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对学校等文化设施进行野蛮轰炸。为续存文脉，维持教育，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包括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私立岭南大学一大批知名高校纷纷迁往省外、粤北等地展开科研与教学。这段“教育抗战”和“学术抗战”的历史，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1940年毕业合影于澄江。

　　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例，上世纪30-40年代先后迁云南省澄江县、广东粤北坪石镇、粤东各县及连县、仁化等地。师生几经转徙，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但中大师生仍在艰辛环境中坚持办学科研。

　　在缺乏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译者王亚南，“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土壤学家邓植仪，词学大家詹安泰，音乐家马思聪、黄友棣等等，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时光，并诞生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学术成果。

　　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天忠认为，内迁粤北的华南高校，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并存，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华南地区抗战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大众往往只知道后二者，他希望以学术途径重新激活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高等教育的中国化、理解学术研究的地方化、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和创新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国立中山大学坪石老街大礼堂。

　　从撤离省城到“复员广州”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广东高校逐渐迁至省外、境外。这是抗战时期华南高等教育迁移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迁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往西迁，第二个是往南迁（港澳），迁往境外的主要是私立大学，比如岭南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经开平、中山、台山，部分迁到境外的香港、澳门。

　　与此同时，西迁的高校主要是国立大学或省立大学，主要是两所，一个是中山大学，先经过罗定、广西，最后到了云南澄江；另一所是广东省立勷勤大学，迁到了粤西，甚至广西梧州、藤县一带。

　　迁到云南澄江县的中山大学，走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水路从香港出发经过越南海防港进入云南，陆路则从广州出发到衡阳，经贵州，到昆明呈贡，最后才到了澄江。大学迁移之路异常艰险。据统计，中山大学在抗战前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占全国各高校首位。

　　1940年8月，由于滇西战事临近和粤北局势相对趋于稳定等原因，外迁省外和境外的大批大学迁回粤北战时省会韶关以及附近的曲江、乐昌两地，在那里办学时间比较长，也是最主要的一条线。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大学归省”。当时的广东省政府积极支持大学回迁，甚至拨款三十万大洋作为中山大学的迁移费用。

　　另一边，1941年日本人突然攻占了香港，迁至香港的高校也在此时迁回粤北，岭南大学校本部从香港迁于曲江县仙人庙大村（今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大村）办学，所有建筑都是以康乐园为模板重新建立起来的，“他们念念不忘原岭南大学的办学所在地，也就是今天中山大学的南校园。”

　　1944年前后，衡阳沦陷，粤北直接受到威胁，一部分高校开始从粤北地区往西边迁移，至连县、仁化、罗定等地。包括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商学院。其中，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优势学科是教育和基础学科，尤其教育学特别有名，今天的华南师范大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而来。这是华南高校内迁的第三个阶段。对于这一段迁移，目前资料记载相对较少。

　　1945年秋，日敌进犯粤北，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坪石告急，大学开始“播迁粤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中华文化学院主体由粤北向东部迁移，中大部分在连县、仁化。省立勷勤大学商学院和省立文理学院在梅州设分教处。国民大学迁至和平县，广州大学迁至连平。至1945年至1946年，迁出去的高校才逐渐复员，返回广州。

　　总体来看，高校迁移的线路，主要受战局的影响，空间上大体呈一个四面辐射的椭圆形状。

　　“当时有一条抗日战争相持线，从今天的河南、湖北，到湖南、广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京广线’。这条线是划分前线和大后方的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理解这条线对于我们理解整个抗日战争的态势和进展，乃至理解大学为什么迁移、怎么迁移都非常有帮助。”曹天忠教授说。

　　先生授业于烽火，乡野间绽放“真理光芒”

　　粤北办学时期，虽然条件艰苦，但还是吸引了一批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他们在困窘中坚守，埋头教学科研，个中故事曲折感人，却不易为世人所知。

　　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古桂芬，是第一批回到粤北的。在没有教育部经费，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古桂芬在坪石的金鸡岭下，草创开辟农学院，亲自建房子、安顿学生，由于任务繁重，操劳过度，带病工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有“中国核能之父”之称的著名物理学家卢鹤绂，1941年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后，决意舍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回国，辗转来到了当时设在坪石塘口的中山大学理学院任教。

　　卢鹤绂夫妇到达坪石后，由理学院院长康辛元引路，过河到塘口村安顿。夫妇俩住进一个小地主家，在一个破庙中上课，康院长颇为感慨地对卢鹤绂夫妇说：“你们从天堂坠入地狱”。1942年暑假，卢鹤绂太太遭遇难产，而坪石无妇科医院，卢鹤绂只好带着太太一路由小舟转火车，再向农家借牛车，拉到湖南某县城医院里剖腹产。太太出院回塘口村后，卢鹤绂白天操劳家务，晚上在灯芯草点的油灯下备课。

　　在荒郊野外的古庙里，卢鹤绂讲授着世界最前沿的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1944年发表《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全面阐述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预言了人类在未来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

　　环境虽然艰辛，但在困境中师生们还有过一段动人的小插曲。当时，音乐家马思聪和他的太太王慕理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书，他们经常在校内举办音乐演奏会，每次都引来全校师生欣赏，这是中大师生在外地艰苦生活里的难得的精神享受，他们悠扬悦耳的琴声也陪伴着师生们度过动荡流离的岁月。

　　有一次，两口子正在表演，一个弹钢琴，一个拉小提琴，突然幕后传来一个婴孩的哭声，原来是孩子饿了，哭闹了起来，王慕理不得不暂停演奏钢琴，回到幕后喂奶，喂完奶之后又回到幕前继续表演，整个过程台下听众鸦雀无声，静候音乐家归来，场面温馨感人。

　　教育不坠弦歌不辍，赓续华南教育发展

　　抗战期间，广东教育界誓不资敌，维持教育不坠，弦歌不辍，浴火重生，赓续华南教育发展。

　　战火纷飞之下做学术研究肯定是艰难的，图书资料不够，仪器设备不齐全，在课本都没有的情况下，教授们只得根据自己的记忆来讲课，研究则就地取材。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驻扎乡野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理论，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科研论著，有些甚至成为一些学科的标志性成果，从而构筑起了华南学术研究高地。

　　医学方面最杰出的要数中山大学的梁伯强教授，由他主持的医学研究所增选为教育部中大研究院的第四个研究所，并成为部聘教授。抗战前，他在德国拿了医学博士，结合中国人尸体解剖和少数民族人士血液检测，建构中国式的病理学，成为西医的中国化和精准医学的先行者。解放后，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山医八大一级教授中的佼佼者。

　　一代词学大家詹安泰先生，从1940年开始写作《词学研究》，1944年发表《中国文学上之倚声问题》，详实地区分了中西文学与文体的不同；邓植仪当时在土壤学方面的调查与研究达到国际水平，他在抗战前后主持了对广东大部分县市土壤的调查；中大农学院的丁颖在水稻增产和病虫防治方面的研究深入，上世纪50年代当选中科院院士，是中国水稻学科的奠基人。

　　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华南高校，坚持抗战教育，专业设置和课外活动都围绕抗战进行。比如经常举行战争形势分析讲座、募捐物资支持抗战，开设军事课程、战争化学课等，学生直接参军，参加东江纵队、省港大营救，做翻译等。

　　他们在当地扫盲、开办夜校、普及知识、参与农忙，在当地开展地质勘探、改良稻谷、提高了桑蚕树产量，也间接促进了华南高校地方性学科的发展，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地方化，实现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和创新。曹天忠教授指出，迁移办学的地方往往都比较偏僻，有不少少数民族聚居，这对于地方性学科发展，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地质学，地理、生物学、农学、医学等非常有利。

　　比如人类学家杨成志就考察了乳源地区的瑶族，并于1943年出版《广东人民与文化》，今天的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闻名全国，当年就是由杨成志先生提出并创办的。再比如地质学、生物学、农学，都是中山大学的优势学科，都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

　　再比如，丹霞地貌就是抗战时期的发现，如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广东的学者，特别是中大学者在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陈国达、吴尚时对丹霞地貌做了很多早期的考察和研究。

　　在曹天忠教授看来，广东教育的迁移，对当地的影响从间接辐射到直接反哺，是近代高等教育中国化、地方化的重要表现。

　　专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天忠

　　南都：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得初具规模，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为代表的华南高校在当时处在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

　　曹：当时广东的大学以“公立中大，私立岭南”为两个代表。

　　全面抗战之前中山大学发展到第一个历史高峰。1935年教育部在大学里设立研究院，当时全国只有三所大学有研究院，中山大学就是其中一所，另外两所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山大学设立了三个研究所，分别是文科研究所、农科研究所、教育研究所，每个研究所下面设两个学部。设立研究院表明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和高级人才培养水平处在全国前列。加上广州是曾经大革命中心，又有孙中山这个金字招牌，中山大学当时发展快速，达到了全国第一流水平，排名全国前三。

　　岭南大学的农科水平很高，尤其对稻谷种植、水果改良研究，菠萝、木瓜等热带水果作物就是岭南大学农科重点研究引进的。同时，岭南大学理科也很不错，拥有教育部设立的一个理科研究所。医科也不错，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医学院的重要渊源之一。

　　南都：抗战时期在教育迁移的过程中，粤北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在选择迁移目的地的时候，有哪些考量因素？

　　曹：日本人也很清楚高校在战争中扮演的“思想库”的角色，而文化和教育的侵略，是日本整个侵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重点、定点轰炸学校，这是高校迁移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迁至什么地方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战局、政治因素、熟人指路、地理位置的便利性等，很有讲究。中大最早是想迁到香港，当时校长邹鲁也反复坚持，但是国立大学迁到英国殖民地有碍观瞻，教育部不同意。

　　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是梅州人，梅州有不少重要教授供职中大，当地政府也很欢迎，比如借粮食、借钱、找校舍，为中大向东迁至梅州办学提供了很多便利。

　　而粤北主要是韶关、曲江、乐昌三地。乐昌下面有一个镇叫坪石镇，坪石这个地方地处五岭以南，是一个天然屏障，同时也是战略屏障，翻过去就是湖南和江西，所以坪石也被称为“粤北的粤北，湘南的湘南”。其次，这里有粤汉铁路经过，100里以内有一条武江，乘船的话各个学院可以联通，水陆交通都比较方便。

　　抗战时期的粤北位于三大战区之间，韶关又是战时的广东省会，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建国”纲领，抗战的目的是为了建设，而建设需要人才。1940年至1944年属于抗战相持阶段，韶关地区是相对稳定时期，此时粤西、粤东很多都沦陷了，所以粤北有比较好的办学环境。

　　当时三大战区，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发奎，三个都是广东人，两个是粤北人，薛岳和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出于乡情和亲情的考虑，守卫粤北也责无旁贷。

　　南都：众高校在迁移地的办学实践，对当地社会、当地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曹：设在乳源县管埠的中山大学的师范学院，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扫盲，推行社会教育，教育当地人怎么讲卫生，经常大扫除和喝烧开后的水，改变当地人的卫生习惯。后来有调查统计，当地人的识字率比其他地方更高，这就和中大当年的扫盲有关。

　　他们还开展民众夜校，在祠堂里向民众讲课，主要目的就是普及公民常识和扫盲。如今好多当年的亲历者还能忆起课本的内容，“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不要做汉奸……”之类的。

　　我一个月前去坪石调研，发现当年理学院、工学院的办学点附近，很多人会讲广州话，很奇怪，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土话。原来当时中大夜校就是用广州话给他们上课的，四年时间上课和生活上彼此互动，他们不少人慢慢学会了广州话。

　　亲历者已经不多了，对亲历者以及第二代老人的口述史的抢救非常重要。

　　对粤北乐昌武江防涝防灾的研究，农学院改良稻谷，提高了桑蚕树的产量。农忙的时候，中大法学院的师生还参与农忙，帮老百姓收稻谷、双抢。很多人就住在老百姓家里，租他们的房子，有偿请老百姓帮工，帮挑水，洗衣服、做饭，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师生们跟当地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和谐，融入了当地生活中。

　　南都：目前，粤北留存了哪些办学遗址？现状如何？对于如何活化利用这些历史遗址，你有何建议？

　　曹：中大在云南澄江的办学遗址保存得比较好，基本都在祠堂庙宇里，后人不太敢破坏。但是坪石当地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山大学在这里办过四年学，很多人的房子就是中大的所在地，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拆掉了。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尽量找出来。

　　从文旅结合的角度来说，现在旅游这一块走在前头，文化做的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政府介入，从这方面来说，广东省是走在全国保护抗战教育遗址保护开发的前面的。自从省文旅厅的文件下来以后，还没有拆掉的部分，现在保护得还可以，武阳司、三星坪、塘口，管埠等老的有关建筑都挂了牌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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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忠教授团队与当地民众一起踏访失落的塘口村古渡口。

　　南都：对抗战时期教育迁移史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或学术上的意义和价值？

　　曹：受战局的影响，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重心都由沿海向内地、由北向南大转移，高等教育的迁移，除了西南联大被讲得比较多以外，其他公众是不太了解的，只有各个学校的校史在写，显得非常碎片和零星。

　　华南教育的迁移，此前关心的人很少，我也是在研究教育史，尤其是中大校史的过程中慢慢介入这块研究。发现了研究的不足我们就要去补足它，而不是讲来讲去就只有西南联大。

　　今天谈西南联大谈得最多的是精英教育，保存精英教育火种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教育格局的变化，如何平衡各地高等教育的分布。以前百分之八十高等教育集中在平津地区、沿海地区，这种区域不平衡至今依旧存在。我们需要了解这段历史，加大研究和理解力度，这对我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是有帮助的。

　　平常你想把一所大学设在或迁到偏僻、后进的地方，谈何容易；当地又没有钱，师生也不愿意搬。这种情况下，战争这个契机，至少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条件，把这个“高等教育中国化”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触及，甚至有所解决了。

　　粤北办学是“晚迁早归，烽火逆行”

　　南都：内迁粤北的华南高校群，与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相比，有什么样的特殊点？有人提出“华南联大”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

　　曹：粤北的高校群是华南版的“西南联大”，这种说法虽然通俗易懂，我是持保留态度的。我们没有必要依附于它，也只有这样，你才能讲出一个跟西南联大不一样的大故事。你讲院士、大师，可能怎么样都讲不过西南联大，但是我们换个方式和角度来讲，可能就不一样。

　　粤北教育和西南联大有很大区别，西南联大还是在大城市里面，只是从首都迁移到省会城市昆明，但是粤北是真正在乡、镇办学，这个是特别接地气的。而且，粤北办学是“晚迁早归，烽火逆行”。1938年高等高校才迁出去，是比较晚的了，1940年就迁回广东（西南联大1946年才迁回北平），如果对抗战形势没有一种判断，对抗战胜利没有必胜信念的话，是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决策的。

　　另外，广东高校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一点是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没有的，也是华南教育比较特别的地方。

　　南都：私立岭南大学迁移香港的这段历史也体现了早期的粤港高校合作，在构建文化湾区的大背景下，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什么现实启示？

　　曹：首先它是一个历史事实。国立中山大学的一小部分，和私立岭南大学迁到香港，还有一些中学也迁到香港，彼时香港就是“岭南文化的后花园”。两地高校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存放仪器和图书资料。1938年广州遭日机轰炸，中大植物学家陈焕镛为防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大批珍贵标本被敌人抢夺，搬运至香港，储存在九龙一间公寓里。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将一批重要图书资料保存在冯平山图书馆。

　　第二，帮助办学。比如私立岭南大学借香港大学的教室上课。香港沦陷后，中山大学还接纳了100多位港大学生前来借读。还有一部分学校是两地办学，比如私立广州大学和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有一部分在香港设立了分教处，两地同时办学。省港高校之间形成彼此互相帮助、互相接纳的一种很好的传统。

韶关大村时期的岭南大学。

　　有一所国立华侨师范学校也在粤北办学，接纳回到内地的港澳华侨学生，教育部是给予补助的，为培养当时的华侨师资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培正中学、培联中学从我们这边迁到香港、澳门，再从香港、澳门迁回来。设在香港的南华学院早在香港沦陷之前就迁回梅州。这些都是抗战时期教育交流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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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布于“南方都市报”，作者为朱蓉婷，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