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与乡村，岭南建筑既是外在的载体，也是灵魂。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较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源远流长。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富含岭南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岭南建筑经过历代建筑匠师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了岭南的自然资源，结合老百姓的生活特点，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承载着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三地的历史、民俗、语言以及建筑风格同根同源，如何在历史中溯源岭南建筑的源头，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挖掘、抢救、复活珍贵的历史文化与建筑；又在新时代中迸发岭南建筑及设计的灵感与创新因子，用岭南工匠精神“智造”湾区，让建筑当随时代成为新的思考。

　　有鉴于此，南粤古驿道网邀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南粤工匠、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王河博导共同推出《岭南建筑在大湾区》系列，尝试通过众多学术话题的碰撞与探讨、不同设计案列的剖析与畅想，漫谈岭南建筑悠长的历史、全新的活力。

　　本期将探寻湾区视野下的岭南民居之一：丰富多样的汉代广州住宅。

　　岭南建筑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提起岭南建筑，大多数人或许脑海里有个大概的印象，但对其由来、分类及演变等却知之甚少，对于岭南建筑对城市、集镇和村落的建筑形态的影响亦不明晰。

　　古民居村落的古建筑，是地方文化底蕴的显性载体。南北地域文化差异，也通过建筑表征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多样性也成就了多样的文化之旅。广府民居、潮汕民居、客家民居让人目不暇接。

　　在乡村一隅渔樵耕读，民宿为旅游者、住宿者展现了一幅令人神往的归园田居，也让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回归乡野自然的大众心理期待，催热了古民居村落的旅游路线，也让媲美北京四合院、被低估的岭南民居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第一节、丰富多样的汉代广州住宅

　　秦汉时期的岭南民居建筑遗址发现较少，但墓葬明器使我们可以对居住形态有初步的认识。广东是我国出土汉代陶制明器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些建筑陶器模型制作之精巧生动，形式之丰富多彩，比例形象之合情理，布局之灵妙构思，真实地体现了岭南居住建筑文化的水平，是研究汉代南越地区居住文化的发展与衍变的一份很好的实证。 广州的文物工作者对出土的汉代陶屋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编入《广州汉墓》[1]，为后来者研究汉代岭南民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一、干栏式住宅

　　从构造上看，广州汉代有许多干栏式住宅。所谓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建筑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在地上栽桩立柱，在柱上架板为居住面层，上面再立柱架梁。这是一种让地板离地，整个房屋架空的结构方法。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炎热、潮湿多雨的气候，人居离开地面的楼上，可以防潮、防湿，减少蚊虫侵扰，躲避毒蛇猛兽的攻击。干栏又称为高栏、阁栏、葛栏、栅居，是上古巢居发展进化而成的建筑形式。关于干栏，古代文献多有记载：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魏书》，卷101)

　　“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岭外代答》，卷4)  

　　“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博物志》，卷1)

　　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其《“干栏”式建筑的考古研究》中指出：“我国的干栏式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新发现的许多模型和图像，不仅说明它的形制结构，并可肯定这种形制的建筑在汉代前后已盛行于我国华南的某些地区，同时从个别模型和一些有桩柱底架的遗迹，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其分布也比后来更加广阔……这种形制的建筑今天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但在许多兄弟民族地区仍然继续存在。”事实的确如此，干栏式建筑现在广东已很少可以见到，但在云南许多兄弟民族中仍然盛行。比如傣族，至今仍居住干栏式建筑[2]。

　　干栏式陶屋模型最先出现在广东的西汉中期墓随葬品中。其陶屋分上、下两层。上层楼居，下层用以饲养牲畜。上层平面为横长方形，两坡瓦盖，悬山顶，门口开在面墙正中或偏靠一侧，有的无窗洞，有的门之两侧或一侧设菱格式和直棂式窗。屋内一侧的地台中设有一个长方形穿孔，是厕所的坑穴，穴旁或加扶手，或有专门的板墙间隔。门前设有楼梯以供上下。下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基座”。主屋架筑在前面，后半围墙高起，墙头有瓦檐遮护。墙间开一个方形或菌状的窦洞，以便牲畜进出（图5-1）。

图5-1为干栏式住宅构造。（引自《广州汉墓》）

　　到了西汉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干栏式陶屋模型，底部基座仍为方形，上层平面作曲尺形，即在原有的横长方形的基础上，在其后一侧延伸出一长方形的小室，用作厕所，底有坑穴，下通猪圈，厕所与前室或有间隔墙，中辟门口以通。这种干栏式陶屋将屋内厕所与起居的堂屋完全隔开，说明了居所内的卫生条件有所改善，该种陶屋上层前面的横形正堂屋宽而深，左侧后附廊屋，为厕所，有横墙相隔，中开门口与正堂相通。正立面辟门，单扇，门板上刻花纹。面墙两边开窗，两山墙的上端各有一对三角形窗孔。后墙正中有方形小窗一个，窗门向上斜支起。盖顶悬山式，两脊四坡，前坡宽深，后坡稍短。正脊上有三个筒瓦形饰物，后室的纵脊接于正脊左侧，脊顶亦有筒瓦形饰二，每坡的檐口处都印有半圆形纹，状若滴水。下层基座的四周墙壁中，每面均镂空一组拱木。正面门前设有板梯（图5-2）。

　　广州汉墓中出土的干栏式陶屋模型，反映了古代南越族人的“楼居”的居住建筑特点，它保留了土著干栏的椿柱底架，上部则已经变为铺瓦的汉式悬山建筑，成为了当时盛行的一种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经济而简易的建筑式样。

图5-2为曲尺形干栏式陶屋构造。（引自《广州汉墓》）

二、曲尺式住宅

　　曲尺式住宅都是单层建筑，由两幢长方形房子组合而成，并用矮墙将基地围成方形或长方形，大门在正面，也有的住宅侧面也有门的，厕所在屋内后侧，高离地面，后院饲养禽畜（图5-3）。

图5-3为曲尺式住宅陶屋。（引自《广州汉墓》）

图5-4为曲尺式住宅陶屋屋顶组合形式。（引自《广州汉墓》）

　　从曲尺式陶屋的平面布局和立面外观来看，很明显是由曲尺形干栏式陶屋演变而来。曲尺式的前部为正屋，作横长方形(即前堂)，侧边的廊屋为一小室，作厕所用，有一个小门通向后院。大门都位于正面，也有正、侧两面都辟门的。墙面刻划有柱、枋、权手，也有镂空成柱、枋和斗拱以承托屋檐的。这种陶屋上盖两个悬山顶，组合结构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两正下脊等高相交，前后坡面合角，即两个等高的悬山顶组合；另一种是正屋与廊屋高低脊组合成曲尺形（图5-4）。

三、三合式住宅

　　岭南墓葬出土的东汉时期陶屋中，除了“曲尺式”占很大比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陶屋类型——三合式陶屋,它是由曲尺式陶屋发展而来，在结构布局上稍微复杂些。三合式住宅可谓是后来岭南三间两廊民居的雏形。

　　三合式住宅整体平面近方形，俯视呈“凹”字形，其布局特点是采用均衡对称的一堂二室布置，一种前为两廊屋，后连堂屋，两廊屋以矮墙相连为正门，设双合门扇，向里掩开，门上有遮檐；也有前为堂屋，后连两廊屋，前堂正中辟门口，两旁设窗，后有高墙与两廊屋隔断。堂屋与廊屋有作双层，也有单层的。堂屋与两廊屋之间有墙壁隔断，各不相通，间有在这堵墙正中间开一窗，正对后院。两后屋中有一房间作厕所用，多数的厕所都在向户外的一侧开门口，有专设的斜梯；另一室为畜舍，亦有设梯的（作斜坡式或桥式）。如果后屋是双层的，有一屋的下层与后院打通，另一屋的下层则与后院隔断（图5-5）；亦有个别的例外，两廊屋下层都打通，没有隔墙，这样作为圈栏使用的后院等于扩大了三倍。还发现有一东汉后期的三合式陶屋正门前廊两边有矮栏杆，是比较罕见的例子（图5-6）。

　　三合式陶屋盖顶一般正脊横列，悬山式，两端微翘起，饰瓦垄，坡面宽长。两廊屋的盖脊纵列，脊的一端与前堂后坡的滴水相连，故廊屋比堂屋稍矮。一侧廊屋墙跟辟一洞门，上层侧外壁和正面外壁上部均开直棂窗孔。另一侧廊屋上层侧外壁开一长方形窗，正面外壁开棱格形窗。堂屋门两侧镂刻棱格形和长方形直棂窗孔，堂屋下层后壁则镂刻有梁柱与斗拱。墙外四周刻划仿木构架、棱格等线条（图5-7）。在三合式陶屋的门板上发现刻划有人形图像，这可能是以后门神的滥觞。

图5-5为三合式陶屋。（引自《广州汉墓》）

图5-6为东汉后期前廊带栏杆三合式陶屋。（引自《广州汉墓》）

图5-7为东汉后期三合式陶屋。（引自《广州汉墓》）

四、楼阁式住宅

　　在岭南汉代住宅中，以阁楼式的规模最为宏伟，作上下两层的结构，造型严整而富于变化（图5-8）。这种住宅最大的特点是，建筑布局依照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有明显的中轴线，在整个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说明了以木构架结构为主，在布局上讲求中轴对称的汉式建筑，在岭南地区已得到全面发展，土著干栏的建筑因素已趋式微。

　　图5-9所示的汉代陶楼，是出土规模最大、结构最为严整的一组建筑，它是由两个三合式组成的“H”形平面，中座特高，是整组建筑的主体部分，作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下层高敞，上层有明显的缩进。上层的前面开窗，后面挑出带栏杆式矮墙的平台。楼板右前角开一个长方形楼梯口，以通下层。展附于主楼两侧的抱厦为较高的单层平房。前后厢房对称于两侧。门楼位于中轴线上，后面左边的厢房作为厕所，右边是禽舍。后院也是饲养牲畜的圈栏。

　　在出土的东汉前期阁楼陶屋中，还有一种望楼（图5-10），其平面布置和曲尺式陶屋相类似，正中有一座近方形、分上下两层的主楼，楼下正面辟门，上层同大，四阿盖顶，楼板右边留出三分之一的地方做梯口，以通上下，前后壁开窗，有一陶俑手持盾牌凭窗守望戒备，另有一陶俑伏在盖顶上状若瞭望（已失）。望楼外是绕作“凹”形的回廊。正面及左侧面均辟门设窗，门枋上有“一斗二升”的斗拱一朵。后面的右边是院落，有门与回廊相连。左边有个小房，大概是厕所。这座望楼从它的结构特点和里面陶俑的表情形态可以说明与一般的住宅形式有所不同，是属于瞭望台之类的防御性建筑。

　　楼阁式陶屋反映出汉代岭南建筑在形式多样、结构复杂、富于变化的形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掌握了左右均衡、高低参错、主次分明的建筑造型规律，表明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特色(如以木结构为骨架、以中轴对称为布局形式等)发展到汉代已经进人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图5-8为阁楼式住宅陶屋。（引自《广州汉墓》）

图5-9为阁楼式住宅陶屋。（引自《广州汉墓》）

图5-10为望楼。（引自《广州汉墓》）

五、坞堡

　　坞堡（图5-11）的主人是拥有部曲的豪姓大宗，外部平面呈方形，四周以高大的墙垣围绕，前后有大门各一，门上出挑梁以承平座，上建门楼，四阿上盖。门楼前后设瞭望窗，以望远下瞰。四隅之上各有一方形角楼，同为四阿式屋顶，向外的两侧亦有长方形竖窗。四壁城垣高处均有一列长方形或圆形的窗孔，上有瓦檐覆盖。个别坞堡模型在角楼下划有横线纹表示供升降的梯级。城垣的外壁亦有横直线纹代表门框，梁柱等木构建筑，反映了当时的坞堡是以木构作架子、四周以版筑城垣的。

　　城堡内均有房屋，有曲尺形、长方形，有单层平房，也有双层房屋，有悬山盖顶，也有平脊盖顶（图5-12）。

　　从坞堡的外部形制来看，其主要特征之一为四隅的角楼。《墨子·备蛾传》有：“县答隅为楼，楼必曲里。”而《墨子·备城门》则有：“城四面隅皆为高磨澌之说。”可见城的四角为防守的重点，是中国古代防御性建筑的特有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的宅院，直至近代仍可在粤北、粤东山区以及深圳宝安一带见到。

　　东汉末年，由于社会剧裂动荡，战乱不断，地方豪强纷纷组织武装和自筑坞壁、营堑。以坞壁堡垒为单位的宗族组织和封建大家族家长制风行一时。《后汉书·樊宏传》记述，赤眉起义时，就“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又如，《三国志·魏书·许褚传》：“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魏书。王修传》：“胶车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赣县》：“葛姥者，汉末避黄巾……资财巨万，僮仆数千，于此筑城为家”等等。岭南地区的坞堡明器是这一时期社会局面的真实反映。

图5-11为坞堡式住宅构造。（引自《广州汉墓》）

图5-12为坞堡内部陶屋。（（引自《广州汉墓》）

六、仓、囷、井亭

　　广东出土的陶仓、陶囷(图5-13)都属于“高架式”干栏建筑，它们同为储藏粮食的建筑。《吕氏春秋·仲秋纪》高注曰：“圆曰囷，方曰仓。”仓的平面均为横长方形，下以柱子支撑，把仓房高架起来，以达到通风防潮的目的。

　　囷均为圆形，上广下敛，底有地台。下面用四根柱子支撑，结构作用与仓相同。上盖呈伞形，有的划上篦齿状线纹，从其结构及刻划的构架线纹看来，是一种以稻草编织成伞顶，在木板地台上支架柱枋，外面围以竹编席笪的简易粮仓。

　　在这些建筑模型明器中，陶井亭别有意趣(图5-14)，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清洁水源的保护和重视。

　　上述的各种房屋建筑模型，从墓葬的年代上亦大体可以看出其发展先后关系。最早的干栏式陶屋大都出于西汉晚期和东汉初年的墓葬中，它适应于岭南高温、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是自新石器时代即已逐渐形成而延至西汉时期的越族住宅建筑形式。到了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建筑艺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除了原有的干栏式陶屋外，新出现了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住宅，它们大都是在吸收了中原先进的建筑技术的基础上由干栏式演变而来，无论结构和平、立面的布局上都是多式多样而富于变化[3]。

图5-13为仓，囷。（引自《广州汉墓》）

图5-14为井亭。（引自《广州汉墓》）

七、秦汉时期岭南民居建筑独特的结构与装饰

　　从广东出土的汉代陶屋模型看，在结构技术上已采用梁架、斗拱、窗棂、铺首门环等各种建筑构件，同时亦开始注意到房屋外形的装饰性。如屋脊两端上翘角状，近似鸱尾，陶井亭上饰以风鸟，山墙上端饰以一对圆窗或三角形窗，极富特点。这些建筑与装饰构件显然是在本地区古代传统干栏建筑的基础上，汲取了汉式建筑的部分因素而形成的。

　　1、梁架结构

　　从出土的汉代陶屋来看，大多上层结构在前后檐墙和两侧山墙间都划出柱、枋等横直线纹，显示其梁架结构为穿斗式结构。在山墙上等距分立三根不等高的立柱，即两根角柱和一根中柱，中柱头直到屋脊下承托脊檩，角柱则直到屋檐下承托檐檩。柱间不施梁而是用若干穿枋联系，枋柱之间加有斜撑，以防止变形，这样使山墙形成一个整体排架。穿斗式结构的优点是用料较小，抗风性能高，具有较好的整体性，适用性广，一经形成，便历代相沿，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的基本结构方式之一。至今，“穿斗式”结构仍为岭南地区所普遍采用。

　　2、斗拱

　　斗在西周已经出现，至汉代，斗拱类型与外观之丰富多彩，当属历朝之最。在广东出土的汉代陶屋中，斗拱的使用也较为普遍和多样。如陶屋中出现的实柏拱，一斗二升、一斗三升的横拱，其中多处出现栾形拱。《释名·释宫室》曰：“栾，挛也。其体上曲，挛拳然也”。栾是一种两端翘起略似弓形的悬挑构件，它的性能比实柏拱大为改善，因而在汉代使用非常广泛。另外，为了加强对檐檩的支撑和增进整个檐下的横向联系，有些陶屋又在柱间的横楣上放置人字拱，如东汉前期的陶望楼，两边门楣上方都装有人字拱，使立面造型富于变化(图5-15)。

图5-15为陶屋扇面的人字拱。（引自《广州汉墓》）

图5-16为干栏式陶屋镂空基座。（引自《广州汉墓》）

　　广州东郊龙生岗出土的一件干栏式陶屋，基座镂空作舞象装饰，基座所雕刻的舞象实际上是一种变形的一斗三升式斗拱，不但起着固定的结构作用，同时在造型上还具有相当的意义，实为建筑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更体现出地域文化不拘一格的活泼特色（图5-16）。

　　3、门窗

    　从汉代陶屋模型可以看出，当时的门窗已经有了装饰艺术处理。门的上槛上显示出门簪；门扇上有兽首含环，称为“铺首”。在东汉前期的曲尺形干栏式陶屋的正门门板上，发现有刻划图像，有人像，有动物，也有花纹(图5-17)。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载：“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儡，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且用食虎。”又《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儡，俗谓之门神。”

　　汉代住宅的窗户通常为菱格式和直棂式窗(图5-18)。所谓菱格，即以斜格贯连菱形者，古代称作“绮寮”。《西京赋》：“交绮豁以疏寮。”而《仓颉篇》曰：“寮，小空也。”在菱格式窗的基础上，亦有在窗格上绮寮与琐文并用的形式。《后汉书·梁翼传》：“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如广州南郊大元岗出土的陶仓窗格就是这种形式。还有的一些窗槅为几何组合图案(图5-19)，玲珑通透，颇具特色，这是广州两汉墓所出的陶屋中少见的一种透窗式样。

图5-17为广东东汉陶屋门板刻画图像拓本。（引自《广州汉墓》）

图5-18为广东汉代陶屋模型中菱格式和直棂式窗，图5-19 广东汉代陶屋模型中复杂的菱格式窗（引自《广州汉墓》）

图5-20为广东汉代陶屋模型中几何组合图案的窗格。（引自《广州汉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