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陈其人(1924年-2017年)，广东新会人，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194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是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的学生。其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出版了《资产阶级价值学说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殖民地经济分析史与当代殖民主义》、《南北经济关系研究》和《世界经济发展研究》等19本著作，发表论文150余篇，于2012年获得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是陈其人先生的遗作，记录了其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与王亚南先生的接触交往和对他的深刻认识，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施瑛推荐，南粤古驿道网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下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原文：

　　王亚南曾经这样总结过他本人的学术道路：1940年以前，他“虽然出版过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根据这个体系，把它伸拓到一切社会科学方面，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这就是说，了解他在中山大学的情况，对理解其学术思想发展的质的飞跃，有重要意义。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他在中山大学的答疑、教学、学术交流、论民主政治等等，为这一飞跃准备了条件，从而终于建立了王亚南百科全书。

　　下面就是我在中山大学求学时期，以及其后的一个短期对王亚南种种活动的认识。

　　一、住所、答疑教学和学术交流

　　高中我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求学，有幸同大学一年级新生听了王亚南的演讲《现代、现代人、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学》，极感兴趣，就下决心要考以他为系主任的经济系。1943年我实现了这个理想。从此就成为王亚南的正式学生。

　　王亚南在中大工作，从时间看，可以分为两段：坪石时期（中大因抗日战争搬迁到广东北部坪石镇一带）和广州时期（抗战胜利中大迁回广州）。下面就按这两个时期谈谈我间接和直接所知的王亚南情况。

图为王亚南任教法学院场地历史遗迹分析。（施瑛提供）

　　在坪石时期，他住在坪石镇上或附近，是极其普通的民房，同经济系所在地隔一条江,交通不便。他当时40多岁，到经济系参加种种活动来回都要过江，还要上下山岗，颇费时间和劳力。

　　至今我还记得：为了答疑，一天晚上，他提着油灯来了，我们也带着油灯去。在简陋的礼堂里，我们看书，他也一面看书，一面等候我们提问。我走到他的面前，拿着书问：什么叫“二五减租”？他神态凝重地回答我：北伐战争誓师时，国民党曾对农民许愿要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在实行耕者有其田之前，先将现行的地租率降低25%；它假定一般地租率为正产品50%,减去25%,即为正产品37.5%。可事实上遇到很多障碍。在北伐战争中，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许多地方都公然对抗国民党制定的有利于佃农的政策。叫嚣凡实行二五减租者以共产党论处。于是二五减租终成泡影。这样，北伐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即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就反对革命，蒋介石就举起屠刀……。王亚南参加过北伐战争，但结果让他失望，不得不离开北伐军，浪迹到杭州西湖一个和尚寺里,计划写一本反映北伐失败原因的小说。就在这寺里，他结识了已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郭大力先生，从此开始了他们合作翻译《资本论》，以及古典经济学的事业。由此又奠定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我现在认识到，二五减租这一答疑问题，起了如此大的作用，王亚南能不神态凝重吗？

图为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初版。

　　我们学生从王亚南那里得益最多的，当然是他的教学。他对我们一年级讲的是政治经济学。最初听讲，只见他全神贯注，声音洪亮，那湖北口音，接近西南官话，特别富有表现力，使人难忘。例如，他分析封建社会经济时，指出其特征是：土地经济、庄园经济和自然经济，“园”和“然”都变成“软”、“济”拖得特别长……。后来我才知道，庄园经济只是西欧领主经济封建制度的特征，而不是长期存在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特征。关于后者，要到1946年中大迁回广州，他从福建赶回来为我们补课，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我才有较深的认识，从中也知道这是王亚南的重要学术贡献。

　　此外，他还给高年级学生教授高等经济学。起初，釆用他和郭大力先生合译的英国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读本，但学生反应冷淡，因为不联系中国实际。因此，他就另起炉灶，一面讲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一面分析它不适用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社会。对此学生反应就热烈，连设在湖南省南部（靠近坪石）的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学生也前来听讲。这门课程就成为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的基础。这本著作也是王亚南的重要学术贡献。

　　在坪石时期，王亚南收获最多的，除了教学相长所得到的以外，就是学术交流了，他同下面几位学者经常切磋：胡体乾教授、梁漱溟先生、朱谦之教授和英国化学家李约瑟。

　　关于胡体乾教授，王亚南在序言中说，他在撰写《中国经济原论》时，就个别给予帮助的朋友讲，中山大学现任文学院院长胡体乾先生，应当最先被数到的。他是一个极渊博的社会学者，我们在几年同事中，几乎每天有一次聚谈的机会，当我们彼此把讲述的问题进行意见交换的时候，他总能从正面或反面给予一些补充和提示。而对于资料的提供方面，他的助力尤多，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些重要杂志，他都全部保存着……。

　　关于梁漱溟先生，王亚南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就是儒家的学说，它经过汉代董仲舒的改造，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维护地主封建经济制度。王亚南对此进行过批判。

　　关于朱谦之教授，王亚南曾和他面对面对讨论东西文化。王亚南认为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再到百科全书派。王认为百科全书派的特点是：时代感非常强烈，涉猎非常广；态度非常开明。但正是由于涉猎太广，就不易深入，并常常将现象相似的东西认为是本质相同的东西。王与朱讨论的结果是：朱认为“你讲的很对，我讲的也很对。”

图为抗战时期访华的李约瑟。（“三师”志愿者查找的网络资料）

图为王亚南。（“三师”志愿者查找的网络资料）

　　关于英国化学家李约瑟，王亚南在坪石镇的一个小旅馆接见了他。他当时尚未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对王亚南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问题，王一时未能回答，这就迫使王下决心研究这问题。先在《时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了17篇论文，这就是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本著作实质上是答李约瑟问。王亚南认为，这一研究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理解。因为其政治上层建筑，他也研究了。因此，《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同《中国经济原论》，就成为研究旧中国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著作。

图为王亚南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2013年版）一书。

　　二、学术自由小天地的形成和官方理论家的无可奈何

　　当时中大经济系所属的法学院有一个以王亚南为轴心的学术自由的小天地。这种自由的物质表现，就是院内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广场，竖立了很多竹墙，墙上都是壁报，什么言论都有，有些好文章，湖南省衡阳市某报还拿去发表。

　　壁报上的文章，我记忆最深的是一篇《法西斯细菌在中山大学》，是学生为批评一位教授的政治观点而写的，很尖锐。当时，正是德国法西斯军队进犯苏联，并节节逼进的时候，而保卫苏联则是进步学生的普遍要求。这位教授竟为法西斯辩护，当然是错的，要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后来，还是王亚南出来讲话，凭他崇高的学术威望，化解了矛盾、平息事件。

　　当时，我十分奇怪：为什么不是法学院院长而是王亚南这位教授出来讲话就平息了事件？院长是英国留学生，记得我们入学时，曾对我们讲话，说什么他在英国留学时，学生向教授请教问题，是要论时付酬的。我当时虽懂得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则，但反对将这种关系引到朋友和师生关系中。我认为，他的世界观和王亚南简直不能比，更不用说学术地位了，其他同学也不把这位行政长官放在眼里。由于这样，他对上述“法西斯细菌在中山大学”事件就不予表态，亦即不负行政长官的职责。王亚南则管了本不应管的事情，维护了学术自由的小天地，逐渐成为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权威。就是说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涂先求学长。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所在地武阳司村。

　　王亚南在中山大学时，最得意的门生就是涂先求。当时，王亚南发表的文章，相当多是由他的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他1940年入学，1944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44年夏，王亚南一度离开中山大学到福建讲学。这样，在王亚南离开这段时间内，王亚南任的课程，就由涂担任，王亚南的衣钵并没有因此而失传。

　　在原来由王亚南担任的课程中，涂学长选择其中的精华，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组织成几个专题，向我们讲授。其主要内容如下：人类的发展是从被动地适应到主动地利用自然条件的过程。与此相应，人们结成的生产关系也在发展，其差异性越来越小，共同性越来越大。根据这一原理，他重述了王亚南的看法：“我还得就历史法则提出这样一个还不大有人谈到的意见，我们是公认各民族所遭遇的自然条件是不同的，且不说在最先，历史条件的不同，是如何受着自然条件的影响，单就自然条件来说，它对于社会的发展，愈往过去，是愈有拘束限制作用的，也就是说，社会劳动生产力对于自然力的克服作用，是愈来愈大的。如其说，人类社会在愈早的历史阶段，他们为维持生存，克服其遭遇的自然，所表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愈益薄弱，因而，哪怕在同一历史阶段，比如说，在同一原始社会阶段,它们各别的社会经济形态，彼此间可能发现出较大的特殊性；反之，如其在一个发达的社会，比如说临到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力便相对愈来愈大，愈有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力量，因而由自然因素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特殊性，就相对愈少了。”根据这种方法论，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经济形态，与东方奴隶经济形态的差异性，可能较之东西方封建经济形态间的差异性更大；而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个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更大。王亚南特别指出：“许多流俗经济史论者，就惯拿此点来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否认历史法则，其实，在同一历史阶段诸社会彼此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虽愈往过去愈大，但它们构成一个历史阶段的根本共同点，却不因此受到影响。”[1] 真是哲学使人聪明，由涂学长重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不仅使我们学生通晓历史发展法则，经得起政治风浪的考验，也掌握了学习一切历史科学的方法论。

　　就在王亚南暂时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一位著名的官方理论家被派来当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其目的是清除王亚南的影响，削弱他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我观察，这位官方理论家确实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解释三民主义的专家或理论家，不是政治家，他妄图消灭已经形成并巩固的学术自由小天地，改造学生的思想，消除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不言而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理论和学术的载体是头脑，除非破开脑壳清洗一番，否则已经存在的思想等，是不可能被清除的。因此，官方理论家只能是无可奈何。这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虽然是封建王朝复辟，但是复辟并不能全部消灭革命的影响一样。

　　三、王亚南悄然回校，议论民主政治讲授中国经济史

　　1946年暑假，王亚南从福建回到中山大学，为我们补课。为了省钱，师母和孩子没有一同回来。他独自一个人住进广州市一个最差的小旅馆里。当时广州市最好的旅馆，是珠江边的爱群酒家，犹如上海的国际饭店一样。那个小旅馆则是最下等的，其对面就是广州市监狱，条件之差可见一斑。

　　他住下后，一打听，到中山大学所在地石牌，路程相当远，坐出租车太贵，因而只能按地图，提行囊（内有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冒着酷暑，徒步来校。我们是在晩饭后散步，意外地看到他的。到达后，他就借住在中文系一位教授的家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的中译者，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足以构成一个学派之著作的作者：名教授王亚南，就这样没有接站者、没有鲜花、没有摄影记者、当然也不见报，静悄悄地回到中山大学，开始他在中大工作的第二段——广州时期。

　　王亚南回校，学生自发地开欢迎会。他内疚地自责说：1944年秋，日军还没有进犯坪石，他就先离开该地到福建没有和大家一起逃难，这虽是福建方面讲课的需要，但总感到自己是个“逃兵”，很不安。后来中山大学搬迁到广东东北部，本应马上归队，又因病住院，躭搁下来，直到现在才回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一位学生提出何谓民主政治的问题。王亚南是从经济制度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予以解答的。我认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现将其基本内容记述如下：

　　王亚南说：“民主或民主制度，原是政治或政治学上的用语。但不论这种制度的发生抑是它的演变，它却始终同经济或经济制度密切关联着。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民主制度，是从现在的经济制度取得其存在基础的，在民主政治上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直接间接的在现在经济领域内的诸般经济发展的障碍上或变动上得到解释。我们如其不否认现在社会是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则在这个社会的政治范围内产生的民主问题，就显然可以正本清源地说是它的经济问题在政治上的感应。把民主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是那种种问题本身性质要求我们这样做，离开了经济问题来谈民主问题，尽管它在今日世界论坛上，乃至在中国论坛上，大家像是不约而同釆取的一致作风，但撇开了最基本的，或者种种不同性质的民主问题所由发生的经济问题，民主问题将会像悬空断线的风筝，最后是不知演到伊于胡底的。”接着，他就以历史和事实对此作了说明。我经常回味王亚南这番议论，痛感现在有些人论述的民主制度，是一种脱离经济基础，只是几个政治范畴自身在那里演变的玄学，恰如现在有些人论述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脱离生产关系，只是几个结成函数关系的经济因素在那里运动，他们就像是在演算数学一样。

　　欢迎会开过之后，王亚南就为我们补课。补课是在酷热中进行的。开始那一天，他拿了—把大葵扇，不停地揩汗……。时近中午，下了课，我们送他回到借住的中文系教授家里。教授不在，他就坐门口等候，还是不断地搧扇子。

　　补课的内容，是我听过王亚南所讲的课程中最精彩的。我特别注意的是：关于社会形态随着向高级发展就越来越相同的原因，以及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前一问题，涂学长为我们上专题课时，已将王亚南的观点介绍过，前面已有记述，这里就不再谈了。要谈的是后一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恰好又是王亚南的又一重大学术贡献。

　　王亚南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与西欧相比较，中国封建社会较长些，资本主义难产，这与中国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由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在阶级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既有公有又有私有因素，即农村公社组织这样的社会。农村公社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井田制。相对于西欧来说，中国由领主经济阶段进入地主经济阶段，不是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束缚其发展的大量存在的农村公社，即井田制。

　　问题很清楚：束缚在井田制中的领主经济阶段的集体农奴，每家耕种的土地面积受到限制，相传是每家种私田百亩，八家合种公田百亩。这样，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就必然要求耕种更多的土地，这就表现为农奴在井田之外开垦荒地。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原来提供剩余劳动表现为合耕公田的形式，就发生变化，即改为按农奴实际耕种的土地（包括开垦的荒地）面积征收相结合的地租和赋税，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履亩而税”和鲁宣公15年“初税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这种据以征收统一的地租和赋税土地面积的变化，各级领主亦即诸候卿大夫（其身份分别为公、侯、伯、子、男），其实际占有的耕地，即实际所得到的合而为一的地租和赋税，就慢慢地变得和其身份应占有的不相等。亦即封建的等级制的这一面，由于农村公社井田制的突破而开始动摇。这是经济原因使其动摇的。经济的要求变为政治上的要求，这就是大小诸侯争地以战、争城以战，相互兼并土地，以至最后完全动摇了与占有相应的土地面积相联系的封建等级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时期。

　　在上述自发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下，能够以纲领的形式，自觉地运用政治力量来改变原有的经济条件，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各国中做得最好的，是秦国。其集中表现就是商鞅变法。它共有两次；就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其重要内容是：鼓励垦荒，使“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解除农奴身份；“家有二男而不分异者倍其赋”，即废除兄弟同室共妻的旧俗；废井田，开阡陌，即在开垦荒地的基础上用法令来破坏农村公社；土地民得买卖，有战功者授予爵位与土地，无战功的贵族即领主失去特权，要变为民户中的富户。以上是变领主经济为地主经济。在开阡陌的基础上将原来的采邑打乱，合并为县，先派县令，掌管全县政事，这一点后来就发展为废封建、置郡县。以上是变贵族政治为官僚政治。这条经济和政治路线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样秦国就终于打败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然后再在全国实行这条路线。正是这样，秦统一中国后，就在全国逐步确立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实行土地私有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探索选拔治理郡县之官僚的方法，最初是人分为三等，每等又分三级，从优到次，按顺序任命为官，后来就发展为自隋唐开始到1905结束的科举制。这样，地主和官吏就分开。与此相应，地租和赋税也分开。全国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切都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标志着中国由领主经济封建制度过渡到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其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它是官僚政治的派生物。

　　以上这些新建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初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拿地主经济封建制度来说，它能解放被井田制束缚的劳动生产力。而官僚政治制度，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僚，比凭血统而世袭的贵族政治总要好些。但是，发展到后来，就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了。

　　这是因为：（甲）在地主经济制度下，产生了土地资本，只要有货币就可以购买土地，用以榨取地租，于是原来就存在的高利贷者和商人，就将其积累的货币，用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或兼地主。而原来的地主也可以成为高利贷者和商人。这样，就出现了可以相互转化的三位一体公式：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它们的相互转化是由高利贷的利润率调节的。土地从不能买卖到能买卖，从没有“价格”到有“价格”时，这价格就由原来的地租（领主经济性质的）和高利贷的利息率决定。这个土地价格一旦产生，就以它为前提产生了新的地租，这地租又就由土地价格和高利贷利息率来调节。这个地租额远远高于原来的领主经济地租额，亦即高于原来认为的地租是剩余劳动。而地主经济封建主义的地租，则往往侵占到农民的必要劳动，使其日益贫困，农业也就日渐衰落。

　　（乙）在官僚政治条件下，由于科举制可以使考试中的优胜者成为官僚，于是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有可以通过科举道路成为官僚。这样一来，前述的三位一体公式又演变为四位一体公式：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僚。它们也可以相互转化，因为官僚有较高的俸禄（原因下述），其节余可以用来购买土地。这样一来，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官僚又成为四位一体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起了钝化阶级矛盾的作用。因为通过科举制，任何人只要有条件刻苦研读，十年寒窗，就可能成为官僚，从而又成为地主等等。这样，某些要求社会变革的优秀人物就妄想通过科举制而达到其目的，实际上却加入了统治阶级的队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过来，它的统治就越牢固，越险恶。”[2]

　　（丙）由官僚政治所派生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是要有经济和财政上的支持的，这就是除了征收的赋税外，还有各级官僚经营的企业，包括生产和销售的，如盐、铁、茶、米等,都被官家垄断了。这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也是最盈利的，百姓都不能染指。再加上这些官办企业，浪费、效率低，就不能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创造条件。

　　由于上述几方面的综合作用，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度下的农民，因所受地租剥削沉重、所受赋税压榨日深，就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将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官僚列在一起，成为打击的对象。这样，高利贷者和商人积累起来的原始资本，就消失殆尽，造成牛死虱死的结局。高利贷者和商人本来可能发展为未来的资产者，就成为不可能了。而这些造反的农民，即使不被镇压失败而有幸成功了，也提不出建立新社会经济的纲领，因为它连萌芽的因素都没有。这样，他们只能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让他们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和西欧相对比。在法国只有三个等级，即僧侣、贵族和平民，平民包括未来的资产者和工人，此外还有一般的农民。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未来的资产者带领未来的工人和一般农民起来反对贵族，并按资产者的意图，提出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纲领。他们终于成功了，资本主义产生了。

　　与上述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发展到后来才妨碍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难产不同，中国地主经济封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却是一直起维护这个社会的作用。

　　从历史事实看，这种思想上层建筑之被确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是经过一段探索过程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从领主经济逐步演变为地主经济的时期。与此相应，反映各个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思想互相交锋，精彩纷呈，这就是诸子百家争鸣，孔子的思想即儒家学说是其中的一家。本来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它是完全适合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需要的，但秦王朝在选择官方意识形态时，却走过弯路。这就是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由于没有经验做了被后世儒家责骂的事情，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焚书坑儒，地主经济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到汉王朝的汉武帝起用董仲舒，并改造儒家学说，才确定下来。这就是“罢黜百家，崇尚儒术”。其主要内容如下：

　　1.天道观念政治思想的产生。天道观念政治思想的实质，是用自然界的秩序来说明社会秩序的根据所在。孔子不大讲神，也不大说鬼，却大谈其天，如“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作为孔门私淑弟子的孟子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国的老百姓也常说：天知道，天意如此，成事在天……。这些说法就是天道观念。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它是由于取代神道观念而产生的。神道观念适合于领主经济封建制度，因为领主经济一般的显出金字塔形的等级身份制的特点，就成为神道观念的温床。当领主经济推移到地主经济的时候，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等级秩序就开始动摇，在这情况下，神的说服力就不够了，要用自然界的秩序来取代它，于是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就产生了。但是，天道观念在孔子那里还不够完备，他只能说明君子是天子，是替天行道的，但他还没有说，替天行道之事是非常复杂的，君主要有大大小小的官吏辅助，他们的存在到底在“天”的哪里可以找到依据。这个问题到了董仲舒才解决。他将这个依据归结为自然现象，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之选相砥砺而致极。”这就将专制君主及其臣子官吏的存在的依据归结为自然现象，如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个月一样。这样一来，官制确实是像天了。

　　2.大一统主义是天道政治思想的产物。按照董仲舒所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样天子就是天下的最高主权者。但是，这里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即统治者强调天命天意，说他自己在位在职，是天予民归，而反对他的人，也可以利用这个不可捉摸的玄理，说他们也是由夭授命，要起来反叛既成的统治，并且强调说：天命不取，反受其殃。这可称是以天子之道，还治于天子之身了。为了补这个漏洞，就产生了纲常之教。

　　3.纲常之教的作用。纲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常就是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两者就把国与家打成一片，使政治家族化，或家族政治化，这是伦理政治的精髓。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纲。因为它是天定的秩序。这样，自然的大法，就像是天网恢恢，从天子到庶人，皆莫能外。三纲，已经分别把君权、父权、夫权加以确定了，这样一来，家族关系就完全被当作政治关系来处理。这就是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所以，在孔子看来，把家里弄妥当了，即没有逆子、悍妻以及不法的兄弟，就等于为国家完成了一定的政治任务。儒家学说这种伦理政治主张，在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制度下，由于存在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即小国寡民，层层管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而在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制度下，王者或天子高高在上，对于领内广土众民单靠群县制束管理，实难周密，最妥当的办法莫如通过家族和宗族来管理，亦即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由家庭和宗族来担任，亦即要为人父的，为人夫的、为人家长和族长的，分别担任，以建立起家庭政治的连带责任。其实现办法有“劝”有“惩”。劝就是一个成佛，鸡犬升天；惩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结果就是，父劝其子，妻励其夫，兄弟朋友互相规诫，无非是要大家安于现状，在现状下求长进，求安富尊荣，天下因此就太平了。

　　上述儒家学说的三根支住，有如此大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这就无怪乎被定为文教的指导原则，历代专制王朝都把崇儒尊孔，当作维系地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策。

　　从以上王亚南为我们补上中国经济史课程的全部内容看，中国进人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上层建筑等方面，最后都起了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维持现状的作用，这就使中国地主经济制度发展停滞，资本主义难产。

　　四、临别赠言，我的感受，别后简况

　　王亚南为我们补课完了，就要回福建而同中山大学告别，部分师生为其开会送行。在会上，他讲了两件使我终身难忘的事。这两者都与他讲授马克思主义，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关，并且使我联想了一些问题。

　　第一件事，蒋介石曾在重庆接见他，以经济问题相问。他谈了几次，但因“布衣之言，不合君意”，住了没有几天，留下要说的话，就回到学校。这使我恍然大悟，在坪石时期就传说，他将被解聘。而就在这时，校方接到蒋介石召见王的电报，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使我想到，王亚南讲授马克思主义，以他为轴心形成学术自由的小天地，表面看来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暗藏漩涡。

图为坪石老街靠河畔一侧旧景。（“三师”志愿者拍摄）

　　第二件事，《资本论》第3卷即最后一卷于1938年出版，当时上海已成孤岛，该书就不能在上海发行，而要从我国西南部运入后方，沿海各城市是没有此书销售的。后方是蒋管区，实行杂志书籍检査制度，经过送检没问题才能放行。《资本论》很厚，若一个人检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完，就得多送几本。可书送出后，就不见回来。因此，许多书店就不敢卖《资本论》。这就限制了这部经典的传播。这件事使我想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15日我随中山大学法学院所在地的广东东北部复员到广州，第二天就到旧书店买《资本论》，只有第1和第2卷，不见第3卷。其原因原来如此。

　　它又使我想到更重要的事情。解放之后，《资本论》中译本的版本多起来了，其全译本，除了郭大力和王亚南译的之外，大陆有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的，台湾也有。但这并没有降低郭、王译本的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是，编译局译的和台湾译的，译一个最重要的名字时同样地都译错了，就是将李嘉图错译为欧文。具体的文句如下：

　　《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由王亚南分工译的）说：“在20年代，有许多文献，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以攻击资本主义生产，利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与资产阶级斗争。在这全部文献中，上述那本册子，不过是最突出的前哨。欧文的共产主义，在它以经济学的论战姿态出现时，也完全是以李嘉图为基础。当时，除欧文外，还有许多其他作家。其中，有几个，已由马克思在1847年反对蒲鲁东的书……中引用过。”[3] 上述有着重号的那一句，编译局版译为：“……除李嘉图还有许多著作家……”台湾版也是这样，把欧文换成李嘉图，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里说的是利用李嘉图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李嘉图是资本主义永恒论者，他本人当然不算在内。这是懂一点社会主义史的人都清楚的。这说明，王亚南的正确译文，对研究社会主义史非常重要。

　　离开广州时，王亚南在报纸上发表“致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公开信”，内容充满了对中山大学及其学生的感情。这有两点，一是到了中大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一点，本文在前面已谈到，其具体表现留在下面谈。二是不管世人如何评论，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很好的。这句话的含意很深。我想了很久，觉得它有两层意思，这都可以用王亚南的谈话和著作来证实。在一次闲谈中，他说：厦门大学的学生，不管怎样忙于参加政治活动，铃声一响，就回到教室；中山大学的学生则不然。我倾向于认为应当回到教室，因为需要抑压感情。他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自序”中说：“过分渲染一种急于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于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他写下这段话，本意是自勉，但我认为同样也是共勉，对青年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感情冲动虽然能够写出热情的诗篇，却写不出冷静的科学论文。

　　如果说，上述这一段文字，还不能证明王亚南希望中大同学要有科学的冷静态度，那么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的“序言”中，则明确这样说了：在酝酿《原论》时，“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及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科学研究的同仁与同学，他们每有机会，就提出有关方面的问题来同我商讨，这样，我便经常像是处于被考试者地位。中国商品与商品价值的研究，刚刚研讨出一个头绪，他们又要求我依次说明中国的货币、资本……等等。不管我的考试是否及格，而我像经常被安置在被考试的地位，却是一个事实。我在这当中，才比较理解到所谓‘教育者不断被教育’的意义，亦就因此之故，不管国家怎样理解中山大学，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有生气，有活力，特别富于时代感的学校，只要稍加绳墨，领导有方，那是格外显出学术研究的展望的。”这段1946元旦写的话，明确对中大同学表示感激之情外，又希望对他们“稍加绳墨”，要他们“铃声一响，就回到教室”，同老师切磋学问，这样才能写出像《原论》那样的有名著作。

　　“公开信”发表完，王亚南就告别中山大学回到福建，随着他就完成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出版，这是在中大时期尚未来得及做的事情，这标志着王亚南百科全书的产生。

　　五、王亚南的广义百科全书和狭义百科全书的产生

　　王亚南百科全书的称谓不是我杜撰的，而是从我的同事张薰华教授和洪文达教授为拙作写的“序言”演化出来的。他们写道：“在中国经济史这一领域作者（指陈其人——引者）是属于王亚南学派的。”[4] 王亚南学派和王亚南百科全书，我以为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不过，他们所指的只是狭义王亚南百科全书，它仅限于中国经济史。我认为，王亚南百科全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也不仅是中国经济史，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广义的则是由经济科学扩展开来而又包括其他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构成广义百科全书的第一本，也是狭义经济科学中的中国经济史的产物。王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希望藉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不安份）。”[5] 后一句话的含义是：他原来的专业是经济，但其副产品却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是僭越，因为这已越出经济而到政治了，而他后来又扩大研究政治的范围，这样，《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成为从经济到政治的第一本。再后来，他又将研究政治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全部经济和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从所回答的问题来看，是在坪石中山大学时期发生的答李约瑟问。李约瑟回到英国后，花了多年功夫，写下和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此书大陆、台湾都有中译本。他在书中提出：当西方人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艰苦摸索时，中国在数学、天文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等方面已大放异彩，直到16世纪欧洲人发现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海路、因而促使资本主义发展之前，中国始终领先于欧洲，其后中国才相对落后于欧洲。对此事实，李约瑟未能解释其原因。因此，就成为一个谜。

　　这个所谓李约瑟之谜，在我看来，根据王亚南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不难解答的。这个原理就是：西欧领主封建制度的思想上层建筑，是神道观念，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统治，神的统治。它排斥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排斥自然科学。有人敢违反这规定的，就要被送进宗教裁判所，严重者会被判处死刑。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提出地球环绕太阳转这一科学理论的人，就被烧死。宗教统治的严酷，从此倒可见一斑。在这条件下，科学和技术当然不能发展。反之，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思想上层建筑，是天道观念，不仅可以研究，并且要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秩序的合理。这样，中国的自然科学就领先于西欧了。这里有一个错误认识要纠正，这就是王亚南说的，不要以为中国地主经济制度下的技术和生产力，明、清朝代的和秦汉朝代的，都同样。中国地主封建制度发展的停滞，是指质的变化缺乏，而非量的变化缺乏。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于1948年，经过32年即1980年，由初版原稿的抄录者孙越生先生出再版，因为这时作者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辞世了。孙先生的再版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这就是保持原书风格，在校订时只限于改正一些误植，修订译名和若干引文，以及对文字作了一些修饰，即纯技术性的。此外，最重要的是写了一个“再版序言”，它起了要结合当时世界和国内的形势来发展官僚政治理论的作用。考察序言内容后，我觉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现在要提出来的是不正确的方面。孙先生认为：“统治阶级讲究吏治者为防止官僚政治的流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按其实践成效按其从人治到向法治过渡的程序，可以分作五等。”他欣赏其中最激烈的第五等：“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封建群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制；取消行政官吏终身制和实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官吏不再向国王负责，而向民意机构和最后向选民负责。法律规定人民有权监督、批评和选举、弹劾、罢免官吏；人民的权利受法律和一定机构保护，官吏不得任意侵犯。”

　　他认为：“五种反对官僚政治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都有参考价值，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根本不在于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分权制。广义分权制原则的要害，它的核心，尽可能使行政与经济行政官吏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经济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与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制，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政策是它的典型表现。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工的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等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扩大商品生产范围，把计划经济逐步地适当地建立在价值规律之基础上。使国家管理生产的职能从低级领域腾出手来加强高级领域的领导职能。这样做，在经济方面就可以较好地防止来自官僚主义对经济的瞎指挥和不正之风的侵袭；在政治方面就可以做到精兵简政，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干部薪给，符合养廉要求，以便同时彻底废除薪给以外一切经济特权待遇。”

　　从以上冗长的引文看，我觉得混淆了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反对官僚政治的办法，具体说，就是将理想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和文官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其政治制度的原则，这就从根本上错了。特别是上述那些，即使认为可以用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话，那其中的“党政不分”含义也不清，使人觉得党要退出领导地位，这样社会主义要由党来领导就落空，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所谓改变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就明明是指孙先生写序言中仍然存在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的缺点，这是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产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存在的。事实上后来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是改变了的，但这不是孙先生意见被采纳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政策的结果。总之，孙先生这段冗长的引文，包含着一些糊涂的见解。

　　此外，还有下列的糊涂见解。孙先生说：“由于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封建主义相当严重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因此官僚政治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分析到最后，指出是这个问题：“如果清官不清，人民也不是没有对付的办法。除了利用法制对其惩处之外，这些官僚主义者总有一天会发现，聪明的人民宁可用机器人来逐步地代替他们。这不是危言耸听。在电子计算机时代，一部分管理工作的自动化并不是多么遥远的幻想，而很可能是未来人类与官僚主义斗争的手段之一。”这样说来，孙先生认为靠科技发展，而不是靠社会条件的改革，就能消灭官僚主义，这同样是糊涂见解。

　　初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从篇章结构看，虽然有“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以及“新官僚政治的成长”的篇章和内容，但是它的全书篇章结构，亦即全书的内容，却主要是由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决定的官僚政治。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本书的再版，再版者不是王亚南了。孙先生写的“再版序言”认为：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其他先进国和落后国的政治情况，不仅研究中国的，而且也研究世界的官僚政治，也就是说要结合新的资料来建立《广义官僚政治研究》。它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不同，其内容是要将世界先进国惩治官僚政治的经验介绍给当时的中国，即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同时又要将中国的同样经验介绍给非社会主义的落后国。换言之，“再版序言”的意图，是要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内容扩大为《一般官僚政治研究》。这样做，我认为是行不通的。因为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官僚政治的惩治经验，虽然有的可以搬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大多数是不行的。因此，“再版序言”的内容，大多数、尤其在关键问题上，是不正确的，或者是糊涂的，少数才是正确的。当然，瑕瑜互见，“再版序言”仍有很大的价值。这留在下面谈。

　　为什么有这么多糊涂见解呢？这就有必要研究孙先生要“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其中的“新资料”是什么？我找遍了“新版序言”才发现，原来是他写这“序言”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家各方面都很混乱，这状态吓坏了他，也激怒了他。以下是他在“再版序言”中的描写。

　　“人们从一场封建法西斯复辟的浩劫中清醒过来……”

　　“……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打着‘共产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旗号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家……这就把他们封建法西斯官僚统治的丑恶本质暴露得一清二楚。”

　　“十年浩劫教训用不着再来第二遍……”

　　“林彪和‘四人帮’利用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一正确口号，把知识分子当作改造对象……对主张四个现代化知识分子……大规模镇压、迫害和虐杀，特别明显地再现了封建时代慈禧之流保守官僚士大夫反对现代化的狰狞面目。”

　　以上种种激怒了孙先生，他终于骂了一句：“聪明的人民宁可用机器人来逐步地代替他们。”

　　以上说的是“再版序言”的“瑕”，但它也有“瑜”:

　　“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起义（多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水平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之后引起的社会革命……”，但是要有“新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好社会革命条件的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所以阶级斗争并不是一抓就灵的万应灵药。”孙先生能说出这番符合历史唯物论原理、但有所触犯的话，是要有科学勇气的。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研究孙先生为什么将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乱的扫除，列为他要建立的“广义官僚政治学”内容呢？

　　这使我想起俄国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不久写的《过液时期经济学》。新经济政策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替代，以商品货币关系取代余粮征集制。《过渡时期经济学》研究的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规律所反映的本质，而不是描绘包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的一切经济现象。因此，那些被旧现象俘虏的人，就劝布哈林改写《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拒绝了，说：“我写的并不是俄国经济史,而是过渡时期的一般理论，那些不能理解一般理论的问题的纯粹的新闻记者和狭隘的‘实践家’是不能理解这种一般理论的。”[6] 新闻记者是有闻必采的，研究官僚政治是否也要这样呢？让我们和孙先生一同思考。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初版，已经是王亚南在中山大学时期对未竟工作的完成，它的再版就标志着王亚南和中大关系的完全结束。当然，王亚南百科全书还在发展。

　　六、广义百科全书和狹义百科全书的发展

　　由《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引出《社会科学新论》的问世。它包括了社会科学认识论、社会科学文化论、社会科学战争论、社会科学建议论这四部分。从内容看是广义的百科全书。

　　由《中国经济原论》引出的有三本书：《封建制度下的领主经济形态与地主经济形态》、《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以及《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

　　由王亚南所任课程“经济思想史”引出的有《政治经济学史大纲》。它连同上述三本书，从内容看是狭义的百科全书。

　　现在开始从上述全部书籍中，根据内容选出几个问题来谈论。当然，由于王亚南已经离开中大，我也毕业离校，再也不可能像听他的答疑和授课那样，有具体而微的感受，因而读他上述几本著作后，谈论我的看法，就只能是很浅淡的。除了对有几个问题，因受到其它论著的启发，我个人的见解就较为深些外，我对一般问题的答复，只能一笔带过。

　　《社会科学新论》有社会科学文化论一项。王亚南在其中予以评论的有三个人，内容都是关于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的。这三个人是梁漱溟、钱穆和朱谦之。现在谈对梁漱溟的评论。

　　对梁漱溟的评论，是由他发表的一篇《中国以什么贡献于世界》的文章引起的。梁认为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是“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王亚南指出：“许多人读过梁先生的大作，在体谅到他的苦衷与诚挚之余，接着就觉得他实际只给了我们一些漠然的，不易联贯的，空泛的概念。‘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这八个字，也许比‘仁义忠孝信义和平’那八个字还要抽象。事实上，拿‘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这八个字所包涵的哲理及其行为表现，作为向世界贡献的一部分隆重礼物，那在理论逻辑上，至少会遇到……问题……。”[7] 这就是说，西方不会接受这个礼物。这是因为各有各的“伦理”。接着王亚南又分析东西方经济不同，由其决定的伦理就不同。东方即中国的经济是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西主的经济是领主经济封建制度。王亚南是根据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结合他深有研究的地主封建制来分析问题。

　　关于梁漱溟我个人有些看法，那就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事乡村建设活动，客观上起了对当时在根据地由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抵消作用。解放后即1953年，毛主席在会议上批判了梁的反动思想。

　　我想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来研究。该书分为上下卷。下卷有论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三大经济纲领，同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之关系的内容。三大纲领之一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这样的政策。王亚南指出：实行的办法是“由国家，由人民政权，毫无补偿的，把一切属于地主富农的封建土地所有，毫无代价的转变为贫农雇农佃农的个人所有。不过依据……《土地法大纲》，中农的土地，是尽可能的不予变动的，地主也可以均分一份。这样一来，土地虽然还是私有的，但经过转移再分配以后，已再不能当作一种社会权势的表征，已再不能被利用作支配佃农人格，并任意勒索其劳动与劳动生产物的手段，已再不能成为整个地主阶层伙同高利贷业者、奸商、官吏鱼肉一般农民，并在意识形态上多方欺骗捉弄他们的物质凭藉。换言之，封建的榨取，封建的精神锁链，是会随着土地改革而除掉的。”[8] 这就是说，依《土地法大纲》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从根本上变革了我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基础——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商鞅变法后，另一次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除了上述的实行“耕者有其田”外，还有两条：“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保护并发展工商业”，亦即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个人私有制，同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出现在三大纲领中，这就发生了为什么对两种私有制有不同态度的问题。于是，在解释为什么要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为什么不让工人像实行“耕者有其田”那样，实行“私营工人有其工厂”的政策时，就发生片面性。

　　对这重大政策问题，有位理论家说：耕者有其田后，土地仍然像以前那样，可以用来耕种；而工厂的机器等设备，被工人在实物上分光了，工业生产就不可能了，结论就是工人不能有其工厂。

　　我认为这理论家的说法不科学。因为工人可以在价值上，而不是在实物上分配机器等，然后再成立工人的合作工厂，或股份公司，照样可以生产。那么，应该怎样解释才对呢？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这种生产关系，还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同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不同。因此,对待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应有不同的政策；而三大纲领中，是有“一切方面、从保护生产和发展生产出发”这一条的。这就是说，理论家应该全面理解三大纲领。

　　在《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王亚南说：“政治经济学史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9]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是商品，这就等于说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商品为任务，一旦商品消灭了，政治经济学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使我想起了布哈林。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因此，资本主义商品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他又认为：“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则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就都消失了……”[10]。

　　列宁不同意布哈林的看法。他说：“商品生产也是有‘组织’的经济……（因为）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lv+m和Ⅱ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11] 他就以这种lv+m=Ⅱc即简单再生条件的存在，以及lv+m>Ⅱc（积累）即扩大再生产条件的存在，来证明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有组织经济，即商品生产不会告终。

　　布哈林并没有和列宁讨论这些问题。但根据以前布哈林的其他有关商品、政治经济学之命运的分析来看，他是坚决认为，在社会主义自觉经济过程的统治条件下，商品、政治经济学是要消失的。

　　七、尾声

　　限于本文的研究题目（王亚南百科全书），并且王亚南已于1969年11月死于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王亚南百科全书再也不能在王亚南手中发展，本文就应该结束了。

　　综观王亚南的一生，译著41部，论文300多篇，创办《中国经济问题》等刊物、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培养众多桃李，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倡导并力行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中国问题。对于王亚南的含冤离世，厦门大学（1950—1965年，王亚南任校长）的师生员工是很悲痛的，他们在为老校长骨灰安放仪式上，敬献了一幅挽联：

　　“辛勤译著传马列，业绩永垂海内；

　　不倦教诲育桃李，深情常存鹭滨。”

　　这幅挽联是对王亚南的最恰当评价！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注释：

　　[1] 《王亚南文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9页。

　　[3] 郭大力、王亚南译本《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页。

　　[4] 《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2页。

　　[5]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5页。

　　[6] 《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德文版跋，第73页。

　　[7] 《社会科学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增订版，第76页。

　　[8]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50年版，第242页。

　　[9] 《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5页。

　　[10] 《过渡时期经济学》，转引自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评论，第3页。

　　[11] 同上。

　　（注：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此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转载请注明出自南粤古驿道网，欢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