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与乡村，岭南建筑既是外在的载体，也是灵魂。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较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源远流长。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富含岭南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岭南建筑经过历代建筑匠师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了岭南的自然资源，结合老百姓的生活特点，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承载着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三地的历史、民俗、语言以及建筑风格同根同源，如何在历史中溯源岭南建筑的源头，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挖掘、抢救、复活珍贵的历史文化与建筑；又在新时代中迸发岭南建筑及设计的灵感与创新因子，用岭南工匠精神“智造”湾区，让建筑当随时代成为新的思考。

　　有鉴于此，南粤古驿道网邀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南粤工匠、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王河博导共同推出《岭南建筑在大湾区》系列，尝试通过众多学术话题的碰撞与探讨、不同设计案例的剖析与畅想，漫谈岭南建筑悠长的历史、全新的活力。

　　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建筑的输入而形成的，它的发展与每一阶段的社会体制、生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城市早期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在外力的推动下、从通商口岸城市开始的，从传统的封建型城市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型城市转型，出现早期现代化的趋势，并向内地城市辐射。而在民间，乡村的近代化进程，尤以侨乡为样本，海外华侨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本期将探寻岭南城市与乡村近代化进程中的西风渐进下的广州行商建筑。

　　一、海外贸易下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主埠，有着世界港口名城的美誉。唐代时广州经济繁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也是唐代唯一的通海夷道，直达波斯、阿拉伯半岛等地。大量外国商人来到广州，据研究，唐时广州外国人达12万。政府还专门建有接待外国人的蕃房，海外贸易对岭南建筑的影响已然显现。到明清时期，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不断深入。可以说，海外贸易将西洋化建筑最早带进了岭南。

　　明后期及前清，岭南已开始出现西式建筑。明万历年间，葡萄牙殖民者租占澳门，在澳门建立起教堂、宅居、城垣和炮台，是最早在中国领土上建起的西方建筑。明代，广州一度为全国仅设市舶司之唯一港口；清代，粤海关在很长时间是唯一通商之口岸。广州较早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西式建筑十三夷馆以及用欧洲人物形象、罗马字钟、大理石柱为建筑装饰，采用套色玻璃等进口材料。

　　汕头、海口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埠通商，广州沙面、香港、广州湾（今湛江）被租借或割占，西方文化加大了传入岭南的势头。

图6-11 广州城风光（佚名，纸本水粉画，1790年代中叶，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12 约1840年的广州十三行（引自香港艺术馆藏《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

　　清初，因战火洗劫以及“迁海”、海禁的影响，广州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康熙二十五年(1685年)，广州的粤海关被允许对外贸易。在怀远驿附近设立夷馆，并设立十三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广州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外贸最为繁盛的城市（图6-11），有“金山银海，天子南府”之誉。清初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十三行之繁华富庶（图6-12）。

　　二、贸易制度的产物——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朝贡贸易向公行贸易过渡与发展的产物。自秦以来，岭南以广州为中心，有1800多年海上贸易的历史，但海上贸易实际上是从藩属国向宗主国纳贡开始的，“假入贡之名，行市易之实”，而逐渐发展成为朝廷对外族贸易的一种形式，即“朝贡贸易”，或称“贡市贸易”“贡舶贸易”等。

　　朝廷对“朝贡贸易”的管理始于唐代，广州设“市舶使”主管外交、贸易和税收。元初至元廿三年（1286年），广州设“市舶提举使”担负同样职责[1]。明成祖永乐三年（1905年），广州设“怀远驿”接待南洋贡使，并在驿馆旁另建官房120间接待同来的蕃商[2]。

　　明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猖獗，实行“闭关绝贡”，其后海禁时紧时松，但广州沿海贸易从未断绝。1662年，清康熙帝继位以后，社会稳定，外船被允许进入珠江互市通商，并重修“怀远驿”，以供蕃人居住和存货之用。但陆续而来的欧洲船队，以贸易而非朝贡之名，不得不租赁民房或投居当地行栈进行贸易。一种新兴的行商制度在经营该类“蕃馆”行栈的行业基础上产生，并被官府引申发展为“公行制度”。即官府厘定具有充足资金和外商贸易经验的华商充任“行商”（Hong Merchants)，他们是蕃商和中国商人的中介，专营包办对西洋贸易，享有承销外洋进口货物和内地出口货物的独占权，清政府利用参与公行的行商管理对蕃贸易、征缴税款，避免官府与外国商人发生直接关系，也防止外国商人与其他中国人接触[3]。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事务。1757年，乾隆关闭了东海岸所有的对外通商口岸，指定广州一口通商，但对海外船舶来广州贸易有诸多规定，可多为生活起居和普通外事管理。对国内海商则除对进出口物品的限制外，重点放在对造船、用船和行船的限制上，这些规定完全限制了中国海商的手脚。

　　清政府继承了明朝末年海上贸易管理的传统，即政府大员及海关官员不直接与外商接触，外商的大班、二班(须事、副领事)原则上也不能会见清朝官员。

　　那么，政府与外商之间的沟通就需要有一个媒介，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保商”制度，即：外商到广州后，都要找到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为贸易的经纪和代理，这些指定的行商被称为“洋商”，其商行被称为“洋行”，在广州也称为“十三行”。“保商”制度和“公行”建立了一种新的外贸管理制度。洋行既是中外商人联系的媒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联系的媒介，它既具有商业的职能，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4]。

　　“十三行”成为清王朝的“外贸特区”，不过清朝广州的洋行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十三行是一个拥有商业特权的官商群体，泛指实际垄断了中国的外贸市场的多家商行。

　　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至嘉庆年间。十三行最多达几十家，最少时只有8家，其中以四大巨富——潘启官、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

　　“行商”在制度上解决了与夷商交易的原则和方法，但同时对新的交易场地提出了要求。一方面，依照清代贡典，旧有驿馆不能接待非朝贡的夷商；另一方面，官府并不希望夷商杂居在市民中间，夷商本身也希望有一个相对集中和固定的交易场所。梁廷楠在《粤海关志》中提到：“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者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船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蕃人制也。”[5]表明在粤海关设立之初，十三行夷馆区便已建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十三行设立商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设立商馆，以后各国陆续设馆。这些商馆大多冠以各国国名，并逐渐兼理对华外交，有领事驻扎馆内，实际上成为该国对华贸易、外交的综合体。

　　西方商人在十三行按照西方模式建造商馆和住宅，并在18世纪早期逐渐形成中国内陆第一个西方人社区，它的存在成为楔入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一块砾石，不断发生的贸易摩擦和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资本主义对资源的贪婪终于导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十三行也在1856年的战争中被焚毁，但它所承载的西洋建筑文化随着殖民者不断扩张的步伐而广泛流布，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终于在强势的殖民文化面前发生了裂变。

　　三、西洋式建筑初现十三行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指出：“夷馆全在广州十三行街，即今十三行马路路南。[6]”又据曾昭璇考证，十三行具体位置是北以十三行街为界，南以珠江江岸为界，东以西濠为界，西以联兴街为界，也就是现在的文化公园、十三行街、人民南路、仁济路一带[7]。十三行选址城外临近江岸的滩涂符合了公行制度既定的官方不接触政策，同时为满足适合交易的原则[8]。

　　18-19世纪西洋画家和中国外销画家绘制的十三行风景画中，大多写生了商馆前国旗的存在，为商馆所属提供了佐证。在以往的研究中，包括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田代辉久的《广州十三行夷馆研究》[9]、曾昭璇等人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10]等关于十三行布局的论述也是基于上述素材，着重反映19世纪初期至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十三行情况，但对18世纪或者更早时期的布局特征似乎未有全面揭示。

　　早期十三行商馆基本上与珠江平行布局，十三行商馆由“蕃坊”发展而来，早期形态无疑是中国式的。荷兰人纽荷芙(John Nieuhof，1618-1672）于1655-1657年间随同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问中国，在他的纪实性画作《广州城远眺》中（图6-13），描绘了广州城及珠江沿岸的情况：江岸边类似于货栈的建筑物采用了平行江岸的布局模式。1751年，彼得·奥斯伯克(Peter Osbeck)曾有如下记述：“河岸上筑建了一排排的房子，是中国人租借给逗留此地的欧洲人的。[11]”

　　但是在1748年十三行经历第一次严重火灾后，十三行布局也开始采用后来一直延续下去的垂直江岸纵向并列的布局模式，以便在有限的地段里以平等的方式容纳更多的商馆，并直接面向码头。建筑形态也在开始采用“半西式”的立面建筑形式[12]，但布局结构则遵循明清时期广东民居的庭院特征。在约1810年前后中国外销画家的一幅画作——《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广州全景》中，充分描绘了这种中国式的院落情况（图6-14），画作的中部和右下角甚至还有中式建筑特有的卷棚过廊和前廊。当然，其中也不乏西洋建筑的细节特征：宽阔的平台，其四周围绕着西式的栏杆等等。这从大量反映十三行的油画作品中可以得到证实。中西建筑文化已经在十三行商馆中开始碰撞。

图6-13  广州城远眺（纽荷芙，1669年以后，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14  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广州全景（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有关十三行商馆出现西洋形式的最早记录应为1753年德罗廷格尔摩的　　中国庭馆内所摆设的一扇漆面屏风（图6-15）。屏风上所绘广州风景，开始反映商馆的西祥形式，该屏风在1777年之前己装置在中国庭馆内[13]。经过火后十余二十年的建设，至1769年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过访此地时，十三行已经具有了“房间漂亮”“设施方便”“门前国家旗帜高扬”等等在中后期画作中所反映的种种特征[14]（图6-16）。

图6-15  漆面屏风上所绘广州全景（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16  从珠江南岸眺望十三行商馆（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西洋形式在十三行得到极大的发展，西洋式券廊、门窗券拱、两层贯通的壁柱、科林斯壁柱形式、前廊空间、西洋式建筑的细部特征等在商馆中具有普遍性，随处可见。随后，新古典主义、巨柱式、圆形柱身、爱奥尼式柱头等当时西方建筑发展潮流都在十三行得到了体现，包括了殖民地外廊式样(图6-17、6-18、6-19、6-20、6-21)，十三行商馆成了一个西洋式建筑表现的舞台。

图6-17  广州十三行西洋式建筑（油画，关作霖绘，约1807年。转引自《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18  广州上官区风貌（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19  广州商馆图（林呱，油画，1830-1835年，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20  广州商馆图（佚名，油画，1833-1839年，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21  广州商馆图（佚名，油画，1855年左右，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国家在华政治及经济地位的改变，十三行经历了由纯粹商馆区向符合西方模式的社区的过渡。早期用于交易的十三行前平台在1841年大火后被改造成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并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建设（图6-22），数年后成为树木繁盛、配植丰富的西式花园（图6-23)。1847年，英国人在英国馆和荷兰馆部分场地上建起的一座新哥特风格的新教教堂。

　　西式花园和教堂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十三行商馆区作为贸易使用的原始定位，表明广州城外已经开始形成西方人社区。由于营建技术的简单易行以及对亚热带气候的适应，殖民地外廊式在后来陆续开辟的条约口岸中被广泛应用，十三行也因此成为中国内陆最早出现这种样式的地区。所有后来在租界地区所能见到的景象，包括殖民地外廊式建筑、教堂、西式花园等在1850年前后全部在十三行地区出现，岭南建筑的西洋化成为历史趋势。

图6-22  美国花园（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6-23  美国花园和圣公会教堂（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1月3日，英军炮击广州并焚毁民居，广州市民激于义愤，放火焚烧洋行。火后各国沒有再进行重建工作，1858年，英、法二国谋取沙面租界，以新的布局形式进行规划，十三行历史遂告终结。

　　十三行近二百年的历史尽管终结，但西方人在十三行的生活及商贸经验却成为后来租界开辟的参照。在十三行历史中，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管约政策来约束西洋商人及其背后的国家利益集团，这其中既包括以“公行”制度作为贸易的唯一方式，也包括限制西人的种种禁令。在十三行的发展历程中，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不断地尝试逾越清廷及公行对夷商的各种禁令，尝试挑战国家主权，并以十三行的通商殖民经验提出了租界的最初构想。

　　租界制度的最终完结与十三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行商的合法贸易受到鸦片贸易和散商的冲击，行商垄断对外贸易的地位从1820年代开始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除，失去了贸易保护的行商纷纷破产，许多有丰富外贸经验的行商开始投身洋行充任买办，最终在原十三行行商和西方人的共同操纵下，殖民主义者试图建立具有主权意识的“居留地”的设想也得以实现。

　　除了租界制度是以十三行经验为蓝本，租界选址也因袭了十三行的传统模式和经验，包括接近城内富人区、近水、良好的视野和景观等在十三行商馆区所形成的地理特征，都被应用于上海、广州等早期租界的选址中。

　　注释：

　　[1]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2]王云泉.广州租界的来龙去脉.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

　　[3]王云泉.广州租界的来龙去脉.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4～5

　　[4]潘安.商都往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49-150

　　[5]梁廷楠.粤海关志

　　[6]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937

　　[7]曾昭璇等.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等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

　　[8]早期商馆在滩涂上以干阑式建筑，之后才逐渐项筑河岸形成码头和陆地

　　[9]马秀之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广州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10]参见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

　　[11]参见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144

　　[12]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第二版（修订），2002

　　[13]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第二版（修订），2002

　　[14]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第二版（修订），2002

　　本文摘自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中国岭南建筑文化源流》王河著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院硕士生导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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