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学界多方探寻下，位于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12号的柏园，被确证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的创办旧址（上，相关资料图）。该史语所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的研究机构，不仅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和开创性的重要意义，更是奠定了中国现代新学术发展的起点，是被公认的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旗峰山下，一代又一代莞邑学人在各自领域留下不朽经典

　　文化是民族根脉所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守护中华文脉，深掘、创新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让我们更好地从历史走向现实，从本来走向未来，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开拓中不断向前，赋能和助力我们伟大祖国阔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东莞学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印记，该史语所更是与东莞和东莞学人有着深厚的渊源。10月22日是史语所正式成立的纪念日，东莞日报以专题报道形式，深入梳理东莞学人与史语所的渊源，展示东莞学人的成就和风采，厚植东莞文脉，助力东莞文化强市建设。

　　考古学

　　容庚为主导，创立中国最早考古学家社团

　　1928年7月，史语所创立于国立中山大学内，同年10月22日在柏园正式成立，并在此创办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官办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后简称“《集刊》”）。该研究机构当时聚集了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李方桂、董作宾等一批享誉世界的学者，在殷墟考古发掘、古文字、民俗学、方言调查、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取得辉煌成绩，奠定了中国现代新学术发展的起点。

▲1929年秋，容庚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寅恪、傅斯年、陈垣、董作宾、朱希祖等同仁在北海静心斋留影

　　1929年史语所北迁，虽时过近百年，但至今仍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源头之一。2022年史语所柏园旧址确认后，国家文物局、广东省政府均高度重视柏园在中国现代学术，尤其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意义。4月18日，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批示：史语所旧址（柏园）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要加强保护利用，展示中国考古学界深厚的爱国情怀、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在《“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当年安阳的考古现场虽然在河南，但计划制定却是在广州。1928年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时，就将考古列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通过中央研究院把“殷墟发掘”纳入了工作范围。考古组成立之后，“中国就有了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学术机关”，“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制定了考古组工作计划，次年与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奠基人董作宾远赴安阳，主持殷墟等遗址的科学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近百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薪火相传，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东莞学者李炳球在《东莞学人与中国现代考古学》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东莞学人在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容庚、郑师许、容媛、张荫麟、容肇祖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留下了属于东莞的浓重笔墨。

▲容庚晚年近照

　　莞城人容庚在1929年9月-1941年12月期间，被聘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期间（1934年9月）与徐中舒、董作宾、顾延龙、邵子风、商承祚、周一良、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容肇祖等在北平成立了“考古学社”，创立《考古社刊》，容媛等东莞学者也成为第一期社员。

　　该考古学社是一个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器物之学的学术研究群体组织，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编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其规模、延续性、社会能见度都远非其他考古学团体可比”。该学社坚持了三年多，连续出版了六期《考古社刊》和接近30种专辑及丛书，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社团，对促进中国金石学、考古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容庚所编撰的《商周彝器通考》相关记录

　　容庚是学社的核心和灵魂人物、五个执行委员之一，与刘节共同承担学社的绝大部分事务，其所在燕京大学的住宅燕东园24号是学社两大联络点之一。他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相结合，于1929年前后连续编辑七种青铜器图录，其中《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是其古器物学范式图录编辑体例的奠基之作，在中国金石研究上具有领风气之先的转向意义。《海外吉金图录》是中国金石学人整理流散海外中国青铜器的最早尝试。考古学力作《商周彝器通考》更是被誉为“对中国青铜器做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著作”。

　　容庚胞妹容媛在燕京学社任职期间，负责撰写《燕京学报》“国内消息”，共载国内学术界消息、书评149条，与金石考古有关143条。学术消息既有我国各地考古文博机构建立和活动情况，也有文物出土、文物流失的报告，还有记述悼念学术界知名人士文章。很多考古消息，像考古发掘报告，发掘过程、结果、研究方法、结论等颇为详尽，全面反映了当时历史、考古等人文科学各个方面，既交流了学术信息，又促进了学术研究，同时为后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学术史料。

▲容媛毕生致力于金石研究，在业界享有极高赞誉

　　容媛一生编纂了《金石书录目》《1900-1949年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两部目录书。前者共收金石书目1215部，又校正55种，“分类谨严，搜罗完备”，为金石书录之大成者。学者卜宪群认为：“与以往金石目录学著作相比，具有明显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过渡色彩。”同时，她的《汉故谷城荡阴令张迁表颂集释》《汉郎中郑固碑集释》，将诸家异说一一集出，或在字里行间夹叙己说，或在最后发表自己的研究意见，旁征博引、资料齐全，是研究二碑的资料汇编，也是深刻的研究论著，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

▲郑师许在古文字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均有不俗建树

　　相对于容庚兄妹的“金石考古”，东莞虎门籍学者郑师许则以一己之力，整体性地倡导了一种既不同于田野考古学，又不同于古器物学的考古学类型。他与胡肇椿合译了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的名作《考古学研究法》，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中追溯类型学的标准文体；发表了《日本考古学界最近之概况》《考古学论丛》《考古学研究》《印度考古发达史》等文章，是最早系统地介绍了海外考古学进展的著作者之一；出版了《铜鼓考略》《漆器考》等多种博物馆收藏的著述，创立一种不同于古器物学的以器物为中心，具有艺术史倾向的写作方式；也是同时代罕见地关注考古学普及等公共考古问题的考古学人之一。李炳球认为，郑师许在考古学上的贡献，是后世梳理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遗产上不可回避的环节。

　　民俗学

　　容肇祖为代表，大批莞籍学人投身民俗研究

　　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记录的该所1928-1929年工作中，不难看出其开拓中国现代学术的雄心及贡献。它远不限于考古学，还囊括了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族学等。其中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调查方面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它在初创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并由容肇祖、史禄国、杨成志等联合开展云南民族调查，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容肇祖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

　　容肇祖是与史语所关联最密切的东莞学者，早在史语所筹备期间，就受傅斯年委托，出面洽租新所址，并最终相中了东山柏园。傅斯年从上海回到广州后，立即召集同人开会，拍板第二天就搬进柏园。于是1928年10月22日，史语所在柏园正式成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王汎森《容肇祖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文介绍，容肇祖从1928年至1933年担任史语所的特约编辑，1933年至1937年担任通信编辑。这十年间，在民俗学，文籍考订、思想史研究上成绩斐然，参与编辑《集刊》《民俗》周刊，并在上面发表大量学术论作。

　　我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为1918年至1926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时期，二为史语所的民俗学会时期，三是在该学会影响下，各地民俗学普遍发展时期。其中第二阶段最为重要，该学会集聚了当时中国众多大师级学者，刊行的《民俗》周刊更是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阵地，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俗学会是容肇祖与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等人于1928年发起成立的，容肇祖任学会会长，会员几乎包括了史语所的所有教职人员，如傅斯年、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刘万章等，乃至校外会员，如袁洪铭、娄子匡、刘培之、容媛等。同年3月21日，该学会创立《民俗》周刊。二者均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民俗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的标志。

　　作为《民俗》周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容肇祖的主要工作包括搜集民俗歌谣，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材料，研究占卜源流，研读道藏，考订敦煌民俗学材料等。还撰写了《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三界神考》《传说的分析》《二郎神考》《山海经研究的进展》《青冢志跋》等研究性文章。这些文章以引经据典及各种考证为论说，在民俗学中又辅之以文化、心理、社会的各种解释，试图还原各种传说、风俗及典章故事的本来面目，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颇为客观公正，且富有说服力。其中《占卜的源流》发表在《集刊》第一期，后收入《古史辨》中，是当时很受瞩目的长文；《敦煌本韩朋赋考》1935年发表在《集刊》外编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王秋桂编《中国民间传说论集》时仍将它收入，足见其参考价值。

　　此外，容肇祖还积极谋划出版各种民俗丛书，其中杨志成的《民俗学问题格》，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俗》，钟敬文的《台湾情歌》，萧汉的《苏州风俗》，周振鹤的《扬州的故事》等多种系统性研究、整理书籍得以出版，为现代民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地位。

　　容肇祖是我国民俗学的奠基者之一，不仅对民俗学研究有极大热情，翻检典籍，实地调查，撰写了诸如《迷信与传记》等重要论著，还在出任民俗学会会长，负责《民俗》周刊的工作期间，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容媛、徐麦秋、李荫光、袁洪铭、刘伟民、李建青、邓尔雅等一大批东莞学人投入民俗学领域。晚年，还与顾颉刚、钟敬文等教授联名，发出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我国新时期民俗学学科的建立做努力。

　　民俗学是容媛走上学术道路的起点，胞兄容肇祖是她的引路人。如邀请并与容媛等东莞学人陪同顾颉刚来莞做民俗调研，容媛在顾颉刚的邀请下创作了第一篇民俗学文章《东莞隍城庙图说》。再如容肇祖接手《民俗》周刊时，因无专职工作人员，稿源奇缺，只好把亲朋师友全发动起来写稿，容媛是最早被动员对象之一。其创作的《钱树歌及尼姑问讯》《东莞槟榔歌》《槟榔的历史》等诸多作品，如今都成了研究东莞乃至中国民俗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东莞东城桑园人袁洪铭与容媛同为该民俗学会第一批校外会员，致力研究东莞风俗，民间歌谣、谣谚、故事、传说的搜集与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注释等工作，曾在《民俗》周刊发表《东莞生产风俗谈》《东莞婚嫁礼俗之记述》《嚷鬼与喊惊》《粤风补述》《东莞“手”的迷信》等文章。东莞塘头厦人刘伟民则以婚俗研究颇受关注，著有《中国婚俗之民俗学的研究》《东莞婚俗的叙述及研究》等研究性文章。他们均是中国民俗学的先驱。

　　文化史学

　　陈安仁、容肇祖等学者影响深远

　　19世纪西方兴起的“新史学”，将广义的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从文化学的角度阐述历史。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中西、新旧激烈碰撞时代。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受到中国学者广泛关注，并逐渐开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留下了众多对后世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学者张昭军在《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中认为，文化史学的兴起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初，梁启超等发起“史界革命”，让国人有了较明确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观念；20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探索如何研究文化史，发表了系列论述，使文化史研究有法可循；20世纪三四十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文化史的状况。柳诒徵、陈安仁等人的研究成果是文化史学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文化史的兴起过程中，陈安仁、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刘伟民等莞籍学者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容肇祖的诸多重要学术论文及著作都是在史语所任职期间完成的，尤其在担任通信编辑期间，就著有《中国文学史大纲》《魏晋的自然主义》等代表作，后又出版了《明代思想史》等里程碑著作，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影响深远。

　　1935年-1940年，容肇祖按照明代不同学派展开研究，考证源流变化，论述思想实质，撰写了一部拓荒性的断代学术思想史著作《明代思想史》。1941年出版后被学界誉为“里程碑式著作，断代哲学史的典范”。容肇祖也因为对明代思想史的开拓性贡献，被后人尊称为“明代思想史的泰斗”。

▲陈安仁所著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中国近世文化史》《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被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东莞观澜人陈安仁同样是中国文化史学的一座高峰。他在中山大学任教17年，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多门历史课程，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研究领域广而深。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中大史学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刊物《现代史学》以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的专论栏目。还出版73本著作，如《中西历史新研》《秦汉时代学者之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之转变与动向》《王阳明学术思想之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农业经济史》《人类历史发展之中心问题》等专著，对中国文化史学产生深远影响。

　　郑师许不仅是考古学者，也是史学大家。他抗战胜利后回粤，曾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也担任过《广东年鉴》《西沙群岛志》等方志的编纂委员会总编纂，著有书稿近百种，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其中史学著有《中国文化史》《玄奘传》《台湾与丘逢甲》《中国通史讲义初稿》《明清史专题研究》《我国史前文化》等。

　　学者邓燕在《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一文中表示，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将阐释过去、理解当下与期待未来紧密结合，近代的文化史热是国人历史意识高涨的体现。

▲俯瞰位于东莞旨亭街的容庚故居。从这里走出的“容门三杰”容庚、容肇祖、容媛，均是在各自领域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大家

　　莞籍历史学者同样以民族的自我意识，通过文化史将文化的各个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关注作为整体的中国民族文化的演进，叙述文化的变革与承续、间断与连续，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积累和成就的总结，同时也映射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复杂性，在中国文化史学占有重要一席，对后世史学研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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