂、梁润生；
助教：王家儒、麦鹤云。
不分系：
教授：马思聪、许幸之；
讲师：黄友棣、龙丽沙；
兼任讲师：刘仑、梁瀚薇、梁权键。
1944年的教师名册是1945年补填的，可以读到不少信息。在1944年期间严学宭、彭凤潭已经到了江西，马思聪和王慕理夫妇到了成都，胡子安到了湖南，马采、陈邵南、刘求南和赵善性等数位先生先迁到了韶关仁化，熊大仁到了清远连县；留在管埠本部的是张良修、陆达节、陶愚川、彭尘舜、潘祖詒、胡毓寰、陈粤人、蒋震华、王名元、王秀南、谢诗白、黄锡凌、徐中玉等老师和职工。在下半年也就是1944年度学年的暑期后，战事吃紧，中大开始疏散，学院可能讨论过部分往仁化转移的方案，事务员和文书已经部分在仁化，但大部分教职员工留在管埠。1945年1月，日军已经进入坪石，大部分师生才匆忙撤离，方式各异。王秀南夫妇、谭祖詒等闽籍师生结伴逃难在兴宁路上。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一，院长毛礼锐的薪额最高，担任附中校长的司徒汉贤也是聘为教授，马采教授已经到了韶关仁化，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二，此表为史地系和英语系老师，其中史地系助教杨云美为毛礼锐先生的夫人，英语讲师吴瑰卿为徐中玉先生的夫人，除了胡子安回湖南，大部分老师均留在管埠本院，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三，此表为公训系老师，留在本院和到了韶关仁化各占一半，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四，此表为国文系老师，徐中玉已经聘为副教授留在本院，除严学宭已经到了江西，大部分老师留在本院，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五，数学系人员迁移变化较大，理化系迁移相对一致，数学系主任吴宗涵到了清远连县，熊一奇到了江西，邝机发到了韶关仁化，廖华扬教授、胡有俊讲师留在管埠本院，理化系主任胡君保、王孟钟等大部分已经到了仁化，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六，这张表主要是不分系老师和博物系老师，马思聪和王慕理已经到了成都，熊大仁已经在清远连县，博物系开始撤离，部分老师在韶关仁化。不分系老师伍建瑶为体育助教，刘仑讲师均留在管埠本院，龙丽沙为德语讲师，体育副教授赵善性均已经到了仁化，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这份1944年度教员名册表背页写着是1945年7月22日填写，但多次提到6月份的事情，在表上没有许幸之的名字，根据聘书许先生7月到期。推测此表应该是在1944年7月或者8月登记填写的基础上，或者依当时的资料表格重抄。
陶愚川，浙江绍兴人，在日本和美国都留过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的教育哲学和教育史，1938年回国，先在蓝田师范学院任教至1942年上半年，再赴成都西南师范学院，1943年10月到校，主讲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等课程，1944年沦陷后四处奔波。其哥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陶百川，希望他留在香港，但他坚决回大陆，后在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任教，一生堪坷，独身终老，但留下数量庞大的、包括《比较教育史》在内的10部共400余万字的著作，其中《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三卷百万字。
朱智贤，1943年12月到校，时年36岁，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此前长期在福建集美师范学校任教。在师范学院讲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1947年与梅龚彬同时被解聘，后任香港达德学院教务长。1942年朱智贤刚在桂林与杨云美女士结婚，第一任妻子于前几年去世，有个五六岁的儿子，这样全家也来到管埠。杨云美先在教务处工作，后在史地系当助教。他们夫妇与马思聪夫妇住在同一排宿舍，共用厨房，使用此厨房的还包括张筑音女士，这里成为她们共同研究粤菜、湘菜和浙江菜的地方。在坪石沦陷时，他们全家坐在火车顶上，冒着严寒逃难，火车在韶关仁化停开，又步行在山岭之间到达湖南郴州热水镇挑夫家中等候，两个月后又步行八百里到河源龙川龙母圩与部分师生会合。[9]朱智贤在195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
潘祖詒，别名谷神，福建崇安人，入校之前在清远连州东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1943年8月到校，时年63岁，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使用潘谷神的名字出版了数本物理学专著。1945年与王秀南一起逃出坪石，王秀南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但他想回广东中山大学，不幸于1945年1月在广州病逝。
王名元，国立武汉大学毕业，1943年10月到师范学院任职。原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授，是“传记学”的开拓者。
王秀南，1931年中央大学毕业，曾任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应毛礼锐院长邀请，于1942年12月到达管埠，妻子谢诗白教地理任讲师，后聘为副教授，潮州人。夫妇一起进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王秀南教授教学课程是中等教育、普通教学法、教育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三门课。1944年8月王秀南被聘为正教授，妻子谢诗白女士后来担任史地系主任，他们留守至1945年1月与潘祖詒先生一起逃难，路程31天。王秀南、谢诗白教授后在暨南大学和东南亚一带任教，王秀南先生著有《教学著述六十年》，其中对管埠的教学经历有较详细的回忆。
黄锡凌，1931年私立岭南大学文学学士，1943年12月到管埠任职于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时年37岁，原在私立岭南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教授课程为英语。1941年《粤音韵汇：广州标准音之研究》一书出版，为其在私立岭南大学之作，1957年、1968年、2001年均有重新出版，香港现代词人黄霑自述其“公文包中，永远有一本。随时随地查阅……这本书实在嘉惠后学，我自己，便真的获益匪浅。”黄锡凌先生此后一直在香港大学任教。
同时在文学院和师范学院任教的哲学家马采1942年12月将译作《告德意志国民》发表于《民族青年》期刊，此译作完成于日军进攻烽炸广州之时，其于1938年在迁徙途中与哲学系助教陈云女士共结连理。在粤北教学时期发表了《席勒的美学教育论》《中国美学研究导论》《美的价值论》。[10]返穗后多有波折，曾随哲学系集体赴京在北大任教，1960年返穗，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教书，他有留日12年的学习经历，是中国美学与哲学具有先驱性影响意义的人物。
从多份教员名册结合其他史料可以研判，管埠中师老师的去向影响到新中国成立的许多院校，卢文、邓韵秋创建华南工学院数学系，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他们教过77级学生，其中一名学生，即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美国南加州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的侯一钊回忆，是卢文教授引着他走进研究的大门。王孟钟为华南工学院化工有机系主任；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均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彭尘舜在武汉大学创建世界经济专业；谭丕模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任教授；钟仁正任湖南大学外文系主任；胡笃教任教于湖南农业大学；于景让任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曾任生物系主任；黄现璠到了中南民族学院任；严学宭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许幸之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马思聪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徐中玉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管埠中师的老师影响到湖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学院、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山西师范学院等，以及香港的达德学院和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等多所院校，王秀南夫妇、林宝权女士成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名家。
图为1940年度师范学院数学系教员名册，有31岁的叶述武和29岁卢文教授名字，叶述武先生到校时间是1931年7月，此表是1941年3月填写。
图为许幸之先生在管埠1943年的作品《红叶山村》，1940年就读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系的谢斐然同学回忆：“翻过后山，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村旁有许多枫树，一到秋天枫树叶红了，很是壮观，穆木天教授把它叫做‘红叶村’，很有一番诗意。我们还去那里办过夜校，搞过扫盲。”
图为许幸之先生和卓文心女士合影，引自许国庆编《许幸之画集》。
（二）师范教育研究生的培养
1926年秋开始筹备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于1928年2月成立，成为国内最早专门教育研究机构,。庄泽宣于1922年从美国留学回国，1924年为国立中山大学所聘请，创办了教育学研究所，1935年经民国时期教育部核定，改名为教育研究所，与语言历史研究所和农林植物研究所组成研究院。这一阶段全国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所大学设立研究院。教育研究所设立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两部，课程有“教育研究法”“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研究”、“教育行政问题”“教育专史研究”“教育哲学问题”“中国教育问题研究”；选修课有“中学各科教学法”“乡村教育研究”“学科心理学问题”“实验心理学”等。[11]
教育研究所于1937年搬入石牌研究院新址，1939年改名为师范研究所。教育研究所第一届授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有7人。张泉林是1937年进入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的研究生，1941年在坪石参加第五届考试获得硕士学位，他经历了教育研究所空间和名字的转换全过程。在“林砺儒——勇敢而慈祥的教育家”纪念文章中，张泉林先生写到：“1941年，我在坪石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认识林老的，以后在桂林、香港、广州和北京，都有较长或者短暂的会面。”[12]1942年医科研究所在坪石成立，金曾澄校长聘梁伯强为所长，11月公开招录病理学部的研究生。
在云南澄江时期，1940年文科研究所三名研究生的候选人是：中国语言文学部黄达枢，指导老师芩麒祥；王庆菽，指导老师李笠；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区宗华，指导老师陈安仁，他们均是1938年9月入校。除了导师，还有研究院指导教授吴康、朱谦之、陆侃如、冯沅君，再邀请到校外的陈序经、闻一多和陶孟和三人共11名教授组成学位考试委员会。
1941年师范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研究生为刘尧咨、教育学部研究生为马仕桥和关瑞钤，马仕桥、关瑞钤均是1941年在坪石教育学系毕业后考入研究院。1940年至1941年许崇清校长聘请黄希声讲授高等教育心理学、学科心理学，也聘请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林砺儒授课，课程为教育专史研究和教育研究法。黄希声先生、林砺儒指导的研究生是王宝祥和陈藻芬两位师范教育研究所学生。
图为许崇清关于聘请林砺儒先生付薪的函。
图为许崇清校长邀请林砺儒、黄希声为中山大学研究院师范教育所指导老师的函，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1年研究生登记表，师范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研究生刘尧咨、教育学部研究生马仕桥和关瑞钤。
图为师范研究所研究生名单和研究论文题目，登于1943年《中大现状》一书，藏于中山图书馆。
从文献可以看到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质量，马鸿述的论文题目是《中学课程的改进》、邹鸿操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乡村青年训练问题》、严元章的题目是《中国教育行政制度的研究》等，这些题目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坪石研究院师范教育的硕士生在日后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教育上发挥着作用，1941年张泉林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我国干部训练之研究》，他留校在文学院任讲师。在1958年拟将初定举办“华侨大学”的学校改为复办“暨南大学”，主要策划者之一正是张泉林先生，当时他在广东省统战部工作，利用苏联队对广东队的足球比赛期间，众多侨领到越秀山体育场观看比赛齐聚广州的机会征求意见。开始筹办暨南大学时张泉林任办公室主任，他后半辈子在暨南大学教书，为培养东南亚华侨子弟作出毕生贡献。
师范教育硕士研究生严元章，四会人，严元章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1939年毕业，留校后分别在师范教育研究所、师范学院教育学系任研究员、副教授和教务主任等职务。1947年后赴南宁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教授兼教务主任。后来留学英国，毕业后在马来西亚任教，由于坚持华文教育被马来当局驱逐出境，1960年至1965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文化学院院长，196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至退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马来西亚三间独立中学从事行政工作8年，在南洋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6年，为东南亚培养师资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80年代应邀回广东四会中学任名誉校长。[13]1993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严元章先生的《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一书。
坪石时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有师范研究所，粱瓯弟（1914-1968）毕业于研究院师范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书院教育之研究》，在黔东考察时已经对边疆教育产生兴趣，一辈子从事边疆教育事业。1943年为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1945年为校长，1946年又赴新疆任国立天山师范学校校长。后赴美于波士顿大学留学，解放后被邀回国，长期在民族出版社工作。
国立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的这批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就在各中学担任重担，1942年钟钲声任连州中学校长、杨泽中任江苏青年中学校长。
师范研究所的研究生中还有著名学者吴江霖，吴江霖先生毕业后留校，在1945年赴美国雪城大学留学专攻心理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解放后归国，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副教务长等职，1984年设立中国第一个社会心理学专业硕士点。
（三）附属中学
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解决包括坪石教师子女在内的广东中学生就学问题，也是教育理念实践的场所、师范教育的延伸实习基地。在中山大学改名后，附属中学经历预科的转变，1936年由教育厅主管，1937年又改为大学主管。在国立中山大学迁移至石牌新校园后，在广州文明路的大学旧址全部为附属中学使用，大钟楼下为办事处及学生成绩陈列室，原大学的学生宿舍均为高中男生宿舍，初中男生宿舍在原法学院，高初中女生宿舍在番禺学宫。[14]除中学用书统一使用教材外，任课老师自己编写讲义，如盛叙功先生编写《中外地理学》，张瑞矩先生编写了《高中化学讲义》。化学家张瑞矩于1938年担任附中主任，他曾留学法国里昂工业化学专门学校，在坪石时任理学院化学系教授。1932年至1937年的主任是居励今教授，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化学系并获得硕士学位，在国立中山大学同时教授军事课程。
尽管在坪石是战时办学，从研究院到本科教育一直到附小、附中，教育系统完整性实属难得。附属中学六年制一贯制和五年制一贯制两种学制均有设立，附属中学的主任均为师范学院教授担任，1941-1942年附属中学主任为张文昌教授，张文昌教授在1937年出版了《中等教育》一书,内容包括各国中等教育比较，中学生、中学教师、中学校长以及课程编排，各方面均有涉及。1941年12月6日填写的附属中学的老师名册如下：
黄锦军（教导主任、高中英文）、关兆鹏（事务主任、高中英文）、范曾浩（高中生物、初中植物）、林子如（高中国文）、桂馨（初中国文）、金瑞文（劳作、家事）、谭靖波（童军、体育）、陈良型（高中数学）、钟景文（初中数学）、李贤珊（初中英文、女生指导）、陈诗启（历史、音乐）、何学龄（地理、图画）。
在坪石时曾更换了多名附中主任，但每位校长或者主任，均是教育学家或者基础学科专家，段铮教授是教育心理学家，1941年被聘为贵州医学院人物系主任，1942年到了管埠中师教育学系任教，1943-1944年担任附中主任；司徒汉贤1936年毕业于私立岭南大学，获得文学士，1944年担任附中主任，坪石沦陷时带领附中学生撤退到韶关仁化分教处，[15]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任教时发表的学术论文“教学原则的心理学依据”常被引用。
体育运动在附属中学是大家共同热心的活动和课程，1934年在广州时附属中学还举行过女子足球班级比赛，在中国具有开创性意义。[16]在管埠期间，师范学院开放日还曾邀请附属中学的学生参观，附属中学男女篮球队还与师范学院篮球队过招，尽管败北，但勇气可嘉。附中除了正常教学，还举行丰富的课外活动。演说竞赛是其中之一，包括高初中学生国语演说、英语背诵比赛，为公正起见，曾邀请培联中学陈恒颂老师、陈国治老师担任评判。这也证明了金鸡岭下两所中学互动是频繁的，关系友好。师范学院附中文艺活动在坪石也有口碑，演出过《一片爱国心》三幕话剧，将《黄河大合唱》改编为歌剧。[17]
1944年1月，应师范学院老师的要求，师范学院开办了附属小学，张柳祥同学任主任。
三、法兰西俭学岁月到武水烽火育人
在管埠的教师中，留学海外的经历随国家海外留学政策变化而形成三大主流。上世纪20年代前以留日为主流，部分留美；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老师以留法为主流，其中原因之一是里昂中法大学有提供专门名额为中山大学师资深造。上世纪30至40年代留学美国为主流，并就读教育学科最强的美国大学。
（一）留法双博士
师范学院诞生之初，陆侃如和冯沅君夫妇作出不少贡献，他们于1938年辗转安庆、河内、广州，1938年陆侃如受聘于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冯沅君在1939年初受聘于搬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是从广州直接到乐山的。此时，中山大学又迁到云南澄江，后武汉大学停课。1939年冯沅君暑期到了云南澄江与陆侃如教授相聚，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40年夏随迁至坪石管埠，陆侃如任师范学院教务长，曾经任代院长，他们夫妇俩对师范学院的正常运转起到重要作用，陆侃如对师范教育的育人目标是“专家”和“通人”兼备，大力倡导学术研究。因粤北战事吃紧，1942年春他又进入四川任教迁至四川的东北大学。[18]在管埠就读、曾到陆、冯家里拜访的校友回忆：不足30平方米的租用民宅的老房子，前后用白布隔开，后面为卧室，床是用装书用的木书箱搭成的，书桌也一样。门口最有创意的是钉着一张名片，双排写着巴黎大学文学博士，陆侃如、冯沅君。在师范学院期间，冯沅君于1940年发表了《古优考》《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古代戏剧论文，并留下了不少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