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面抗战时期中山大学与其他许多高校一样，为了免遭日寇毒手，义无反顾地踏上迁移之路。一般人多知道中大曾迁到云南澄江、湖南宜章，但鲜有人晓得它还一度流落在湘南汝城办学。2021年11月21至22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天忠、李欣荣两位教授带领“田野中大”校史研究团队赴汝城考察抗战时期中山大学及中华文化学院办学旧址，在泉水镇华塘村展开实地调研，对相关知情人进行口述访谈，搜集文献资料，使中大及其与该校有合作办学的中华文化学院在汝城办学的封尘历史，得以初步呈现。

　　1942年，中大文学院院长吴康在坪石创办私立中华文化学院。后奉教育部命，中华文化学院与中大合作办学，两校在师资和图书、设备等方面展开合作共享。抗战后期，粤北局势不稳，中大文学院和中华文化学院部分迁汝城泉水镇华塘村（华塘村由殿华村和石塘村合并而成，两校主要在殿华村办学）办学。在汝城，两校仍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两校主事者均为文学院朱子范教授，中大曾提议与中华文化学院附中合办分教处，中大文学院文牍员郑成季同时是中华文化学院会计主任、附中董事。

　　中大和中华文化学院之所以迁往殿华，大约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殿华特殊的地理位置。汝城位于粤、湘、赣三省边界，四周高山围绕，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以进入。1944年6月长沙告急，湖南省政府迁往汝城，可见其地重要性。即使在汝城县内，殿华也是相对隐蔽的。从汝城县城无法直接看到殿华。殿华南边毗邻广东韶关，和韶关有古商道相通，与仁化县城口镇仅一山之隔，联系密切，步行一两天可到中大粤北办学所在地乐昌，交通较为便利。

　　二是殿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殿华村民养殖禾花鱼历史悠久，繁育的鱼苗销往郴州、广东等地，经济条件比较好，与外界联系比较密切。宋姓是殿华大姓，宋氏继先祖有族产，族产出息为学校提供了办学经费。

　　三是殿华人重视教育。华塘村被誉为宰相故里，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殿华有养蒙学校，石塘有义昌学校，两校都将校舍借给中大办学。

　　四是殿华人与中大的特殊关系。殿华人宋建勋与朱子范相识，建议中大迁往汝城，为中大迁校提供后勤服务。
中大迁往殿华后，在殿华宋氏家庙、养蒙学校、石塘义昌学校等地分散办学，师生借住村民家中。宋氏家庙始建于明朝末年，现面积500多平米，可容纳上千人。养蒙学校建于1916年。将校舍让给中大后，学校搬到上屋厅（“君子钟灵”）继续办学。由于师生人数较多，殿华村无法完全容纳，学校还借石塘村义昌学校办学。

宋氏家庙

　　中大和中华文化学院在殿华、石塘办学，得到村民经费、物资、人力等方面的热心帮助。其中，宋氏继先祖祖产和村民宋蓝彬给学校提供的帮助最大。家庙和养蒙学校均为宋氏家族族产。继先祖名下有大片林地、田地、房屋，部分上课用的桌椅板凳由继先祖名下的木材加工而成。继先祖名下部分房屋也提供给中大办学、居住。据中华文化学院档案记载，继先祖为中华文化学院附中垫付了5万元筹备费。宋蓝彬从事药材生意，富庶一方，很多师生借住其房产，朱子范曾借住他家。部分宋氏族人任职于中华文化学院，参与校务。如，宋蓝彬任中华文化学院名誉董事，宋师俭、宋国才、宋淮清为该校附中名誉董事，宋孝传、宋贤平、宋承书为校务委员，宋在中为总务主任，宋湖润为总务处办事员，宋贤臣为庶务员，宋贤平为出纳员，宋诚虚为中文系教员。宋氏家族和中华文化学院在人事上有密切合作，据此推测，也应有部分宋氏族人参与中大文学院日常运作。

考察团参观“中山大学在汝城殿华陈列室”

　　中大文学院和中华文化学院迁到华塘，逐渐恢复教学秩序，开展教学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学校招收一批当地学生，如宋蓝彬的三个儿子宋承周、宋承书、宋任周，村民宋承继、何大彬、何松波等，为当地培养了人才。同时，学校还派教师到其他学校任教，充实地方师资。据朱中华回忆，其在汝城县城南储能学校读书时，校长朱旭初曾到殿华聘请中大教师彭通考、陈玉辉等4人到校任教。彭通考常教学生读梁启超的《志未酬》。

　　宋承继得到朱子范的赏识，并娶后者之女朱泽南为妻，生子宋训伦、宋训理、宋训方。解放后移居美国，曾多次回殿华探亲。华塘村负责人已经与宋训伦取得联系，后者称曾听父母讲过中大迁殿华的事情，并作了记录，希望疫情稳定后带父母回殿华，再传讲当年的故事。

　　两校在殿华办学期间，在当地张贴宣传标语，传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战戏剧，宣讲抗战形势，鼓舞士气，坚定信念。中大在殿华组织抗日剧团——殿华游艺团，曾制作一块幕布。据介绍，这是殿华第一块幕布。中大演出抗日剧目需要幕布。当时有人提议去乐昌、仁化购买洋布制作，村民非常反对，认为不能用日本的洋布。在宋建勋的组织下，中大和村民用蓝色土布制成一块长10米、宽6米的幕布，请朱子范写“殿华游艺团1943.3.3.置”隶书字样，用白线缝在幕布上。中大迁回广州后，幕布留在殿华，一直使用至五六十年代，此后保存在宋氏家庙里。21世纪初，殿华村委会搬新址，清理物品时发现了这块幕布。中大常在殿华演出抗日剧目，并赴周边平坡、首善、津泰等村庄及县城演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中华文化学院也组织文声合唱团，既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高学生文艺修养，又有助于宣传抗战。学院还组织华夏文化研究社，促进当地文化研究。

考察团参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莅临汝城殿华调研座谈会”，横幅下面为写有“殿华逰艺团”字样的幕布

　　除在华塘办学，中大还在汝城设通讯处，加强与当地各方面的联系，筹借经费，接收汇款。1945年初，日军进犯湖南宜章栗源堡、坪石等地，中大仓促迁移，在梅州、连县、仁化三地分散办学。仁化没有邮局和银行，梅县校本部拨款要先汇到汝城农民银行，仁化分教处再派人到汝城接收汇款。汝城通讯处的设立对中大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抗战胜利后，中大和中华文化学院分别回迁广州。在送别宴上，朱子范和宋建勋发表讲话，村民们依依不舍，含泪送别。离别前夕，朱子范等人留下离别赠言，现藏汝城县档案馆。

考察团在汝城县档案馆查找资料

　　战争困难年代，殿华和石塘民众热心帮助中大和中华文化学院，两校得以在烽火中赓续血脉。几十年过去，当年的故事还在村民中流传，两校和华塘的情谊不断。2010年，中大历史学系赵立彬、何文平两位教授曾组织学生到殿华寻访中大办学史，重续中大和华塘的校地之情。

宋平仁接受口述访谈

　　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大校史考察团师生有幸实地更加深入地走访办学旧址，访谈宋建勋后人宋平仁、知情人宋硬兴、宋回龙、宋意心、朱中华，观看知情人何松波的访谈视频，获取了两校在华塘办学的丰富历史资料和信息，深刻感受当地干部和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以及中大和华塘的血脉联系。这些将会为中山大学继续加强与华塘的情谊，助力提升和振兴当地乡村乡村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考察团与口述对象在华塘村服务中心合影

　　（注：本文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谢明杏提供。）

　　（原文发布于“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