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丁颖（一八八八——一九六四），别名君颖、字竹铭，历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被授予东德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等称号。他一生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达四十年，为我国的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丁颖在北京病逝，周恩来总理亲自签阅的首都各界对丁颖同志的悼词说：丁颖同志的一生，“充分表现出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的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农业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时，一位保加利亚水稻专家在他发来的长篇唁电中回忆说：当他访问意大利和苏联的时候，他所遇到的科学家几乎都对丁颖院士表示尊敬。一位苏联专家在唁电中也说:“丁颖教授是卓越的和正象列宁说的‘人道的人’。”

一、艰辛曲折的学术生涯

　　公元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丁颖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茂名）二区谢鸡乡硕塘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他排行十二，是他父亲最小的儿子。

　　丁颖出生之时，正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行将崩溃的年代。当时清廷腐败，国力衰弱，百业凋敝，加上列强不断侵略，内忧外患，使中国人民陷于十分艰苦的境地。丁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农民，祖宗并没有留给他一分一厘地，为了一家十四张嘴，他辛勤劳动，拼死拼活，才攒下点钱置了十余亩薄地。可是，丁颖七岁那年，因宗族纠纷，酿成大械斗，殴出了人命。由于姓丁和有那么十几亩地，他家也被牵连进去了。结果，不但丁家十来亩地全部抵押赔款，还欠下了一大笔阎王债，才算了结这桩冤案。童稚的丁颖，这时并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和压迫，但他知道父亲热爱土地，也知道失去这块土地以后，家里的日子是更难过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民不聊生，盗贼蜂起，这小小的硕塘村，几乎每天都有农户遭洗劫。丁颖的父亲，只得每夜拖妻带子露宿山野，只留下大儿子看家。不知过了多少担惊受怕的日子，但一场天灾又降临了！这就是丁颖的二哥被传染上鼠疫瘟症。父亲带着全家，一连三天跪在地上叩头，哭求上天保佑他不死。可是，就在第三天的夜里，丁颖二哥的生命为病魔吞噬了。

　　天灾人祸，接二连三地袭击着丁颖全家，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朦胧萌发着一个念头：变革家庭的困境。这要靠自己，不靠天，不信神。这个模糊的志向，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强烈，使他走上了致力民生、科学救国的道路。

　　天灾人祸把丁颖的父亲打得昏头转向，在痛定思痛之后，他认为，穷人吃亏就亏在这只字不识上面，村里发生那起宗族纠纷，自己要是会写张状子上告，也许那十几亩地就不会被人抢走了。于是，他与大儿子合计:“不管欠下多少债，也要供你小弟读书，日后好替父兄出口冤气!”就这样,丁颖成为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他先是在本村童蒙书馆念私塾，随后又到邻村去学“八股破题”。一九〇六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

　　这时，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前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展，民主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在高州中学，也有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探讨革命理论、议论时政的团体，叫“新高学社”。加入了这个团体，使丁颖在这里接触到民主主义思想，使他从小孕育着的变革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连年灾荒，盗贼四起，老百姓叫苦不迭。丁颖他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出于正义感，组成了学生军，出面维护高州城的社会治安。有一天，一股土匪又闯进县城抢劫，衙门的官兵却躲避起来，学生军立刻集合，冲上街头，一涌而上，赶跑了这股土匪，还捉了一个土匪头子。如何处置这个土匪头子？有人主张送交衙门，丁颖却说，县府是不会管这事的，不如把土匪头子就地打死了事，绝大多数的学生军和围观群众拍手赞成。就这样，这个土匪头子逃过了官府的多次“搜捕”，却在这班十七、八岁的学生军手下被“正法”，老百姓对此十分高兴。

　　在高州中学，丁颖还参加“新高学社”发起的驱逐一位数学教员的风潮。这个数学教员也出身于丁氏宗族，他不教书，却专为清廷歌功颂德，攻击“新高学社”的进步活动。可是后来这次学潮终于被县衙压了下去，“新高学社”及学生军也被解散。这使丁颖平生第一次感到:“世间的事是复杂的，变革社会委实不简单，不容易。”从此，他决意要走“苦学潜修”的道路。他学好功课并多方寻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西方宣传进化论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还学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

　　一九一〇年，丁颖在高州中学毕业了。同学们纷纷报考大学法科、文科、理科。而自己呢？他反复思考，不禁忆起自己家庭和其他农民长期受着苦难的惨象，使他选择了报考农科这个当时很少人愿意学的专业，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要使吃亏吃不尽的中国农民开始与现代科学发生关系。”

　　那时候真正的农科大学并不多。他几经打听，得知在广州市东山石马岗（即今东山农林路一带）有一个广东省农林试验场，附设农业、林业两个讲习班，旨在培训农林业技术助理员，学制二年。当他拿定主意报考讲习班时，不巧得很，已错过考期。他于是另考取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前身为两广师范学堂）。他觉得，博物科也与农科沾点边，日后当个教员，传播科学知识，与自己原先要致力民生的志向也不相左。

　　他进高师刚读了一年，划时代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许多知识青年留学日本。丁颖也于一九一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

　　留学日本，丁颖前后度过了十二个寒暑。一九一二年九月至一九一四年六月，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九一四年九月，转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到一九一九年六月辍学回国；一九二一年四月，再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到一九二四年四月毕业，获得农学士学位回国。

　　在日本留学期间，特别是一九一九年辍学以前，丁颖感到十分苦闷，因为辛亥革命后，官僚政客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北洋军阀政府比清王朝还腐败，而日本帝国主义却一步紧一步地侵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日本霸占了我国山东半岛,袁世凯竟下令不许抵抗；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一九一八年五月，又签订了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丁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恨透了日本军国主义，也恨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他这时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支使他时时要离开日本，但是，岛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又确实对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热切希望早日掌握这些技术。有一次，与丁颖很要好的同班日本同学片山佃，邀他一起到郊外旅行。不觉之间，两人边走边谈论起时政来。丁颖猛烈抨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讲着讲着，还高声唱起一首爱国反日歌曲来。片山佃欲加以拦阻，丁颖却一反平日温文尔雅常态，对日本同学大声斥问，又把那首歌唱了一遍。就这样，这两位同窗挚友，在爱国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感情裂痕。这以致他回国后许多年都不讲日语，有时，儿女们纠缠他说一两句或唱一首日本歌他就满脸不高兴。

　　国难当头，报国无门，加上想到家庭含辛茹苦供他上学，而自己的前途仍然十分渺茫，他感到苦闷。有一时期，他甚至想学当时日本青年中盛行的“自杀”，一死以泄愤。

　　游子思家的心和对日本军阀的痛恨，使他每年都回国度假。每当他和邓超禹、沈耀祖等同学同船回国的时候，就常议论国难当头，指谪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每年的假期、他们总是怅怅而来，又怅怅而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过后两天，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游行请愿，竟然惨遭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中国留学生悲愤填膺，于是，丁颖也在这年六月决心中断在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的学业，毅然回国。

　　回到家里，首先碰到的是生活问题。于是经人介绍到高州中学和高州农校任教，后来又当了广东省教育厅的一名“督学”。在这一年多里，他对当时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乃至教育界的贪污舞弊，身历其境，认识得更加清楚。他常对人说:“这样的社会实是没有指望的了！”并且表示自己从此“不再涉足官场”。一九二一年，年届三十三岁的丁颖，再次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专心学习，钻研农业科学知识，渴望学成之后能实现他多年致力“民生”的抱负。

　　一九二四年四月，丁颖学成归国。同年八月，经黄枯桐教授的介绍，他进入当时的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同年十一月，“农专”改称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他遂任学院的农艺系教授。

　　这时的丁颖，留学十二年回来，可说是雄心勃勃，决心要在“民生”方面大干一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考察台湾改良稻作事业纪要》、《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救荒办法意见书》等多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论述了广东稻作生产急切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是水稻的灌溉和用水量问题，建议多建设一些抗旱防洪工程；二是开展水稻施肥试验，以摸清水稻的需肥规律；三是选育水稻良种，以解决全省品种庞杂、质量低的问题；四是迅即提高水稻栽培技术。他的这些建设性意见，正是切中当时广东稻作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是难以实行的。当时，绝大部分的可耕地，都掌握在大地主、大军阀手里。还有连年军阀混战，天灾频仍，使劳力大量外流逃荒，田园荒芜，畜力奇缺。至于兴修水利，则更谈不上，反动政府只能是借“水利”之名，大发其财。诸如名目繁多的“治河费”“护堤费”“水利费”“堤工费”等等，附在地租上征收，繁重剥削。因此，丁颖的“计划”，自然无法实现，这使他心情十分苦闷。可是，他不灰心气馁，决心把自己多年苦学得来的知识派上用场。他调整了原来的科研计划，力求在现实许可的条件下，改良广东水稻耕作。水利、肥料和栽培技术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改良，只有育种方面，如能育出高产而又生长能力强的水稻良种，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他拿定主意，要为培育良稻种竭尽心力！

　　—九二七年三月，丁颖拟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南路稻作场成立宣言》写道:“茂名为全省产米最多之地，是以农院改良广东稻作从高州入手，因地制宜，着重解决茂南育种问题，以次及于广东南路各属，又其次再谋解决稻作改良上之其他问题，以达到米谷收获增加、品质良好之目的，则地方农民生活逐渐向上，农民经济逐渐充裕，而其他之农事改良，并凡百事新兴事业，也可次第修举。一方面解决民生问题，而他方面也可抵抗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随即，他在自己的家乡附近高州县公馆墟（现茂名市郊）成立了“南路稻作试验场”，丁颖兼任主任。几年间，他和一个技术员、一个技术助理员及七名临时雇用的工人一起，在六十多亩长年干旱的靠天田上，开展了以选育水稻良种为主包括施肥、灌溉、绿肥、气象观测、稻种分类和病虫害防治等的多项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接着，在他的建议和具体领导下，中大农学院又陆续建立了几处稻作试验场：一九三〇年春,在广州市东郊石牌成立了稻作试验总场，试验地80多亩；一九三一年秋,在东莞县虎门沙角成立了沙田稻作试验场，面积90多亩；一九三五年，又在梅县四区大沙河唇成立了韩江稻作试验场，面积70多亩；一九三七年，还在惠阳县梁北墟成立了东江稻作试验场，面积300多亩。这四所试验场也均由丁颖兼任主任。这遍及全省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的试验场，对广东解放前的稻作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先后育成了六十多个优良水稻品种，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在两广地区得到推广种植。因此，解放前许多地方的农民称他为“谷种佬”。抗战期间，中大农学院在湘粤交界的湖南宜章栗源堡办学时，一次，丁颖从坪石校本部返回农学院，在偏僻的山路上曾被一伙“强人”抢去衣服、皮包和五元“关金”。过后，这伙“兄弟”得知被劫者是“谷种佬”时，还特意寄回皮包和烟斗，并附上简信道歉。可见，中山大学这位“谷种佬”教授，在当时已是百粤闻名，声望日高。

　　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丁颖发表论文近五十篇，其中如《谷类名实考》《作物名实考》《水稻吸肥时期之研究》《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广东稻作改良及将来粮食自给之可能性》《广东野生稻不实现象之观察》《碱性沙田水稻耕作法之研究》《中大农学院最近育成的千粒穗》《稻作发祥地之广东的稻改良与增加粮食生产》等，均对当时广东水稻生产和科学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校址三易，丁颖也跟着辗转关山，历尽艰辛。一九三九年二月到达云南澂江之后，尽管生活在穷乡僻壤，住寺院，还常濒于无米之炊，他仍然热心教学，并且深入附近农村调查总结农民的经验。《澂江稻作法之考察》就是这个时期写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丁颖在几经推辞之后兼任了广东省临时参议员（至一九四一年五月辞去）。一九四〇年秋，中山大学从云南搬到粤北，同年六月，他任中大农学院院长兼中大训导委员（一九四二年八月辞职）。一九四一年二月，他又兼任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场长（旋改为西南作物推广站），并兼广东省粮食增产督导团副主任（一九四三年九月提出辞呈，一九四五年三月获准）。

　　这个时期，丁颖除担负教学任务外，经常往返于北江稻作试验场（曲江）和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桂头）之间。由于日寇经常扰乱，他不得不把试验材料和书籍疏散到深山农户家里，东藏一点，西放一堆，而且三天两头地转移。在战乱中，他还写成了《西南各省公路沿线之农业概况》《中大农学院稻作试验场育成优良稻种特性概要》《纯粹科学的农学观》《本省改进稻作五年计划之现阶段的问题》《广东稻之种性问题》《水稻纯系育种之研讨》等论文。由于这时他在稻作科学学术方面已有了一定的影响，也由于他一向重视罗致、培养人材，虽然是在战火离乱中，生活艰苦，一些名教授如王仲彦等，也欣然应聘从省内外前来中大农学院任教。

　　在思想上，从抗战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发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号召，使他在思想上燃起了对祖国的一线希望，同时对国民党的厌恶感也就有所减轻，因此，他想到要对农业教育、农业改进、粮食增产等方面多作些工作，因而在几经推辞之后兼任了临时参议员等职务。但是，后来的实践使他彻底失望了。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中华民族与科学思想》一文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某些科学家的“非科学的做法”；在后来他写给蒲蛰龙教授的信中更是明确地说:“中国的科学家，不应与反科学的政府合作。”于是，他逐一辞掉了这些职务，潜心于教学和科研。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粤汉铁路全线沦陷，中大农学院所在地湖南宜章县栗源堡乡也失守了。农学院不得不搬到五华县岐岭办学，于同年三月复课。八月，抗战胜利，丁颖也随中山大学搬回广州。

　　解放前夕，广州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白色恐怖愈益严重。对国民党政府完全绝望的丁颖，这时更加接近进步学生。一次，中大法学院进步学生黄镜波被捕，丁颖具保把他释放出狱；师院苏钟元等几位进步学生，每次“风”紧，都到丁家来避风，他总是想方设法收容。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国民党政府的三千多名军警、特务，突然包围了中山大学，大肆逮捕进步师生。深夜，丁家的门被敲开，一群军警、特务用枪托威逼着他带人去叫开学生宿舍的大门。可是，不管他们怎样软硬兼施，丁颖总是那句话:“我是教书的。”就这样足足磨蹭了个把钟头，候军警到了学生宿舍，大多进步学生已经安全转移了。尔后，他又参加募集物资慰问被捕师生，还和其他教授一起到广州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进步师生。一九四九年八月，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张云召开院长会议，部署把中大搬往海南。丁颖和进步师生一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搬校的护校斗争。他斥问校方:“八年抗战，中大三易校址，人心搬碎，设备搬残了，还嫌糟蹋得不够吗?”当解放大军逼近广州的时候，为了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城池，丁颖和学生们一起日夜守护在稻作试豫场的气象站。丁颖这段时间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渴望黎明的心情”。

1955年，丁颖（左二）等中国科学家访问前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

　　这期间，他发表了《中国稻作之起源》等著名论文。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丁颖以“渴望黎明的心情”，和广州市百万人民一起，迎来了解放。他是当时广州市各界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式筹委会委员。一九五〇年一月，他被选为广州市人民代表；同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市军管会任命他为中山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月，他担任了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四月，他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七月，他被选为农民代表，出席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十月，他被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一九五一年，他兼任广州市郊区土改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年九月，他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任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九月，他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一九五九年，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五年，他兼任广东省人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九五六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他担任院长，仍兼华南农学院院长。在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下，从此，丁颖在农业科学更广阔的学术领域里驰骋，为我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卓著的科学成果

　　解放前，由于丁颖从小立志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民的温饱，十分重视并正确地总结农民的经验，把现代农业科学与中国传统的经验农法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的农学观。解放后，由于党对他的研究事业的支持和关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他的学术思想，向着作物生物学观和农业生态学观的方向，迅猛发展。他所建树的我国稻作科学多方面的基础理论，以及稻作生产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多年来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作用。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主编的书籍共有170多篇（本），涉及中国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化、选育良种、栽培技术、水稻光温生态等方面。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稻作历史悠久，神农尝百草、播五谷的传说，散见于诸子百家古籍。但是，这美丽动人的传说并不能代替科学。水稻的发祥地在哪里？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如何？这些问题过去中国人知之甚少，国外某些研究资料虽然涉及中国稻种的起源，有认为是从印度传入的，有认为亚洲东南、西南部及非洲中、北部都是水稻发祥地；还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是独立发源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丁颖认为，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于深刻认识水稻的现状和发展，更好地掌握具体品种的个体发育特性，改进栽培技术，选育良种，都是有意义的。而在对待这个科学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不能无条件地人云亦云。

　　农作物一般地起源于野生植物。一八八四年，一位叫康德尔的外国科学家，在他的《作物原始》中，就估计到中国有野生稻存在。一九〇七年，英国人墨里尔在罗浮山麓至石龙镇之间发现了野生稻。一九二六年，丁颖又在广州市郊犀牛尾找到了野生稻，此后又在东江、西江流域以及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发现了许多农民称为“鬼仔稻”、“鹤禾”、“野禾”的野生稻，并向各地农民调查了解它们的生长特性。据此，他写了《中国作物原始》和《谷类名实考》两篇论文，先后于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在中大农学院《农声》杂志上发表，首先提出了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问题，并且订正和阐明了几十种农作物的来源和名称，作为备忘录。

　　找到了野生稻，还不能说明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本土，更不能说明整个水稻家族的历史。此后几十年，特别是解放后，他从植物学、地理分布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种学和古生物学等多学科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终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根据野生稻广泛分布于华南各地，以及对华南三个野生稻种的植物学形态和细胞内染色体数目的分析研究，认定中国栽培稻种发祥于华南，多年生野生稻就是亚洲栽培稻种的祖先；他根据历史、语言和出土文物等方面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世界栽培稻种的起源和传播途径：一是由中国传至日本；二是由印度传至欧、非、美洲；三是由爪哇传至南洋各地。中国稻作发轫于四千七百多年前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四千年前的夏禹后稷时代，至两千二百年前的周代，黄河流域已有相当广泛的栽培。而印度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古籍中才第一次出现“稻”字，所谓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印度之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几千年来水稻大家族的演变过程及其各类型间的亲缘关系，丁颖以生态学的观点，对各类型稻种的植物形态结构、生理生物化学特性、杂交结实性、对日光和温度的反应特性以及地理分布、历史栽培过程等，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认为：南方的籼稻和北方的粳稻两大类型，同起源于多年生野生稻，其中籼稻是基本型，粳稻是由籼稻品种在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分化变异而来的；晚稻和早稻都保持了短日照、喜髙温这个发祥于南方的祖先特性，其中晚稻是基本型，早稻是从晚稻中选择驯化出来的；水稻和陆稻中，水稻是基本型，陆稻是由水稻在不同土壤条件下分化变异形成的；粘稻和糯稻在形态、生理上均无明显区别，糯稻是在栽培中由于淀粉性的变异所形成的类型。以上内容可用简表来表示：

　　丁颖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搞清楚了中国几千年来水稻的起源演变过程，为栽培稻大家族谱写了族谱，从而澄清或纠正了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关于中国稻种起源、演变、形成过程上的许多片面或错误的观点。例如，过去有人把粳稻定名为日本亚种、籼稻定名印度亚种；有人称晚稻为感光性植物、早稻是感温性植物；有人认为水稻来源于陆稻……等等。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在有中外一百二十多位科学家参加的中国稻作科学会议上，他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论文，得到与会者几乎一致的赞同，说是“材料丰富，论证有力，论点令人信服。”

　　二十多年来，丁颖当年的这一研究结果，已经进一步为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对华南野生稻三个种的分布，对其中普通野生稻的类型分类、感光性和形态特征以至细胞质的雄性不育遗传性，对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证实分布在华南热带、南亚热带地区的普通野生稻，就是中国栽培稻种的祖先。

　　八十年代，日本的水稻科学研究者，用一种最新的科学实验方法，对亚洲八个地区的776个水稻品种，进行了现代化仪器测定和研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江南和云南省是水稻起源和变异中心，日本的水稻可能是从中国长江口东渡的”。

　　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六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分别在浙江余姚县和广东曲江县，发现了古代遗留下来的稻谷、稻秆和稻叶，经过专家们的研究鉴定，它们分别是六千九百多年前和四千零四十多年前遗留下来的籼稻遗体。这说明，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原始居民已经从事熟荒耕作种植水稻；四千一百年前的珠江流域，水稻已是重要的农作物了。丁颖生前一再预言并期望看到在江南出土古代稻，已经成为现实。

　　丁颖在我国稻种起源演变方面的科学成果，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丁颖在我国栽培稻种的分类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稻种分类，对于掌握错综复杂的品种特性、特征及其变化发展与环境条件关系的规律，以指导品种选育和改进栽培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丁颖以前，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虽然进行过不少分类研究，但是，不论是“古典式分类法”，还是其他方法，多是单纯从植物学上的形态特征，或从植物形态特征和个别的生理特性，或从作物栽培特性和经济特性，来定出分类标准作依据，而很少考虑空间性即品种的地域分布和时间性即栽培演变过程，因而不能反映水稻和水稻生产的全貌，也不能为各地区之间的引种、调种提供理论依据。丁颖和他的助手们，反复观察、测定了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七千多个水稻品种的形态和内在生理特性，根据我国栽培稻种的家史，以及选种和栽培技术对品种的要求，结合我国几千年来农民栽种水稻的习惯，综合创造了一种“系统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共有五个级，即亚种、群、型、变种、栽培品种，就象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域省、县、乡一样。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全国所有的水稻品种分成：两个亚种→四个群→八个型→十六个变种→千千万万个栽培品种。

　　这千万个栽培品种怎样具体区分呢？丁颖还制订了二十七个具体分类项目，如成熟期、耐寒性、株高、穗长、粒重、茎叶色、顶叶长度等等。其中的成熟期，在丰产栽培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各品种出穗的时间千差万别，是很难定出一个全国统一的分类标准的。他紧紧抓住各品种出穗期与当地日照、温度不可分割这一内在联系，根据全国四个稻群在抽穗时产地每天出太阳的时数和气温，给每个稻群都定出早、中、迟三级共十二个等级，每个等级又都指定了可供比较熟期的品种。这就解决了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此外，品种的茎叶形态即株型，在水稻的合理密植和群体光能利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株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品种与土、肥、水条件的关系；水稻茎叶花实上的色素如花青素着色，与遗传性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品种类型的差别。所以，这两项分别列为第二、三分类项目。丁颖这种根据水稻的起源演变及栽培发展过程，根据生产和栽培技术对品种的要求，并结合最易区别的植物学特征来区分栽培品种的分类法，在水稻品种分类史上是具有独创性的。

　　作物区域划分是全国农业区域划分的基础，它对于指导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在丁颖以前划分的标准和方法不一致，有单以栽培制度为划分标准的，也有单以地区为划分标准的，而且只是着重南方稻区的划分，未能反映全国整个稻区的全貌。丁颖对全国各水稻产区的温度、每天日照时数、降雨量、湿度和地形等，都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且把这些气候因子与长期生活在各个不同地带的稻种类型联系起来，深入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规律。他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以各地区的温、光等气候因子为基础，以分布于当地的稻种类型为指示植物，并结合地区的栽培制度，把全囯种植水稻的地方划分为六条稻作带，即：华南双季连作籼稻带，华中单、双季籼粳稻带，华北单季粳稻带，东北早熟粳稻带，西北干燥粳稻带，西南高原籼粳稻带。同时，他还把各条稻作带的气候、稻田分布、土壤、栽培制度、品种类型以及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等，都一一作了说明。这样划分，使各条稻作带界线分明，特点突出，品种特性描述清楚，对于指导水稻生产和品种选育以及改进栽培技术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直被沿用至今，对于指导今后的水稻生产和科学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

1963年8月，丁颖（左三）在宁夏引黄灌区考察水稻。

　　其中西北干燥粳稻带，面积和产量仅占全国的千分之三，要不要单独划分成带有过争议。丁颖分析了这个地区的日照和日夜温差对水稻生长的有利因素，分析了病虫害和土壤、水利等方面的利弊，认为可以单独划分成带。这对于指导稻作新区生产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他能在五十年代就预见到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是难能可贵的。

　　在稻作区域研究中，他还概括出温度是决定稻作分布的最主要的生态因子指标。他认为，只要全年月平均温度在10℃以上月份有五个月、而同期的总平均温达到16.7℃以上的地方，就可以栽种水稻；月平均温在10℃以上月份有七至八个月，同期总平均温达到20℃以上的地方，可以裁培双季稻。他还根据水稻在黑龙江低温条件和在新疆燥热气候下的生长情况，根据云南高原水稻的海拔垂直分布情况等，分别提出了低温、燥热和高原区域的稻种类型分布。这对今后我国稻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对育种、栽培技术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丁颖在水稻品种选育工作上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几十年尤其是解放前选育出优良稻种六十多个，遍布两广。如三十年代前后育成的“东莞白18号”“白谷糯16号”“黑督4号”“田基度7号”“暹黑7号”“竹占1号”“恶打占1号”“中山1号”等等，都具有省肥、耐旱和比普通种增产5—25%的优点。其中一九二六年用野生稻“犀牛尾”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了“中山1号”，是世界上第一次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种质成功地转移给栽培稻种的科学实验。目前，广东、福建晚造大面积栽培的当家品种“包胎矮”“包选二号”，就是“中山1号”经过系统选育而成的，历五十多年至今仍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一九三六年，他又用印度野生稻和广东栽培稻“早银占”杂交，获得了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每穗多达一千四百多粒，轰动了东亚稻作科学界。在长时期的育种工作中，他十分重视农家品种的利用，认为充分利用农家品种已有的某些优良遗传性来改良种性或选育新品种，是最现实、有效的，尤其应当重视利用具有特殊抗逆性的农家品种。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他搜集积累了我园水稻农家品种七千多个。

　　二是，创造了“区制选种法”。即首先以农家品种鉴定为基础，然后按地区、熟期，以特定农家品种为选育对象，在选育过程中又采取农家惯用的栽培管理方法，并以同一农家品种的原种为对照，用区制的方法鉴定产量。简单地说，就是不脱离品种原产地的环境条件和栽培习惯，“优中选优”。这比当时风行的“洛夫选种法”要实在得多！他用这种方法先后选育成良种百余个，在原产区都有增产效果，其中推广范围较广的就有六十多个。

　　三是，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其要点是：每个品种都包含着基本型和杂型；基本型反映了该品种的主要性状，在品种的个体数中占半数以上，从而保证了本品种在产地的产量和品质；其它在性状上与基本型有差异的个体，称为杂型。因此，每个品种都是多型的和可变的。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选种上的混合选种法是基本型植株的纯化法；单株选种法则是优良基本型或杂型植株的选出法。我国农民惯用的“一株传”，在这里得到了理论证明。这一理论，无疑对水稻的良种选育、良种繁育和品种的提纯复壮，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水稻载培学方面，丁颖着重研究三个方面的规律：一是作物本身生长发育规律，二是作物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规律，三是上述两者相互关系的规律。他认为，从作物栽培学的性质任务来看，它既是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又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斗争的，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生产实际问题来进行理论研究，也不能离开理论而要求系统地、完整地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这种指导思想，在当前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就水稻本身的生长发育规律来说，穗数、粒数和粒重，是构成产量的三要素。丁颖晚年主持了水稻的分蘖现象、幼穗发育和谷粒充实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其中对幼穗发育的研究，他根据幼穗发育生理过程与栽培技术的关系，把幼穗发育划分为八个阶段，并相应找出各阶段对栽培技术的需求，这对如何防止水稻颖花退化，提高结实率，增加粒重，具有重要意义，比日本学者单纯从幼穗形态特征上划分为二十一个阶段要实用得多。他根据研究结果，曾经提出过“每棵增两穗,每穗增十粒”的生产斗争目标，并相应提出了保穗、保粒数的技术措施。这种用人工控制水稻的穗、粒数而达到增产目的的“控制技术”，使我国水稻生产由过去的盲目追求高产、靠天吃饭的状况，开始向着产量计划化的目标迈进，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此外，在水稻的生长发育规律与稻田供肥规律之间的关系方面，在影响农业实现计划化生产的旱、涝、寒、冻等灾害的变化规律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在今天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一九六一年，由丁颖主编的有77万字的《中国水稻栽培学》，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几千年来水稻栽培的经验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成果，对我国水稻栽培理论和生产实践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丁颖晚年，愈益加深了从生态学角度去研究稻作科学。从一九六一年起，他组织了全国十二个科研机构，从各地搜集了栽培时间较长、具有各地区代表性的包括全国水稻三十四个熟期的一百六十一个品种，分种在六大稻作带的八省区十个试验点上,北至吉林，南至海南岛，东至江苏，西至新疆。这项史无前例的庞大科学研究，一直进行到他逝世仍未结束，后来只好由他的助手们来总结。试验得出的许多资料和结论，为我国水稻品种的气候生态型、品种熟期分类、地区间引种调种、选育种、遗传变异和栽培的生态学等多方面，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丁颖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正如一九六四年首都各界悼念他的悼词所指出的那样：“他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对我国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与农民为伍

　　丁颖曾经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由于童年时代的家庭、社会和学生时代的环境关系，我走上了农业科学教育的路线。于是我就发挥了科学工作者的特征，希望依靠自己所有的一些知识和能力，来满足自己的自尊自信的要求。同时，也在实现这些要求的过程中遭遇到一定的困难而体会到，必须与农民为伍，而且不期然而然地对于代表劳动人民的共产党表示一些同情……”

　　这位中国人民的科学家，青年时代就矢志学农，致力于“民生”。一九二四年从日本回国之后，他就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使吃亏吃不尽的中国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以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他开办南路稻作试验场，只有二百元的开办费是官方给的，他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部分来租地、雇工搞试验，甚至常年靠“卖青苗”来维持试验。到了解放前夕，他把祖上遗下的田产都变卖清光，一家人常年靠借债度日，吃当时广州最下等居民吃的“配给米”，用番薯叶、萝卜仔等下饭，仍然坚持搞试验。丁颖为了把他育成的水稻良种推广到农民中去，也煞费了苦心。他一面在各试验地种上新品种示范，每年学院放假，又把一包包良种交学生带回自己家乡去试种。在中山县等地，他采取包产种新种的办法，即与当地农户订立合同：地里种植他育成的新品种，不管收成如何都付给农户比常年产量略多的稻谷。在粤北，他又采取换种的制度，农民用普通稻谷向试验场换良种，每换一担只需多交一斤谷子。他那次在粤北被强盗所劫之后，伪广东省政府给了他五千元，说是赔偿损失的衣物。可是，他却把这些钱大部分给了栗源堡乡公所，去买牛血清防治正在流行的牛瘟。其余部分也尽交学院买仪器、盖学生游泳池更衣室。所有这些，正如他逝世时人民悼念他的一副挽联说的:“怀民食费尽心机。”

　　一九三六年，他育成世界上第一个“千粒穗”品系时，国民党政府的报纸曾以“一穗千粒，科学万能”为题，作了报道，说是“轰动了国内外”；日本的《农业及园艺》杂志马上刊登了照片，一些外国专家也多方追寻他所用的杂交材料……。这在许多人看来，的确是一个扬名发财的好机会，但是，他对这些捧场、赞赏以至政府扬言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都丝毫不为所动。他冷静全面地分析了千粒穗在生产中所需的环境条件以及发展前途，认为千粒穗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有不容易稳定的特性，生产价值也不大，正如旧中国的贫苦农夫养下十个八个孩子却难以都成材的道理一样。于是，他毅然中断了千粒穗的试验。这也同样说明，丁颖的人生观和科学观，是与农民的生活、生产紧紧地联在一起的。

　　在金钱和荣誉面前中止了千粒穗试验，而在日寇的隆隆炮声中，他却扛上一大捆杂交番薯种苗逃难！那是一九三八年冬，中山大学的师生正分批经罗定县、广西向云南撤退。乘船离开广州的那天，他和他的助手梁光商，把几年间育成的五百多个番薯杂交品系的后代，每个组合剪下五条薯苗，捆成一大捆，一老一少抬到停在长堤江边撤退的帆船上。在中大师生辗转关山逃难的日子里，他只好把这些良种薯苗留在罗定，托给他的一个学生保留繁殖。他希望能育出良种薯苗，以填饱农民的肚子。

　　丁颖一向把农民的经验称作“经验农法”。一九四二年,他在中大农学院的《农声》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纯粹的科学的农学观》一文，抨击了当时一般农业科学研究者“看不起农夫，以为蠢笨顽固；看不起旧法，以为不合学理……”的思想。他说：其实，“经验农法是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酿成品，历史演进的产物，由自然环境及经济条件所选择淘汰之自然结合的产物”，“现实的经验农法，在农民行之易，在学者知之难。”一九六二年他在《三十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说:“经验农法中积累了许多优越经验和蕴藏着许多科学道理。”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刚到中大任教时，编写水稻栽培学讲义，国内可怜到连一点研究资料都没有，而他又不满足于抄洋书，于是就翻阅古农书，从中搜集一些有关品种、栽培经验等记载，同时访问农民。例如关于水稻移栽到本田时，拔秧与铲秧在其根系和分孽上的不同生育情况，就是请教了他的族兄丁德才之后才编进讲义的。在中大搬到云南的日子里，他调查总结了彝民的深耕和温泉育秧的经验，写成论文，后来还带毕业生进一步开展试验。即使是在解放后，他已成为国内外闻名的科学家时，他也仍然没有忘记从农民群众的经验中吸取学术营养，每到一地，必欲访问当地老农、劳动模范，上海市郊水稻丰产劳模陈永康等，更是他经常联系的知心朋友。

　　丁颖不但重视农民的经验，而且十分注重实践，身体力行搞试验。解放前，中山大学有两个穿唐装的教授，其中一个就是他。他常常身穿唐装，头戴白通帽，卷起袖子和裤筒，赤脚下田搞试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他还在广东省农专教书时，就定期每星期三下午落田，和教师谢申一起进行水稻吸肥规律与土壤供肥规律的试验。一九三五年以后，中山大学在广州东郊石牌建了新校舍。校门口石牌坊旁边的稻作试验场，更成了他的第二办公室。每天下午或黄昏，他照例要到这里来“巡田”；每年暑假，他天天带着学生下田调查、考种，从早干到天黑。解放后，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稻作带，即使到了晚年，还常往西北、东北稻区跑，内蒙、新疆、宁夏以至黑龙江的漠河，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且每到一处必欲脱鞋下田，往往一下田就是个把两个钟头。跟随他出差过的同志，也都记住他的一条不成文的“出差须知”——带草帽！

　　常年接近农民和长期的清苦生活，使他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美德。他的衣着，简朴得象一位老农夫。抗战期间，有一次，他和他的助手吴灼年、伍丕舜到外地去考察水稻生产情况，途经曲江县一个叫东田坝地方，江面上临时架起的一座木桥，两头都有国民党军队哨兵逐个检查过往行人。等轮到他们三人过桥时，哨兵挥手让两位衣着较体面的年轻人过桥，却把丁颖浑身上下搜个遍，好在最后搜到一张临时参议员证，哨兵才连声“误会”，点头哈腰赔不是送过桥去。在中山大学，往往一些新生经亲友介绍来找丁教授，常常是找到他还以为是农场的工友。解放后，他常年出差用的一只小口杯，搪瓷已经脱落到斑斑点点，底部也补过三四处，丁夫人要为他重买一个，他却说:“能用就行了!”这只小口杯一直用到他逝世。

四、严谨的治学态度

　　丁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上，都是严肃认真的。

　　抗战期间，中大农学院有一个有权势的女学生，平时只挂个大学生名，到毕业时，丁颖在她的《水稻栽培学》试卷上打了“5”分（百分评分制），虽然她几经活动，托人求情，请求丁老师准许她毕业。可是，一切都不奏效，最后无奈也只好去补考。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要把他的亲属硬塞进中山大学来捞大学文凭，但是，不管是用权势来压，还是支使人出面去讲情，也都不能达到目的。

　　解放前，他在中大教书时，教师少课程多应付不来，他一人就担起《农业概论》、《水稻栽培学》、《气象学》、《土壤肥料学》等四门课程，后来又新开设了一门《热带作物》课。那时，教材很简单而且乏味，经常有学生缺课，他从来不讲低级故事吸引学生，而且每课都要点名，还自编了许多资料补充到教材里去，又介绍—些国外研究文献给学生翻译，规定学生每学期要缴交四次翻译习作。学生到了高年级，他又开设了一门《作物讨论》课，用阅读文献、定期讨论、答疑的方式，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解放前的中山大学，人们常说：丁教授教书是有名的认真！

　　他对我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从他发现野生稻提出这个问题，到发表论文前后经历二十多年。为了证实我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他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研究，光是古籍，他就翻阅了《管子•轻重戍篇》《陆子新语•道基篇》《淮南子•修务篇》以及《诗经》《史记》等。他反复观察出土“仰韶”遗迹文物中的稻株和种粒凝块；“殷墟”遗址的甲骨文“稻”字；周代刻铸在钟鼎上关于稻米作旅行食用的记载。又常吟诵古汉语“稻”字的读音，云南傣语、广西壮语、西南山区苗语等“稻”字的读音，逐一对比。他还把我国古今“稻”字的读音，与越语、泰语、印度语的读音，都作了对比。汉许慎的《说文》，魏张揖的《埤苍》，晋品忱的《字林》，以及《山海经》《三国志•吴书》《南史•梁本纪》《新唐书•玄宗本纪》，还有印度梵文古籍阿阇婆吠陀赞美歌……他都多次翻阅研究。他还调查研究野生稻的分布地域，并把野生稻栽种在瓦盆里观察它的形态和特性，用野生稻分别与籼稻、粳稻杂交，在固定的温度下观察籼粳稻对日照时数的不同反应，以及在固定日照时数下观察它们对温度的不同反应……。就这样，他不知付出了多少劳动，才得出中国的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这一结论。至于研究水稻家族的演变进化过程，他倾注的心血和汗水就更多了。

　　他一生发表了一百七十多篇文。他的论文，一般都是自己起草，那怕是晚年视力极差，秘书起草的文稿他也要对着放大镜看了又看，一个词、一个数字、一个标点都要认真核对。有的文稿，尽管刊物一再催促发表，他也总是笑笑说:“看看再说吧!”一九六二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前后就修改过九次；《中国水稻品种的生态类型及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一文，前后也改过六遍，中间还印发全国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一拖再拖，以致到他逝世以后才和其他遗作一起发表。

五、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

　　一九五二年，丁颖在一次气管炎大发作之后，左眼就一直看不清物象了。一九六〇年，他又在一次出差云南途中，突然眼底血管破裂，右眼视觉也模模糊糊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躺在床上还要丁夫人为他念书，叫女儿摘录要点。后来，经治疗虽然右眼视力恢复点儿了，但看书报仍要把双目眯成一条缝，很吃力。从此，一只放大镜便紧紧地伴随着他。一个人失去了大部分视力，还借助放大镜看书写作，从事科学研究，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啊！

晚年的丁颖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

　　丁颖不论是在解放前的中山大学，还是在解放后的华南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他总是时间观念很强、很注重工作效率。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期间，平时中午他就在招待所休息，他有一个习惯，掏出旧怀表，看看上面的指针，轻轻放在床边伸手可以取到的桌面上，然后才躺下。而每天午休这么个把两个钟头，总要看表一两次，怕误时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很少时间的休息外，其余都用在工作上。星期天一般也是约秘书来家谈学术问题，或者上外文书店，简直成了“礼拜七”。一九六三年春天，他的气管炎又发作了，那时正好赶上召开全国第二次科学规划会议。准备材料，找人座谈，向总理汇报，由于繁忙的工作和疾病缠身，使他日渐消痩，体力不支，连路也走不稳了。虽然经领导、他的助手和家人多方劝导，他却不愿去疗养。后来，还是总理作了批示由农业部党组作出决定，他才于五月带上一大箱书到太湖去疗养。可是，在疗养院里，他每天不是看书就是写作，就连女儿从上海赶来看望也没有抽空一谈，至于鼋元渚公园、蠡园、梅园、惠山、锡山、寄畅园、龙光塔、天下第二泉等名胜古迹就更是与他无缘了。然而，到了六月湖滨飘起了稻香阵阵的时候，他却坐不住了。他写信给农业部党组要求出院，可是未获枇准，因为他入院还只二十九天。不管人们怎么劝说，结果他还是出院了，他急切要去看黄橙橙的稻穗，呼吸那扑鼻而来的稻花香！他一路走，一路巡视了江苏好几个县的水稻，还特意取道松江县，到“老来青”稻种培育者陈永康家里做客。

　　直到他临终前的几个月，他的工作计划上，时间还是排得满满的。一九六四年春，他精神已经十分困倦，胃口也很差，每天只吃碗多饭，还强撑着看书写作。后来，一位老同志送来了高州土产沙姜。腌姜丝下饭使他胃口好了点，他又立即草拟了考察大寨的提纲。暴雨冲塌了道路，大寨无法成行，他等不得修路，五月又改道宁夏、甘肃、山西、陕西、新疆，在黄土飞扬的高原上一气跑了三个月。八月赶回北京，在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上，作了水稻光温生态学术报告。会议结束了，他也病倒了，腹部、腰部的剧痛使他整天彻夜无法入睡。可是，他仍然惦记着山东之行，山东人民要在当年梁山好汉转战的水泊上，栽种上百万亩的水稻。丁夫人苦劝:“病成这样子，是不是等以后再去。”他却说:“不行，山东省委已约了我好几个月了。”就这样，九月初他带着秘书取道山东，详细考察了微山湖等滨湖地区。最后到了临沂，他发高烧了，医生检查后说是肝脏肿大，可他却说:“肝炎不要紧!”九月廿四日，他拖着沉重的病躯，给临沂地区的干部作技术报告，讲着讲着，豆大的汗珠从他瘦削苍白的老脸上流下来，肝区的阵阵剧痛也使他只得拉起座垫紧紧压住，他强忍着病痛硬是把报告讲完。第二天，他被送到济南，已是水饭不进、腹部肿涨了。九月廿九日，他被送进北京医院，医生在检查病情时，翻出了他在这里的一张肝功能检验单，一看，转氨酶已高达三百多。医生连声叹息:“哎！病成这个样子还出差!”原来，那是九月初他去山东之前，医生要他验血，他抽下血等不得看结果，便匆匆出发。谁知，癌细胞已经吞噬了他的肝脏，正在向全身扩散。十月十四日，他就离开了人世。临终，他仍断断续续地向守护在身旁的同志们嘱咐试验研究工作，而对自己的家庭却未留下片言只语……。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丁颖，他的一生就象一座生物钟，七十六年不停地摆动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日

　　附记：本文得到吴灼年、梁光商、谢申、粱家勉、戚经文、卢永根、陆剑才、窦湖清、丁竹筠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意。

　　（原文摘录于庄秋兴所作《优秀农业科学家丁颖》一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