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自古盛产工匠，从先秦因生活所需“刳木为舟”开始，“广州匠”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历经岁月磨炼考验，至明清时期，“广州匠”因善于观察，善于中西合璧，善于创新创造而闻名中外。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的工匠精神，时至今日，依然是“广州匠”的特质，且后继有人，正闪耀于广州年轻一代身上。

　　在2022年10月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截至25日，中国队获得27个项目15枚金牌，广东选手贡献7枚，其中三位选手学习生活于广州，全部是技师学院学生。

　　他们在赛场上展示着非凡的技能和创新的思考，让世界从中国年轻的能工巧匠身上看到了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升级之路。

 

匠人
群星璀璨 熠熠生辉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汉·王充

　　何为工匠？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单独脱离出来。有手艺、有技术、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被称为“工匠”或“百工”。

　　《周礼·考工记序》中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荀子也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中国已有工匠的存在。

秦代千年造船工场遗址，原址已覆盖保存，图中所见为仿制品。

 

　　汉唐南北融合助“广州匠”技艺提升

　　先秦时期，中国已有工匠的存在，类似现在的师傅或技术员，专注于某一领域，尽心打造器物。

　　后来，工匠制度逐步形成，如按照唐代的工匠制度，工匠要在官办手工作坊内服番役二十天；

　　元代则将工匠编入专门户籍，称为“匠户”，匠户必须在官府服役，且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业；

　　明代匠户制度更加细化，明代工匠被严格的匠籍制度约束，这些匠人被严格编制管理，匠户不许脱籍，并要求匠户世代为匠，以保证工匠的数量及技艺的传承；

　　到了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匠籍制度才被废除。

制玉。

磨铁。

修钢锉。

磨刀。

锯碗。（本系列图源：广州博物馆）

　　广州工匠源远流长，从适应水乡生活制造工具开始。

　　数千年前，今天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在一片汪洋之下，海水江岸一直推到越秀山下，可居住的陆地之上河涌纵横、池沼遍地。因生活所需，古时岭南人就“善于造舟”。

　　1975年，人们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秦代造船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当时人们就能造出宽5-8米，长30-40米的平底木船。

　　不过，在先秦时期，岭南的铁器制造仍较为落后。人们要造船，先得花一两个月的时间，用石器伐木，再花费几个月的工夫，将树干中间刳空，然后推到水里，这便是“刳木为舟”。擅长造舟者也就成了早期的工匠群体之一。

　　广州工匠的技艺水平第一次迎来飞跃，是在秦朝统一百越之后，中原先进技艺开始传入岭南，大大提升了广州工匠的技艺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位于广州象山的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玉器就超过200件（套）,包括礼仪用玉、装饰用玉和日常生活用玉等，做工精绝，堪称汉代工艺佳作。

　　至唐宋时期，广州工匠不仅汲取中原工艺精华，还融合外国技艺，产品不断销往海内外。

　　1952年，考古人员在广州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发现了西村窑场的主要遗存。
西村窑被称为“广东四大名窑”之首，创烧于唐，盛于五代和北宋，烧制的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
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广州工匠融合了景德镇窑青白瓷工艺，瓷胎质洁白细腻；又吸收了被称为“彩绘瓷发源地”的长沙窑大写意风格，纹饰简约有力，寥寥几笔，生动传神，耐人寻味。

　　由于西村窑瓷主要出口国外，国内很少见到西村窑瓷器。但在东南亚一带至今，都有西村窑瓷器出土，传世之作也并不少见。它们不仅见证了广州海上贸易的繁荣，也记录了广州工匠的传奇

 

　　明清“广州匠”巧夺天工名扬四海

　　宋元时期，朝廷多采“朝贡贸易”的模式，即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时候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华贸易。

　　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其间虽然有多次“禁海”，但广州一直保持开放，外贸生意更为发达，成为中国外贸第一港市，夷馆林立，商船云集，人口汇聚，各种消费需求旺盛。

　　本地人除了忙于经商之外，还涌现出很多的手工业匠人。

　　处在中外文明交汇点上的广州工匠最先有机会接触外国先进思想和技艺，他们又善于观察变通，大胆创新，最终形成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工艺品，让前来购货的外国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巧夺天工。

　　当时的广州工匠到底有多厉害？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葡萄牙人克路士来到广州，“广州匠”的各种技艺让他看得眼花缭乱。他在1569年出版的《中国志》中这样描述道：“这个国家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

　　清初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当时就有“苏州样，广州匠”的俗谚。这是关于“苏州样，广州匠”最早的文献记载。“样”即样式、设计，“匠”即做工、技艺。当时，“广州匠”和“苏州匠”比肩竞秀，驰名天下。

图为明代浮雕荷叶形犀角杯。（图：广州博物馆）

　　广州“一口通商”的十三行时期，广彩在海外大受欢迎。彩瓷在清代是十三行外销的大宗商品。欧洲珐琅彩料和配制技术传入广州后，很快被使用在彩瓷上。

　　当时很多瓷器产自景德镇，但在景德镇定制成品瓷不仅价格昂贵，且长途运输，容易破损。再加上当时景德镇匠师虽然熟悉中国画技巧，却很难理解外来的纹饰和符号，时常出现偏差或文字串错。

　　但“广州匠”得风气之先，见多识广，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很快能领会外商的需求，并制作出精美的产品，能很好地满足外商需求。

　　这些商人遂从景德镇买来白素胎，在广州“借胎加彩”。后来，洋商干脆直接向广州洋行订货，大量订单开始涌向广州，使清代广彩艺术达到顶峰。

　　当年，与广彩同样惊艳世界的广货还有广绣、牙雕、外销画等，且已成行成市，形成很多因工匠汇聚而蜚声海内外的街区。

　　据《广州市地名志》记录，在市政府南偏西，解放中路西侧，西接走木街，有一条只有180多米长的街道。明清时期，广州牙雕加工作坊聚集于此，因而得名象牙街，沿用至今。

 

匠心
执着专注 精益求精

　　为觅丹砂到市尘，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琉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明·李日华

　　开放、多元、务实、创新的文化土壤，让广州盛产工匠。

　　他们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潜心雕琢，追求完美，精品佳作畅销海内外，不仅传播中华文化，还曾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

　　他们的作品向世人讲述着“广州匠”既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又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匠心。

 

　　牙雕大师黄振效蜚声清宫

　　提起工匠，今天的人们往往会肃然起敬。然而，在古代，工匠地位不高，文献典籍和地方史志对工匠的记载也少之又少。

　　清代广州牙雕大师黄振效是罕见的能留名青史的“皇家工匠”。

　　清代宫廷对手工艺品格外着迷。康熙初年，内务府就增设了造办处，由各省督抚选送工匠入职，为宫廷制作各种精美工艺品。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黄振效由当时的粤海关监督伍赛选送进京。

　　据史料记载，黄振效进入造办处约20天后，朝廷按照其技艺和名气议定月薪，每月俸银三两，这个数目在造办处只能算低薪。

　　当时，按皇家的审美标准，工艺品既要雅秀，又要精巧，造办处的能工巧匠们由此承受着巨大压力。

　　黄振效进京前已是广式牙雕高手，但他仍求学心切，虚心拜江南刻竹名家为师，学习江南技艺精髓，并将其与广式牙雕技艺融会贯通。

　　“艺痴者技必良”，凭着这股执着劲，黄振效在高手中脱颖而出，成为造办处最有名气的广州牙雕匠人。

　　1738年夏天，乾隆帝要求他做一件象牙笔筒。黄振效精心制作的“象牙雕渔家乐图笔筒”高12厘米，口径为9.7厘米，构图严谨洗练，设计玲珑奇巧。

　　乾隆见后，大加赞赏，随即赐予黄振效“在内廷行走”。当时能入“内廷”的，都是精选出来的名家。

　　乾隆还专门为此作题诗一首，并允许黄振效在作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黄振效是无数“广州匠”的缩影。正是凭着足够的执着和专注，广州工匠才创造了惊艳世界的作品。

图为象牙镂空套球。（图：广东省博物馆）

　　广州画匠绘“中国明信片”

　　在清代广州工匠中，画匠也很有名。当时，以林呱为代表的广州画匠绘制出一幅幅令外国人着迷的外销画，堪称当时的“中国明信片”。

　　19世纪40年代，在广州的法国人维拉说：“林呱是广州最好的画家，一位中国画家。”

　　林呱原名关乔昌，曾师从英国大画家乔治·钱纳利。钱纳利毕业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公元1825年来到澳门，在其友人费龙的帮助下开了画室，专门给外商画像。

　　彼时的林呱是费龙家的佣人，他很快成为钱纳利的助手，为其洗画笔，学习外国绘画。

　　跟随钱纳利期间，林呱虚心学习，一丝不苟。他细致严谨地模仿钱纳利的画风，每一笔都追寻老师的笔迹。

　　名师出高徒,林呱很快便自立门户，在十三行同文街16号开设画坊，创作了大量生动反映当年广州民间日常和商业生活的作品。

　　当时，传统的中国画家多有留名，但外销画匠并非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以“呱”称呼的画匠，除了林呱，还有廷呱、恩呱、同呱等，而“某呱”不过是对手艺人的惯用称呼。

　　在十三行鼎盛时期，周围画坊有30多家，题材丰富多样，从风景名胜、生活习俗，甚至家具陈设，以及各行各业的生产情况，无不涉及。

　　大量外销画随着商船运往世界各地，外国人通过这些外销画了解到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其中外销画被海外一些博物馆珍藏至今。

　　如今，细细品味“广州匠”留下的一幅幅浓缩着广府人文风情的外销画，仿佛令人重回18-19世纪的广州城：勤劳的百姓、精致的花园、熙熙攘攘的闹市……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深深感受到广州工匠的实力、勤奋、热情与创意。

 

　　（未完待续……）

 

　　（原文刊登于“广州日报”，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