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抗战全面爆发，粤北的村庄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活力”，青山缭绕中伴着朝阳升起的不再有琅琅的读书声，时不时响起的炮火总能惊醒在路边稍作休息逃难者。一批又一批的人从村庄中被迫“逃出”，他们中有很多是迁到粤北办学的各高校的师生。

　　其中，一辆破旧的手推车在队伍中格外引人注目，在急速赶路的人群中显得有些笨拙和不协调，侧躺在车上的是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的院长毛礼锐教授，他因痔疮流血，行走困难，随时都有可能会因跟不上撤退队伍而落入敌机疯狂的炮火中，不得不从村民那里借来的一辆破旧的独轮车，此时就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帮助他得以从大庚岭古道顺利回到家乡吉安。在这场苦难的奔袭中，独轮车就这样承担着生命的重量，吱吱嘎嘎、歪歪扭扭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在这段苦难的日子里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辙痕……

　　以下内容引自《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毛礼锐教授的自述文章：

　　1937年六月硕士论文通过后，因抗日紧张，我毫不犹豫地越太平洋归国了。我在日本停留时，在一个理发馆里见到报纸上头条消息，说“七七”事变发生了，我归国之心更切。

　　日本空军到处轰炸，我和夫人和大女孩（她们到上海来接我）赶快回南昌，不到几天也被炸了，又赶快全家搬回吉安。那时从南昌一带聚集到吉安的失学青年很多。为了宣传爱国主义和救济失学青年，我创办了一个文山中学。文山（天祥）先生是吉安人，是宋末的民族英雄。在全民奋起抗日之时，正需要培养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共同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开办文山中学，我自认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教育事业。这个中学后来办得颇有声誉，先是我父亲担任校长，1947年他逝世后由我兼任，直至解放后才捐献给国家。

　　文山中学就绪后，我赶去鸡公山（河南湖北交界处，那时河大已迁往该地）河南大学就任教授。以后就相继在四川教育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政治大学教育系兼任教授）担任教授，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时间最长，先后共计六年，兼任过教育系主任和院长。我在担任院长期间，采取“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学生创办了许多壁报，自由发表意见，只是不许点名攻击人身。教师上课，完全自由，对教材内容从不干预。在那个时期要坚持这样的办学方针是不容易的。当日本侵略军要打通粤汉铁路时，中山大学从坪石（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迁往东江，全校都跑空了，我还在师范学院（离坪石二十公里）藏好图书仪器。若不是我的女儿拉我走，险些被敌军抓去。我们把全部行李丢了，徒步跑到坪石车站。只剩最后一列火车了，勉强挤进了车厢，得以脱险到达乐昌。还没有来得及和学校领导见面，次晨又徒步东行。经过南雄时，我的痔疮流血不止，无法继续前逃，只好向校长请假回江西治病休养，或乘轿，或坐独轮车，越过大庾岭，长途跋涉，回到老家时已是除夕（1945年初）。在老家休养了半年多，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那时文山中学也因为敌军轰炸吉安县城迁到离我村只有一里之遥的一个“志和书院”。我乘这个机会整顿校务，办起了高中，成为一个完全中学，教师阵容加强，学生增加。不料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敌军经过赣江往下游退却，我家乡一带在抗战胜利声中却出乎意外地被洗劫了。我与中山大学的聘约未满，学校已由东江迁回广州石牌，学校催我回校任教，我于1945年底从家乡去广州复职了，但不当院长了，又兼了广东文理学院教育系的课，倒觉得清闲，有时间多考虑一些教育问题。1946年暑假我到南京去了，在几个大学担任教授。

图为坪石地区使用的简易手推独轮车。（何昆亮供图）

　　毛礼锐教授是1941年2月到坪石管埠的，时年37岁的他在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不久后还接任了院长一职。担任院长时，他尽心尽责，除了认真处理学院各种日常繁琐的事务外，还主动邀请王秀南、谢诗白夫妇等有学识、有名望的老师来管埠中师任教，在办学条件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把师范学院的教育事业办得有声有色。但没过几年，战火烧到了粤北，千钧一发之际，各校师生火速组织撤离，毛院长及其家眷也夹在队伍之中，这才有了以上画面。

　　翻开1944年的师范学院教员名册，我们能看到，在国文系兼任讲师陆兴焰先生的表格中，现所在地一栏填写的是“在东来途中遇敌殉难”，可知撤离之路困难重重，是多么的凶险，毛院长得以回乡，独轮车功不可没！

　　不过，“坪石先生”和独轮车之间的缘分可不是撤退时偶然结下的。独轮车在坪石一带是很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因行驶时“叽咯叽咯”响个不停，当地人把它叫作“鸡公车”。它能适应所有的路面，不管是乡野田间的小路，还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只要有20公分宽的路面，或者一个巴掌大的路面就可以走车，非常方便。独轮车可以载一百至四百斤的重物，山区的农民用它来运柴火、运生活用品外，它还被用来赶集，一架小小的推车就能装一头大猪运到集市里面去卖。不考虑舒适度的话，独轮车自然也是可以拉人的，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它都是比较重要的交通工具。独轮车比一般运输工具轻便，又不用喂养饲料，所以在物资匮乏又十分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也因此与我们的“坪石先生”结下奇妙的缘份。当地的居民一般拿它来运米、盐、柴火或者别的物品，师生们就多用来装运行李和书箱，对这种工具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

图为独轮车。

图为独轮车载客的历史照片。

　　据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工作专班成员何昆亮老师介绍，马思聪和许幸之两位艺术大师在坪石任教时时常散步的小道，是梅花三和圩经过管埠村到坪石的必经之路，这里就经常有独轮车经过，不知道他们在漫谈音乐和诗歌等艺术时，是否从这种乡间最朴实的劳作声音中得到什么灵感或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独轮车可不是坪石或者粤北山村的特产，全国各地都曾出现过它的身影。虽然流传甚广，但它却始终没能有个固定的名称，各地区都有自己的的叫法，除了“鸡公车”外，北方汉族因独轮车与排子大车相比身形较小，便把它简单称作“小车”；江南汉族因它前头尖，后头两个推把如同羊角，叫它“羊角车”。用独轮车运载货物时，平路一般是一个人推，上坡或载重物时，就需要加一个人在前面拉了，因使用时前后一推一拉行走，又有了“二把手车”的称号。

　　有趣的是，独轮车运载的货物较多的时候，后面的人因视线的阻挡就看不到路，这时就需要前面的人提供路况了。至今在泗水等地还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民间故事：从前，有一对农家夫妇推一辆二把手车子运庄稼，装了满满一大车，妻子把前、丈夫把后，妻子和丈夫逗趣，报路时便唬他说：“偎绊慢下猛一绰，脚下明白葛针多，上面树枝刮了脸，里边刮小趋外脚，七十二道车辙沟，迎门石头好几个！”丈夫一听，不由吓得直喊娘，立刻放下车子，不敢多走一步。此外，独轮车坐人并不是战时的特权，古时候女子结婚后回娘家时，用的就是这种手推独轮车，回去时往往是丈夫推着车子，妻子坐在上面，一唱一和把家还。

（何昆亮供图）

图为坪石地区使用的独轮车。（何昆亮供图）

　　沿着历史继续往前追溯，我们惊讶地发现，独轮车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这种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木制手推独轮车，据说就是蜀丞相诸葛亮出师北伐时为了克服运输军粮的困难创制的“木牛流马”。相较于传统的大推车而言，独轮车在易失平衡的地方如细小、铺板或翘起的路面有较高的可操作性，而且在卸载时亦较易控制，是打仗时快速运输粮草的得力助手，也能在南北方崎岖不平的山路和坑坑洼洼的农田派得上不小的用场，就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细心一些的读者在《清明上河图》中也能看到独轮车的身影，足见其使用的普遍性。不仅历史上用途广泛，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年代，建国以后，一直到现在，独轮车也还没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图为“木牛流马”模型。

图为出土于四川省新都县东汉墓地独轮车画像砖。

　　关于这种操作方便、实用性又很高地独轮车到底是谁发明的，有中国、古希腊等多种说法，学界暂时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信的是，它在世界农业史的发展上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独轮车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的身份和价值。

　　19世纪，与自行车一起，独轮车在杂技艺术家的努力之下成了杂技表演器械，凭借着独特的表演形式和十足的趣味性，独轮车很快在杂技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而后，独轮车又渐渐走进运动场，在西方掀起独轮车运动的风潮。1982年6月，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独轮车联盟，长居日本得以色列人春遍雀来先生当选为国际独轮车联盟的理事长，并兼任日本独轮车协会的常务理事。日本的群众性独轮车活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遍地开花了，在独轮车联盟的推动下，至今，独轮车运动已经普及到了220个国家和地区，也在有序开拓中国市场。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在国内观赏到有规模的独轮车骑行大赛了。

图为独轮车杂技表演场面。

图为国际独轮车联盟盟徽。

　　百闻不如一见，近日，“三师”专业志愿者们就在古道旁的村庄里找到了一辆独轮车，在管埠师范学院展厅展览，供受华南教育历史吸引而来的各地游客们参观。

　　据何昆亮老师介绍，现在想要找到“鸡公车”也是要费一些功夫的，他前几日走访了几个村落都没找到，就在前日，其与中大的徐俊达馆长和曹天忠教授，在天堂山寻找中大五七干校旧址，傍晚下山前，在山路上碰到一位老人推着一车谷子经过，何老师一眼看出，这位老人使用的正是他苦苦寻找的“鸡公车”！

（何昆亮供图）

图为在坪石地区使用的”鸡公车”。车把上圈的绳子十分实用，除臂力外，使用者还可以利用肩膀的力来承重，上坡时，前面还可以用绳子往上拉。（何昆亮供图）

　　何老师说到，这辆独轮车是在宜乐古道旁的新田村找到的。1942年吴尚时教授曾从这条村走过，按照吴教授的记录，他在新田村住了三天，徒步调查了宜乐古道、九峰山脉等地的地质地貌情况。现在回想一下，吴教授当时应该也见过或者使用过这样的独轮车的，因为那时没有公路，山区也不通水路，独轮车在粤北的山间算是不可或缺的的交通运输工具。

　　如今，独轮车在平原地区，以及坪石邻近城镇，虽还未绝迹，但已经很少有人用了，而在坪石的山区，独轮车却一直被用到了现在，走过漫漫历史长路的独轮车在那段烽火岁月里见证了华南抗日英雄史，也是华南教育星火延续的重要见证者。

（何昆亮供图）

　　试想，当游客们或推或坐，与独轮车一起行走在“坪石先生”们曾走过的乡道上，车子吱吱嘎嘎的声音就会开始回忆往日的光景，向人们讲述那些不凡的先师故事。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体验，能使参与者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抗战时期在粤北办学的高校师生的艰辛，也能更深刻地领悟到先生们坚守教育事业、延续华南教育星火的决心和志气，或许这就是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新时代价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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