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天字码头。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俊杰 摄）

英德波罗古驿道

连州星子镇古驿道凉亭

增城夏街古道、古村落今貌

古色古香的广韶古道（从化段）

梅关古道是广东保存最完好的古道之一。

英德浈阳峡古驿道

　　岭南文化经纬度

　　城址方圆

　　19世纪，有外国人在报纸中这样描述广州，大清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柬埔寨、缅甸、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

　　也就是说，当时广州的整个贸易体系中，“对内”向经济腹地的延伸与“对外”的海外贸易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都具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那么，历史上广州的经济腹地究竟在哪里？如何看待它们对于广州城市发展的作用？“内向经济”和“外向经济”到底是怎样协同起来的？实际上，在近年愈趋深入的南粤古驿道发掘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的道路、村镇、码头构筑成一个极为复杂的交通网络，千百年来在其间运行的人和物，对塑造广州的城市面貌至关重要。

　　江河航运之利助力西南、华中和江南地区物资汇集广州

　　广州博物馆研究馆员陈鸿钧指出，“综观世界对外贸易港口史，任何一个贸易港，均与其经济腹地唇齿相依，腹地越辽阔，腹地的物产越丰富，经济实力越大，港口的地位就越重要，对外贸易就越发展。在古代中国，广州就是依仗其河流的触角使经济腹地延伸到广东乃至全国各地，使之成为全国海上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经久不衰。直到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一直得以保持兴旺发达。”他表示，“广州借助地处西、北、东江交汇入便利的内河航运，编织成以广州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经济腹地”。

　　陈鸿钧指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广州的经济腹地：内层腹地是由西、北、东江入海形成的珠江三角洲；中层腹地是西、北、东三江流域的地区；外层腹地是珠江上游云、贵、川、湘、赣等内地。

　　这当中，外层腹地距离广州最远，但意义十分重大。而广州与之的连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遗迹存留下来。它们就是当年的基础设施，没有它们，一切的商贸连接、文化交流、人群往来都无从谈起。

　　“本来广州与云、贵、川、湘、赣之间并没有区域上的衔接”，陈鸿钧指出，“但由于江河航运之利，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可以通过西、北、东三江的上游，把自己的经济腹地扩大到西南、华中和江南地区，为本身对外贸易的发展获得更充足的货物资源”。

　　比如从广州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境内之后，还可以通过广西境内的浔江、红水河、南盘江等河流水道，进入贵州、云南；通过牂柯江进入四川盆地。这样，广西的河流也就成为广州进入云、贵、川的走廊，通过广西，广州对外贸易的经济腹地延伸到大西南。广西成为广州内外贸易的转口地，一方面，云、贵、川、广西的木材、粮食、蜀布等土特产经梧州转运到广州出口。汉代著名的蜀布、邛竹杖和枸酱等外销产品，就是通过牂柯江经广西入广州出口的。反之，广州和这些地方的内销网络也是联通的。

　　同时，沿西江过梧州上溯桂江到桂林，抵达仅33公里的灵渠运河与湘江相接，从而沟通了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交通。这样，广州与华中、中原地区的交通运输得以沟通。广州还可以通过北江把腹地延伸到华中及中原，且路程最短。汉代因大庾道未开，汉初时，疏凿了武水北江通道使之得以沟通。

　　此外，广州与内地的各种交通路线不断打通。《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摩崖石刻在今英德市南山定光室南石壁上，岁月流迁，风雨侵蚀，剥损已经相当厉害。文中记述广东路转运使荣諲约于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倡导主持修凿英州浈阳峡山栈道之事。英州地处广州、端州（肇庆）与粤北韶州、连州之间，自古为南北交通枢纽，然地多山谷，凡北方商旅越大庾岭后，取陆路从英州到广州共行380里，“皆崇山密林”。从英州到端州行400里，也是一条“饥疠积道”的险途。荣諲认为，应从英州境内的浈阳峡东岸开凿一条直路。于是“凿石横梁，穴石立柱，翼椽敷板，卫以长栏”。经栈道从英州至广州缩短路程83里，至端州缩短路程120里，“自有越人，无如此利”。至今，北江东岸浈阳峡峡谷中，仍见栈道凿洞痕迹。

　　唐代大庾岭道开通之后，成为广州溯北江而上到韶关后往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一条通道。作为出口商品大宗的茶叶，主要就是经由此路运输。当时在这条商路上“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广州进口的外国商货也沿此路北上运销中原和江南各省。

　　珠江与珠江三角洲孕育的繁荣经济格局

　　那么大家熟悉的珠三角内部，又是怎样相互连接的呢？

　　陈鸿钧指出，珠江三角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三角洲范围一般指三水、石龙和崖门三地连线的中间地带，约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陆地总面积的1/10。广义的三角洲大致包括东至惠阳，北至清远，西至肇庆，南至海口连线内的地区。

　　根据地理和考古等学科的考察，古珠江三角洲在距今约6000年前形成，也有了人类活动，其最北端约在今道滘-黄埔-市桥-陈村-顺德-江门一线，到了新石器时代，西江和北江的交界处思贤滘以下的珠江三角洲才显出雏形。约距今4000年前，西、北江三角洲海岸线已经达到今天番禺、顺德和江门一线，东江三角洲海岸线大致在增城县石滩附近。

　　珠江始得名于宋代，而“八门出海”的珠江三角洲基本格局，是到了20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

　　珠江三角洲物产丰富，为广州的对外贸易提供充足的货源。例如，种桑养蚕早在东汉末年就开始了。这种对于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一直延续到很晚近的时期，“桑基鱼塘”长期被认为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古代立体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清代珠江三角洲的蚕茧产量已经超过四川，成为仅次于江南地区的重要蚕丝生产基地。屈大均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种货源效益到清末民初仍十分明显。它将农、渔、副业有机结成一个整体，在推动了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城市和市镇的发育。

　　但是，仅凭珠三角的出产是不能完全满足海上丝绸之路的需要的，还需要其他几层的经济腹地的支撑。

　　从珠江三角洲可以沿三江水道向内陆扩展。其中西江水系最大，亦是广州联接广西大部分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广西相当大部分的商品仍经广州出口，而所需的进口货物绝大部分也是经广州进口的。

　　由于西江在交通方面的重要地位，也孕育出肇庆这样“商贾辐辏，百货灌输”的商业重镇，甚至在明嘉靖四十三年至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564-1746年），两广总督一直驻节于此，长达182年。

　　北江通往广州的支流很多，可以由石角入西坭水经石门入广州，可以由芦苞经官窑到广州，亦可由三水河口经西南涌至官窑入广州。而南海瓦窑有一条水道与官窑相接，亦可由官窑经瓦窑入广州。北江可深入到粤北和湘南的主要城镇和广大农村。粤北地区以及湘南、赣南的木炭、烟叶、粮食、土纸等土特产货物，很多可以通过各支流入北江而运进广州，而从广州进口的货物也可通过北江运往粤北、湘南和赣南各地城镇和农村。

　　东江则是广州与粤东、赣南广大城乡交通运输的水道。广州的商货可以溯东江而上到粤东地区及江西部分地区；江西、浙江、粤东地区的丝货、茶叶、木材等土特产可以顺东江流入广州出口。

　　海路通道也是连接广州与其他沿海地区的要途

　　实际上，历史上东海、黄海、渤海沿岸，如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省的港口，与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地区交通贸易源远流长。东晋名僧法显于隆安三年（公元399），从长安出发赴天竺（印度）取经，义熙五年（公元409年）由多摩梨蒂国(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的德姆卢克)回国,即计划取道广州到达山东半岛南面的崂山（今青岛市东面崂山）上岸。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陈磻石之弟出任雷州刺史，“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

　　清代时，浙江、江苏商人“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至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曰走广”。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评价，综观世界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和港口史，任何一个贸易发达的地区港口，都必定与其经济腹地唇齿相依。腹地越深广，腹地的物产越丰富，经济实力就越大，港口的地位就越重要，对外贸易就越发展。在中国，广东就是依仗其千百条河流的触角使经济腹地延伸至全广东乃至全国各地，使之成为南海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而历两千年不衰，而省会广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使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传统商品和欧国的香料等都会聚于广州进行贸易交换。

　　相关链接

　　广州与腹地连接的几处重要遗存

　　1.京溪古道

　　地点：白云区京溪村　　

　　京溪古道位于白云区京溪村京溪大街，全长500余米。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这里便成为广府士子上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旅也在此歇宿、买卖，逐渐形成繁华市集。现存“京溪古道”石刻牌坊，为民国初年所建。2019年经街区升级改造，京溪古道焕发新面貌。

　　2.溉峒古道（溉洞古道）

　　地点：从化区溉洞新田村

　　溉峒古道位于从化区温泉镇溉洞新田村高围社，相传初建于元朝，后毁，清初由溉峒（今新田村、龙新村）乡民自发重修，是当时乡民与外界往来的重要通道。全长约4公里，曲折蜿蜒，险要处宽仅1米，有“跌死马”之称。古道中段建有远安茶亭，明初由乡绅关龙飞组织修筑，以供古道上往来乡民歇息。茶亭前廊拱门有当地文人苏展雄、陈国隆撰联“远水有情留雅客”“安身无意会良朋”。因人们到县城不再行经此路，如今较为破旧。

　　3.增城夏街古道、古村落

　　地点：增城区夏街村

　　夏街村位于增城区荔城街，始建于元末明初，是一个拥有近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村内主街夏街古道历史悠久， 是迄今所见为数不多的位于城区内且保存较完好的一处古驿道遗址。这段从横街口码头到县城南门的道路全长800余米，古称“接官道”“迎恩街”，明清时期前往增城赴任的官员都要经由此道。由于街道与县城南部相连，上北下南，故而当地俗称“下街”，后取同音改名为“夏街”，村落亦称为“夏街村”。

　　4.戙船澳码头

　　地点：今西华路彩虹桥附近

　　秦汉时期，中原来客大多须翻越五岭，经西江、北江，过三水，最终汇聚于番禺城西面水道，下船后再转陆路自西门入城。戙船澳码头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登岸地。南汉时，当地人民为了进一步便利交通，在戙船澳口建桥，长桥卧波，远望如虹，故名“彩虹桥”。戙船澳码头大约沿用至明代，后因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变迁而废止。今天西华路仍有“彩虹桥”之地名，为一钢筋混凝土结构公路桥。

　　5.天字码头

　　地点：原在北京路接官亭南侧，民国时迁至现址

　　建于清代雍正年间，原为官员专用，由京师前来赴任的高官在此下船接受当地文武官员的迎接，离开广州时亦从此地启程。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在码头前新建日近亭。日近亭又被称为接官亭，建筑今已不存，仅留地名，在北京南路与仓前直街之间、仓前左一巷北面。

　　由于天字码头在广州城正南门外，邻近粮仓正南仓、中南仓，所以也承担省粮道水上寄运暂贮的功能。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围攻广州城期间，就曾火烧天字码头各仓库。清末，天字码头逐渐放开对商船货船的限制。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原文发布于“广州日报”，撰文：卜松竹、陈玮嘉，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