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澄江到栗源堡，农学院的万里长征办学路（上）

　　三、栗源堡-坪石时期

　　1940年10月，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师生抵达栗源堡后，生活条件更加困难，农学院借用当地二层砖木结构的栗源书院、祠堂、庙宇和炮楼，略加修缮作为校舍使用，另租地建竹织批荡的男、女生宿舍共5座。教职员和少数学生则租用民房作居室。

图为栗源堡时期的农学院本部。

　　（一）充实师资力量

　　在栗源堡办学期间，在丁颖院长的努力下，增聘了汪厥明、王益滔、王仲彦等知名教授，赵善欢、黄昌贤等出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也加入。赵善欢1939年底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云南澄江加入中山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因渊博的学识和勤奋工作，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1940年，年仅26岁的赵善欢晋升为教授。此时的农学院，形成了一支有教授、副教授40余人的师资队伍，是农学院成立后教师队伍的鼎盛时期。1943年，农学院在校生增加至409人。

赵善欢教授在1945年的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副教授教师名单中。

　　（二）院长、系主任亲自授课

　　农学院对教师教学有严格的要求，院长带头起表率作用。在栗源堡复学后，院长和系主任都要亲自授课，一般还要担任两门课的教学任务。他们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8个学期必须修满140学分，并完成农林场实习和毕业论文才可以毕业。对学生选课，由各系、组主任亲自指导，经院长签字认可，才能计算学分。正是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学风，才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农林人才。

1941年丁颖院长（第二排左六）与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第15届毕业班同学在栗源堡学院本部合影。第二排右一为蒋英教授，第二排右四为侯过教授，第三排右四为翟克副教授，第一排左三位梁宝汉副教授；第一排左二为徐祥浩同学，第二排左一为杜亲亲同学。

　　在栗源堡办学时期，蒋英教授开创了植物分类学“陈列式教学法”，该教学法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幻灯片、PPT等多媒体教学方式所取代。蒋英教授主讲的《植物分类学》，在理论部分，要求学生要把各科、属的分类特征熟记于心。在广东，常见植物就有过千种，涉及100多个科400多个属，为帮助学生记忆，蒋英教授找来了牛皮纸、旧挂历纸，用毛笔把各个科、属的分类特征，用检索表的形式誊抄出来，有些还配上植物叶子、花、果实画，粘贴成宽约0.8米，长约1.2米的挂卷，上下用木棍粘紧，有如一幅幅书法或国画作品，每卷都用科号（注：按分类系统每个科一个编号）标注清楚，方便使用和收藏管理。

　　蒋英教授还特别重视实物教学法在课堂的运用，讲课之前，助手事先要把讲授内容的代表植物标本采集回来，整齐陈列在讲台上，再把该科的所有挂卷挂在黑板旁边的木架上。蒋老在课堂上讲课，板书与挂卷相结合，穿插着实物标本的展示，大大丰富了课堂的教学内容，也使公认枯燥的植物分类学课程生动起来，同学们也都喜欢上这门课。

　　到了期末，蒋英教授和组里其他老师就会在祠堂内，有时在晒谷场四周的晾衣架上，集中挂出全部的挂卷供同学们复习，蒋老则在一旁充当讲解员，祠堂内一般不会受天气影响，也不会妨碍其他课程，展示时间较长，在室外就得看天气了。

　　值得称道的是，学生到实习林场实习也用到这个办法。例如到了乐昌武水演习林场，老师带领学生，采集植物标本，带回实习基地的临时宿舍区，大家伙就在临时宿舍区附近的空地上，在两棵树之间拉一条麻绳，挂上挂卷。同学拿着亲手采集的新鲜标本，对着挂卷上的科、属、种特征一个一个地对，直至鉴定出各自手上植物的名称，把名称告诉老师，由老师判断正确与否并给出成绩，综合学生撰写的实习报告和实习表现，给出实习成绩。

　　（三）研究生教育

　　硕士研究生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农科研究所土壤学部在栗源堡办学期间，招收了张守敬、张本庚、茹皆耀、华孟和黄媛堂五人；森林学系蒋英等教授招收了徐祥浩、杜亲亲、何天相等四位研究生。徐祥浩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国立中山大学讲师、副研究员，华南农学院教授，成为华南农业大学杰出教授，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

图为徐祥浩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中国梧桐科植物之研究》（图片由华南师范大学徐颂军教授提供）。

图为研究生徐祥浩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图片由徐颂军教授提供）。

图为徐祥浩受聘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聘函（图片由徐颂军教授提供）。

　　（四）扩展实习基地，重视实践教学

　　农学院森林学系主任侯过教授教学思想的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他不仅提倡专心钻研理论,而且非常重视生产实践。1924年,沈鹏飞任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兼林学系主任,他通过学校向广东省政府申请将白云山荒山划归国立中山大学附设第一模范林场。由林学系教授侯过和德国籍教授芬次尔(Dr.G.Fenezl)等负责规划,面积1453公顷,任命芬次尔为林场主任,1931年改由侯过任主任。1928年开始经营,到1935年造林完毕,总计有林木2592276株。1933年,在惠州西湖创办中山大学第二模范林场;1935年,在粤北创办中山大学武水演习林场和燕居山演习林场，为农学院森林学系提供教学实践基地；1940年，当农学院迁至栗源堡后，森林学系即着手恢复乐昌县的武水演习林场，并实施5年“植桐计划”，森林学系侯过主任，蒋英、梁宝汉教授等，每年都带领学生到武水演习林场实习，并参加植树活动广植经济树种。

图为蒋英教授。

图为梁宝汉教授。

1944年4月19日，梁宝汉教授采自湖南衡山的杜鹃花标本，现存放在华南师范大学标本馆。标本左上角的采集记录纸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生物学系采集记录。

　　（五）科研工作与学术活动

　　1、结合生产开展科研。农林植物研究所在蒋英教授的带领下，结合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侧重于经济作物的调查研究，在此期间，除继续详细调查广东和海南岛植物分布状况外，还带着研究生在南岭山脉的莽山、衡山、阳明山一带采集标本，并新建立了一个拥有４万多号标本的植物标本室。各系科研工作多结合专业，对当地农林生产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如森林学系侯过教授于1942年10月深入考察了大庚岭、九连山的水源和森林状况，提出了保护水源森林及荒山处理的积极建议；病虫害组对湖南、广西和衡阳至乐昌一带的农作物分布状况、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等进行调查，并采集了不少标本，供教学科研使用。

　　2、加强与农林部的业务协作。1941年春，农学院接受农林部的委托，在韶关曲江桂头创建了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丁颖院长亲自兼任场主任，赵善欢、王仲彦、林亮东等教授兼任技正。

　　3、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出版学术著作。在栗源堡办学期间，各种专业学会和群众性学术团体得到长足发展，农艺研究会、农业经济研究会、园艺学会、森林学会、畜牧兽医学会、农林化学会、昆虫研讨会等不定期邀请院内外专家、教授作专题报告。还不定期出版学术论文简报等，如《农艺研究通讯》等就曾刊登丁颖教授的《纯粹科学的农学观》和《广东稻之种性问题》。

　　校外交流也逐步开展，如邓植仪教授应湖南新农学会邀请做《关于湖南农业问题》的专题报告；蒋英教授应聘到衡山讲学。国外学者也来农学院访问，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与青年农史专家梁家勉在进行两天的学术对话后，对梁家勉留下深刻印象，在结束访问离开中山大学时，特意向中山大学时任代校长金曾澄表达对梁家勉的敬佩。

图为蒋英教授写给梁家勉、李秉滔教授的诗。

　　在这个困难时期，《农声》杂志和《Sunyasenia》继续刊行，为保证刊物质量，还要求每位教授、副教授每学期必须为《农声》撰写一篇论文。主要有：丁颖的《云南澄江稻作法之考察》、《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究》；蒋英的《衡山植物分布初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澄江植物志》、《中国西南各省植物之研究》、《亚洲夹竹桃科及萝藦科之专题研究》、《中国药用植物研究》；土壤调查所的《云南澄江之土壤》、《粤北连县乐昌南雄三县之土壤调查报告》等。此外，农学院还与湖南蚕丝改良场主编刊行了《湘蚕》杂志。

　　4、积极开展农技推广和社会教育。国立中山大学创办农学院的初衷，就是要为我国的农业培养人才，服务于农业生产。农业推广部是组成农学院的四个组织系统之一，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农学院对农业推广部进行了调整，设有教育、生产、社会、经济和总务五组。以促进广东战时粮食增产为首要任务，着重优良稻种的繁育和推广。还把编印《农林浅说》和对各地农民和社会人士提出的农事询问的解答，作为农业推广部的日常工作。

从两个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的组织系统可以看出，农业推广一直是农学院的重要组成。

　　四、感慨和感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对母校的办学历史也不甚了解，正是由于有幸以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省政府领导开展的这项工作，随着对国立中山大学粤北办学历史的深入挖掘，我深受教育和感动。也许正是有了对历史的了解，才更加懂得尊敬和尊重，尊重历史，尊敬先师，向我们的老前辈致敬！回顾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在抗战年代的办学历史，能够使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总结和发扬老一辈的治学精神，能使我们更加明确努力的方向。

　　（一）传承和发展，造就了华南农业大学的一门双院士和一门三院士。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开展植物资源调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39年，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们抵滇不久，就开展了杀虫植物的调查，筛选出76种杀虫植物。这里边有赵善欢副教授，他在植物性杀虫药防治农作物虫害方面，做了开创性研究工作。大家可能会问，研究杀虫植物有什么意义？简单来说，这跟我们现在的“餐桌安全”密切相关，用杀虫植物提取物杀蔬菜害虫，最关键是无毒易降解。赵善欢教授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解放后，赵善欢教授培养的研究生庞雄飞，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继承和发展了赵院士的研究方向，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该学科的第二位院士，他创立的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如今是国家级重点学科。

图为赵善欢院士 。

图为庞雄飞院士。

　　丁颖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他培养的学生卢永根，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样的，刘耀光教授是卢永根院士的学生，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书写出华南农业大学办学历史上“一门三院士”的佳话，他们师生三代为我国的水稻育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左到右依次为丁颖院士、卢永根院士、刘耀光院士。

　　（二）“实践出真知”，在农业学科，任何时代都必须坚守这一信条。回顾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的这段办学历史，从创立之始，农学院的一众先辈们，就深知农学学科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因此不管是在开办之初的广州石牌、抗战时期的云南澄江，还是在湖南栗源堡、粤北乐昌，每到一地，创建试验场、苗圃、演习林场等实习基地几乎成为农学院办学的第一要务，这些实习基地的创办，一方面为当地的生产起到带头示范和推广的作用；另一方面，为师生提供开展科研和实践的场所。1935年，在侯过教授的主持下，国立中山大学在粤北创办的武水演习林场，现在是广东省乐昌林场的一部分。岁月匆匆，已过八十四载，细梨坑的森林茂盛依然，一株株高大的松树，是前辈们留下的身影，也是我辈学习的榜样。我想，今年秋季的森林认知实习，同学们可以到那里实习，亲手采集制作鉴定一份标本，也可以栽下一棵树苗，体验当年老师和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用实际行动缅怀我们的先师。

　　注：本文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校史》（华南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编，1999.11，广东科技出版社）编写。

　　感谢李秉滔教授为本文给予的帮助！

　　作者简介：

　　吴永彬，华南农业大学南粤古驿道植物资源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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