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学农科教育开拓者高鲁甫生平、著述考
2022-07-08 下午 11:30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倪川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倪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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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乔治·魏德曼·高鲁甫作为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农业传教士,自1908年来到岭南,便把一生献给了岭南(学堂)大学,他在校园组织绿化,创办奶牛场,并于1912年在学校首次开设农业课程,1916年他组建了岭南学校农学部,1921年帮助建立岭南农科大学,1927年出任新建的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为岭南大学农科的建立和发展贡献良多。他调查、研究华南植物,引进木瓜、脐橙国外良种,促进了中美农业科技和教育的交流,并留下50篇(部)以上的研究论著或手稿。他是岭南大学农科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高鲁甫 岭南大学 农科 创立发展 著述

 

  在民国广东高等教育史,特别是农科教育史上,有一个不可绕过与忘却的人物,他就是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园艺学家乔治·魏德曼·高鲁甫(George Weidman Groff)教授。然而,这位开启岭南大学农学教育,并促成美国宾州大学与岭南大学及华南农业大学百年友好的先行者,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未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和被予以恰当的评介,即使在他来华百年后的今日,仍未有一篇专文介绍他,仅有部分著作或文章涉及或作简单介绍。如刘家峰的《中国基督教中学的农业教育与乡村建设》与《中国基督教中学的农业教育与乡村建设》[1],李瑞明的《岭南大学》[2],陈国钦、袁征的《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3],黄伟胜等的《回忆岭南大学的几个美帝分子》[4],王栋的《经营上帝的高等教育》(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5],其中最为详细的介绍是骆世明教授写的《岭南大学农学院院史拾萃》[6]。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不说让人遗憾。近几年,我们在研究华南农业大学百年历史中,接触到了一些相关史料和历史图片,产生了介绍他的强烈愿望和冲动。下面,就我们在广东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特别是从宾州大学、耶鲁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一些涉及高鲁甫教授的资料,对这位将其大半生贡献给岭南大学的园艺学家的生平和著述作初步的考证。

  一、高鲁甫生平考

  乔治·魏德曼·高鲁甫,1884年3月29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安维尔(Annville)。安维尔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县(Lebanon County)的一个小镇,面积4.1平方公里,人口数千,居民多以务农为生,民风淳朴。他中学时代是在宾州首府哈里斯堡的一所公立学校渡过的。

  1903年,高鲁甫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艺系。大学期间,高鲁甫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并在校园里小有名声,被同学友好称为“老伯”。当时,他主要参加了两个知名社团-Delta Upsilon和Alpha Zeta。前者是学术性质,后者是辩论性质。高鲁甫代表后者在对抗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College)的辩论赛中取得辉煌胜利,这一事件被载入宾州大学校史。[7]高鲁甫高年级时,正是中国清末新政步履蹒跚推进和美国农业传教运动兴起之时。1905年科举废除,大批中国青年纷纷出国求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传统中国对现代知识的渴望激起了高鲁甫的好奇心和对正在制度与知识转型中的中国的兴趣。而在美国国内,布道家约翰·穆德(John R Mott)为代表的基督团体以去中国传布基督福音为潮流。加之,宾州是个宗教氛围浓厚和有着海外传教传统的地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高鲁甫的兴趣和正谋划在中国发展的美国差会不谋而合。1907年,年仅23岁,刚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园艺学学士学位的高鲁甫就满怀着将“基督福音传遍天下”的宗教热情,志愿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成为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农业传教士,这一行动标志着美国差会在中国农业传教工作的正式启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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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年轻时的高鲁甫。

  1908年1月,在途径欧洲、埃及和印度之后,高鲁甫终于抵达广州。任教于岭南学堂(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教授地理、英文、数学等课程。[9]岭南学堂,原名格致书院,由美国差会出资,创建于1885年,初期根据清代科举考试和美国中学的课程标准开设“广学班”,程度相当于大学预科。后来于1903年,学校迁往广州市康乐村,并改名为岭南学堂。在来岭南的最初三年里,高鲁甫学会粤语,还担任学校的监理。又因他曾是宾州军校的上尉,便兼任起学生军司令,主管军纪。[10]学堂刚迁往康乐村时,百废待兴,尤其是校园建设方面。高鲁甫运用其园艺方面的专长,组织植树,开始了康乐园的系统绿化。不久,一大批的李树、榕树、樟树和荔枝树便在康乐园扎下了根,[11]几年后又引种了大叶按树、细叶按树等数千棵,[12]种类达6~8种。此外还引种了白千层、木麻黄和南洋杉等适应广州气候的速生热带树种。“童话王国”的雏形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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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高鲁甫即将引种的植物。

  学堂在广州城外还有80英亩地,是块理想的苗圃和农场。于是高鲁甫召集一群对花草有兴趣的中小学生到农场劳动,激发他们对农业的兴趣。[13]从1912年起,他为中学三年级学生正式开设初级农业课程[14],目的是让他们学习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高鲁甫还在农场对美国的化肥进行实验,以判断哪种更为适合中国的作物和土壤。[15]此外,不少外籍教师习惯喝牛奶,为了得到稳定的牛奶供应,这些教师出资委托高鲁甫搞了个社区奶牛场。尽管该奶场在兴建初期遇到了种种困难,如进口的奶牛传染上了当地的流行病,[16]但在高鲁甫的努力下,一个规范的奶牛场最后还是建立起来了,并为实践教学提供了场所。

  1910-1911年,受美国滨海省委托,高鲁甫到广西省考察农业和搜集园艺植物。[17]1911年12月9日,高鲁甫和爱娃·布琳赛尔(Married Eva Brinser)结婚。[18]次年,他发表第一篇岭南农业研究的论文,遗憾此文现无法找到。1914年,作为最早提倡和从事农业教育的传教士,高鲁甫在颇有影响的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撰文,[19]呼吁差会和学校帮助中国农民增加农业产量,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他还建议在一些高级学校里设立农业课程,应包括灌溉、排涝、新式农业机器引进、土肥处理、化肥研制、品种改良和引进、畜牧等,并建议每个教区设立一个模范农场,让学校培养出的领袖人物在农场施展才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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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高鲁甫手捧农科大学蓄养的鸡。

  辛亥革命后,岭南学堂改名为岭南学校。1916年是岭南大学农科教育发展的重要年份。是年9月3日,高鲁甫召集罗飞云、谭锡鸿召开了岭南学校农学部第一次教务会议,他出任主任,掌管部务、教务,教授园艺课程,兼主持采集植物标本。会议明确三人分工,起草招生章程,宣布农学部正式成立。[21]农学正式成为学校里与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四组课程之一。[22]同年,高鲁甫花费6个月时间与美国农业部专家考察了柑桔属水果,随后在岭南学校内建立了一个水果引种站,用干进行繁殖柑桔属水果的试验。[23]同时也在汕头、增城等广东各地进行植物资源调查。两年后,他完成《广东柑橘属植物调查报告》(Report,Citrus Investigations in Kwangtung)。此项工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南亚是柑桔属水果的故乡。这年,高鲁甫还从夏威夷引进了木瓜,经过选育,成为华南地区深受欢迎的重要水果,并改变了以往在华南仅仅作为蔬菜或者药材使用习惯,并在撰写的《华南木瓜》(The Papaya for South China)一文中,全面报道了岭南木瓜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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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高鲁甫培育的岭南木瓜。

  1917年,高鲁甫短暂回国,接受美国农业部任命,担任美国南部之行的田野调查助理,研究柑橘溃疡病的问题。并对岭南荔枝作专门研究,以此完成他的硕士论文。[24]次年,高鲁甫获宾州大学农学硕士学位。1919年11月,高鲁甫的《岭南荔枝》荣获民国政府农林部甲等奖。[25]一同获奖的还有岭南大学的另外三位师生,此事一度在岭南被传为美谈。高鲁甫在华的工作精神和卓越表现,赢得了良好声誉和知名度,也感动了滨州大学的师生们,得到他们的赞许与肯定,他们组织了“滨州中国委员会”,资助高鲁甫的工作和岭南大学。[26]1919年,山西官书局刻印清代植物学名著《植物名实图考》,山西督军阎锡山在惠寄国外学界名人10本书中,就有一本就是寄给高鲁甫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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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18年,高鲁甫考察西园挂绿(居中者为高鲁甫,居右者为西园庵缘空大师),背后是竹制的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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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高鲁甫书籍影印本。

  1921年,在中国政府和华商的资助下,一所建制完整、教职员训练有素的岭南农科大学成立了,[28]成为岭南分科大学之一。高鲁甫协助钟荣光校长组建了这所大学。次年接掌,[29]肩负起农科大学的教育和实验方案的组织领导,他把美国大学教学、科研和推广三结合的办学模式成功导入到岭南大学。稍后,他还主持出版《岭南农业杂志》(Lingnan Agricultural Journal),后改名《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30]并经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1924年,高鲁甫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撰文,指出农民比城里人更容易接受福音,因而乡村也应成为教会的一种选择。并主张必须创办一些特别学校,用于训练农业教员和乡村领袖,以让福音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31]

  1925年,高鲁甫向岭南大学请假回美国休整一年。[32]同年,基于高鲁甫在中国的卓越贡献,他被推举为美国科学进步协会成员。[33]1927年岭南农科大学并入岭南大学,成为其农学院,高鲁甫出任首任院长。其后两年,高鲁甫曾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进行一项有关中国植物的特殊研究[34]。根据其1928年发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植物学集刊》上的论文《麻黄属植物与生理性活跃物质的产生》(The Botany of Ephaedra in Relation to The Yield of Physiological Active Substance),可知麻黄属植物的研究是其当时主要工作之一。

  1929年,高鲁甫回到岭南大学,同时受聘为广东省农林局顾问,继续从事植物种植指导工作。先后在印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从事野生植物调查与研究,他在华南收集了大量的竹子、荔枝品种介绍到美国,并在改良中国柑橘等地方品种,引进粮食品种等亚热带作物和观赏植物方面多有作为。1931年初,利用寒假的间隙,高鲁甫与史怀夫、古桂芬前赴唐家湾镇,在中山县黄素居县长的帮助下,领得土地6000多亩,建立了一个农学院中山分场,这为岭南大学的农科教学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场地。1931年底至1932年3月,高鲁甫与莫古礼、邵尧年、冯钦组成植物采集旅行团,前往广东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高州、雷州、北海、茂名、广西郁林及广西与越南毗邻的地方考察与采集植物标本,附带调查当地土壤、地理、气候和水源。[35]

  1932年,高鲁甫以“请求专任园艺系主任,卑得充分时间,从事研究工作”[36]为由,提出辞去农学院院长之职。尽管钟荣光校长竭力挽留,但其辞意坚决,钟校长最后只好允许了其请辞。聘请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冯锐博士接任农学院院长。同年,高鲁甫还兼任美国农业部的果树调查员[37],并完成《中国偏远地区的采集植物》(Plan Hunting in Remote China)一书,后在美国纽约出版。1933年,高鲁甫在岭南大学引种了湿地松、火炬松,并栽种马尾松作对照。[38]1935年2月,高鲁甫受岭南大学委托,赴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及金陵大学农学院接洽交换农作品,[39]带回新品种加以研究。这次学术活动密切了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此外,在高鲁甫的努力下,岭南大学还建立了一个经济作物引进站,他亲任站长.[40]期间,高鲁甫和李马松共同报道了岭南大学引种栽培鳄梨的情况。[41]同年5月,岭南大学和美国地理学会联合组织桂北科学考察团,高鲁甫和人类学家杨成志、麦古黎等前赴桂林,与广西省政府接洽关于调查瑶民事宜。[42]是年,夏威夷州政府为了感谢并纪念高鲁甫早年引种华南作物至夏威夷的贡献,将这年长成的黑叶实生树中选出一株优良植株,经嫁接繁殖后,命名为高鲁甫荔枝。[43]

  1937年,高鲁甫带领一个国家地理考察团到广西进行考察,受到桂系领袖李宗仁的欢迎接见,并住在当时广西省省长宅中。在这次考察中,他在桂北永福县山村发现了有名的药用植物罗汉果。他采下该种植物,后来确认为一个新品种。后来高鲁甫又对罗汉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与史怀夫合著《广西的罗汉果》(The Lo-Han Fruit of kwangsi),填补了学术界对罗汉果研究的空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鲁甫无惧于战火而选择继续留在广东,并努力保护岭南大学的校园和仪器。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他与岭南大学外籍教师一起积极救助广州难民,他将农场改建为儿童避难所[44]。他的夫人与聂雅德夫人一起筹集资金,购买手工纺机,为难民建成自救性的织布厂。1940年,高鲁甫因在岭南大学连续服务20年,被民国政府教育部授予服务一等奖,[45]成为获此等级奖项的29位中外人士之一。1941年,由于疾病,高鲁甫回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进行休养。此前,他曾经计划在美国建立一个植物交流站,用于收集有用的植物,并海运到中国,但一直未有机会。此时,趁着休养机会,高鲁甫在佛罗里达半岛西岸的萨拉索塔县找到一个气候与广州相似的地方,建成了一个植物交流站,并准备好了植物,准备在华南政治环境和条件允许下,随时发运到岭南大学。[46]

  1945年,抗战结束,高鲁甫回到中国。他亲自撰写《岭南大学农学院在过去35年的成就》(Statement of Some Achievements of Lingnan’s Agricultural Program during the Past 35 years),全面总结岭南大学农科教育35年来的成就,给当时岭南大学的师生莫大的鼓舞。1946年,高鲁甫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工作了15个月,担任华南复兴官员,负责农业作物引种工作。他不仅为中国农业的重建做了大量工作,还是美国的亲善大使。[47]期间,他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农业、园艺和植物学方面的长短文章。在华近40年里,他拍摄了大量关于中国地理、特殊植物、人民生活状况的照片,展示给美国人民,有助于美国人民了解中国。

  1947年,高鲁甫退休回到美国,住到佛罗里达州的劳雷尔(Laurel),准备在那里撰写《植物手册》。[48]这是一本记录世界植物资源,为植物交换而撰写的专著。期间,他自发地将美国从佛罗里达和加勒比地区引进的植物送到台湾和其他亚洲岛屿,为这些地方的植物研究和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在中国的杰出贡献与卓越表现,高鲁甫获得宾州大学第一批“杰出校友”称号,[49]当时获此殊荣者只有5位。1954年12月4日,高鲁甫在佛罗里达的劳雷尔去世,享年70岁。遗憾的是,至死他撰写的《植物手册》仍未完成。

  二、高鲁甫著述考

  作为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著名园艺学家的高鲁甫,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硕。他的著述主要发表在《岭南农学会年报》、《岭南科学杂志》、《岭南农业杂志》、(农事月刊》、《农事双月刊》、《佛罗里达州园艺公报》等刊物上。1957年,宾州大学编制了《高鲁甫教授出版与未出版著述回顾(1918-1953)》(A Review of The Publications and Unpublished Written Works of The Late Professor G. Weidman Groff 1918-1953)。[50]

  该书目档案收录了高鲁甫在1918-1953年的主要英文著述共38种,我们认真审核,发现这份书目存在遗漏,特别是高鲁甫早期在华著述多有失载;另38种中有一些为重复,如《广东植物的植物学名称汉语索引》除收录草稿外,修改稿亦统计在内,故剔除重复者,合并同类,实为33种。为此,笔者利用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等处搜集所得,对高鲁甫的著述书目进行订补和充实(笔者新补18篇)。

  下面,笔者按时间顺序,依次排列搜集到的高鲁甫著述,其中英文著述皆译为中文,凡新补者皆注明。

  《传教影响下的中国农业教育》(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r China under Missionar Influence),载《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第45期,第160页,1914年。笔者新补。

  《广东植物的植物学名称汉语索引》(Chinese Index to botanical names of Kwangtung Plants),与H.伊丽莎白合著。草稿成于1917年7月,共266页;正式稿成于1919年7月,共218页;修订稿成于1922年,共280页。此稿未正式出版。

  《华南木瓜》(The papaya for South China),载《岭南大学农学院第12号报告》,1917年。笔者新补。

  《岭南农科大学史》,与简壮涛合著,载《岭南农学会年报》第1期,第1-3页,1918年9月。笔者新补。

  《木瓜》,载《岭南农学会年报》第1期,种植栏第1-3页,1918年9月。笔者新补。

  《制止橘类虫害病症法》,载《岭南农学会年报》第1期,种植栏第1-3页,1918年9月。笔者新补。

  《岭南荔枝》,载《岭南农学会年报》第1期,谈丛栏第1-8页,1918年9月。笔者新补。

  《广东柑橘属植物调查报告》(Report,Citrus Investigations in Kwangtung),未刊稿,页数不详,1918年。

  《广东现存水果与花卉表》(List of Preserved Kwangtung Fruits and Flowers),未刊稿,页数不详,1918-1920年。

  《广东植物的粤语名称罗马字索引》(Romanized Index,Cantonese Names of Kwangtung Plants),与H.伊丽莎白合著,未刊稿,共36页,1919年7月

  《广东植物的粤语(汉字)名称》[Cantonese Names (In Characters)of Kwangtung Plants],未刊稿,共42页,1919年7月。

  《荔枝与龙眼》(The Lychee and Lungan),美国纽约Orange Judd公司出版,1921年,共88页。是西方学界最早研究荔枝的著作之一,后多次重印。

  《中国广东省的植物及其汉语名称》(The plants of Kwangtung Province,China,and Their Chinese Names),第一部分成于1921年,增补于1922年;第二部分成于1922年;第三部分成于1924年。未刊稿,共364页,藏于美国农业部档案室。

  《索引及归档中国植物的方法》(A Method of Indexing and Filing Chinese Plants),载《岭南农业杂志》(Lingnan Agricultural Journal)第1卷第1期,1922年11月,第47-65页。

  《岭南大学农学院年度报告:1921年-1923年》,未刊稿,1923年1月,共10页。

  《雷敬刚》,何亮译,载《农事月刊》第1卷第7号第46-48页、第8号第50-53页连载,1922年1月、2月。他用小说形式描绘了一位11岁逃到美国的广东少年,通过自身努力,在世界园艺界打拼出一片事业,育成“雷敬刚橙”、“雷敬刚柚”等诸多著名果树新品种。被美国园艺界誉为“种植畸人”。笔者新补。

  《海南禾本科植物采集细目》(An Enumeration of the McClure Collection of Hainan Plants),与D.爱德华、H.伊丽莎白合著,载《岭南农业杂志》(Lingnan Agricultural Journal)第1卷第2期,1923年6月,第27-86页。

  《高州发现奇树》,载《农事月刊》第2卷第5号,第13-15页,1923年10月。笔者新补。

  《中国是否愿意舍弃世界桐油市场》,载《农事月刊》第3卷第1号,第14-17页,1924年7月。笔者新补。

  《农村的教会》(The Rural Church),载《教会杂志》(The Chinese Recovery),1924年,第778页。甘汝登译本:载《农事月刊》第3卷第3号,第1-10页,1924年9月。中文本为笔者新补。

  《栽培果树与科学人工繁殖法之研究》,张焯堃译,载《农事月刊》第3卷第5号,第1-6页,1924年11月。笔者新补。

  《郭华秀先生行述》,由甘汝登译,载《农事月刊》第3卷第5号,第6-10页,1924年11月。笔者新补。

  《美国与中国农业互惠》(Agricultural Reciprocity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a),美国宾州Sowers Printing公司出版,1924年,共44页。

  《基督教力量使中国农村需求之觉醒》(Christian Forces Awakening to The Needs of Rural China,载《岭南农业杂志》(Lingnan Agricultural Journal)第2卷第1期,1924年,共3页。

  《致宾州州立大学时事通讯》(A News letter to Penn State College),未刊稿,共6页,1924 年。

  《中国南方的驯化蚂蚁》(The Cultured Citrus Ant of South China),载《岭南农业杂志》(Lingnan Agricultural Journal)第2卷第2期,1925年2月,第108-114页。

  《中国所需的农村领导力量》(China’s Need of Rural Leadership),在美国纽约出版,出版公司不详,1925年,共4页。

  《引种到别国的暹罗柚的种植与种类》(Culture and Varieties  of Siamese Pummelos as Related to Introductions into Other Countries),载《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第5卷第3期,1927年11月,第187-254页。

  《麻黄属植物与生理性活跃物质的产生》(The Botany of Ephaedra in Relation to The Yield of Physiological Active Substance),与G.克拉克合著,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植物学集刊》第14卷第7期,1928年,第247-282页。

  《广东的地区植物与农业之关系》(The Botany of Kwangtung and Its Relation to Agriculture),载《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1929年6月,第147-162页。

  《龙头山的植物》(Plants of LungTauShan),载《岭南大学科学公告第2号》(Lingnan University Science Bulletin No.2)1930年,共138页。

  《中国广东的裸子植物》(Gymnosperms of Kwangtung),载《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第9卷第3期,1930年10月,第267-305页。

  《中山区拖拉机耕作试验与土地使用及中国食物供应》(The Chungshan District Tractor Farming Experiment in Relation to land Utilization and Chinese Food Supply)载《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第10卷第2期第3期,1931年8月。古桂芬译;载《本校中山分场利用机器垦荒对于土地利用以裕民食之关系》,《农事双月刊》第8卷第6号,第20-25页,1931年11月。中文本为笔者新补。

  《中国广东的河流植物》(Fluviales of Kwangtung,China),载《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第10卷第4期,1931年10月,第425-440页。

  《中国广东的露兜树目》(Pandanales of Kwangtung,China),载《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第10卷第4期,1931年12月,第419-424页。

  《中国广东的胡椒目植物》(Piperales of Kwangtung,China),载《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第2卷第1期,1932年3月,第81-100页。

  《卸院长高鲁甫先生在钟校长府上茶会中之演词》,杜树材译,载《农事双月刊》第9卷第2号,第3-4页,1932年4月。笔者新补。

  《中国偏远地区的采集植物》(Plant Hunting in Remote China),美国纽约出版,1932年1月。

  《对于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农林工作之意见》载《国民基础教育丛讯》1935年创刊号,第39-41页。此刊后由南宁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编译委员会编辑,雷沛鸿主办。1936年并入《广西教育旬刊》。笔者新补。

 

  注释:

  [1]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第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中国基督教中学的农业教育与乡村教育》,收入尹文涓编《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备发展委员会出版,1997年1月,第49、56-57页。

  [3]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5-26页。

  [4]黄伟胜、李圣华、谭自昌:《回忆岭南大学的几个美帝分子》,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3辑,第129-138 页,1964年。

  [5]Wang,Do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Lingnan University),1888-1952,pp.25,51,154,165,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2008.

  [6]骆世明:《岭南大学农学院史拾萃》《华南农业大学校史(第2卷)》, 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314页。

  [7]G Zhang: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美国宾州大学图书馆MGN42号档案,p. 3。

  [8]Benjamin H Hunnicutt:The Story of Agriculture Missions: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pp. 12,14,18,1931.转引自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7页。

  [9]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2.

  [10]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备发展委员会,1997 年版,第56页。

  [11] 董黎:《岭南近代教会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12]陈秀英:《岭南有加利树》,《岭南农刊》,1935年第4期。

  [13]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14]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2.

  [15]W G Groff: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r China under Missionary Influence,Chinese Recovery.1914(45):160.

  [16]李明瑞:《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备发展委员会出版,1997年版,第56页。

  [17]章楷:《中国近代农业史事分类编年》,《古今农业》,1998年第1期;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 3.

  [18]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 3.

  [19]G W Groff: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r China under Missionary Influence,The Chinese Recorder,1914(45),p.160;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3.

  [20]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21]谭锡鸿:《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农学部》《广州文史资料》第13 辑,1964年,第167页。

  [22]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23]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3.

  [24]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3;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备发展委员会出版,1997年版,第57页。

  [25]高鲁甫:《岭南荔枝》,《岭南农学会年报》,1919年第1期。

  [26]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5.

  [27]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6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0页。

  [28]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备发展委员会,1997 年版,第57页。

  [29]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4.

  [30]高鲁甫著,甘汝登译:《农村的教会》,载《农事月刊》第3卷第3号,第1-10页。1924年9月。

  [31]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中学的农业教育与乡村教育》,载尹文涓:《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32]岭南农科大学;《岭南农科大学章程第14号:民国14年-15年》,1925年。

  [33]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48. 

  [34]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4.

  [35]冯钦:《岭大美帝分子盗窃科学情报》《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1964年,第123页。

  [36]《本院易长概况》,载《农事双月刊》1932年第2期,第66页。

  [37] 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4.

  [38]《若干国外材树种在广东引种情况简述》,《林业科技资料选编》,1974年,第1-12页。

  [39]胡芸:《民国时期的私立广州大学》,第53页,广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未刊稿,2006年5月。

  [40]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6.

  [41]卓仁松、李来荣:《鳄梨在闽粤培植之可能性》,《协大农报》1945年第3、4期。

  [42]《桂北科学考察团消息》,载《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7年第19期。

  [43]黄昌贤:《华南原产果树在新大陆开花结果》,《农史研究》,1980年第1期。

  [44]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6.

  [45]《母校要讯:教育部奖励连续服务教员》,《岭南大学校报》,1940年第82期。

  [46]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7.

  [47]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备发展委员会,1997 年版,第 57 页。

  [48]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p.74 

  [49]Guide to the George Weidman Groff Papers,1916-19587

  [50]A  Review of the Publications and Unpublished Written Works of the Late Professor G. Weidman Groff(Covering The Period 1918-1953),原藏美国宾州大学图书馆。感谢骆世明教授将之复印并携带回国。特此谢忱。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并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本文由阿瑞推荐,原文收录于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民国人物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作者为倪川、倪根金,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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