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粤北地区植物标本采集研究（3）以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数据为例

2023-03-14 下午 03:35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

　　4 标本情况分析

　　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次年10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为保存该所珍贵物品，自行将标本、图书、仪器迁移至香港九龙，以策安全[23]。在广州农林植物所等机构的珍贵标本受到威胁的同时，给华南地区标本的研究和采集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植物标本所包含的信息不仅对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在公众健康等很多领域为政府管理和决策提供重要科学依据[35]。

　　本文通过对国家数字植物标本馆的数据获取，收集了蒋英、陈少卿和梁宝汉三人于1937-1945年在广东、湖南地区采集的植物标本，并利用其物种信息系统数据库对标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获得了三人在抗战时期收集的植物标本概况。其中，所有统计分析数据均从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官方网站（www.cvh.ac.cn）的植物标本与物种信息系统数据库中获得。标本馆每年都有大量的新标本入库并更新，本文统计分析的数据信息为截止到 2022 年11月已录入国家数字植物标本馆的植物标本与物种信息系统数据库。标本信息包含了标本的馆藏条码、中文名、学名、采集人、采集地、采集年月、门、目、科、属、物候期、图像等信息。基于数据库公开数据存在部分局限，出现诸如：部分标本分类树的数据欠缺等，因此本文在做各类群标本分析时，在收集齐全网站现有数据的前提下存在统计不周全的局限。

　　4.1 标本整体情况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山大学农学院曾先后迁往云南省澄江县、湖南省宜章县粟源堡和广东省连县及五华县办学。在此期间，植物学家的采集工作更多位于广东和湖南两个省份，因此本研究1937-1945年抗战期间总体的标本采集也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和湖南省。

　　根据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数据，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蒋英、梁宝汉和陈少卿三人于广东与湖南地区采集样本共13527份标本，在这九年间，陈少卿收集植物标本最多，为8760份，占本次统计研究标本的64.76%。而梁宝汉与蒋英分别收集植物标本4219份和548份。其中，采集自湖南省的植物标本居多，共8603份（63.60%），采集自广东的则有4924份（36.40%），其中大部分标本保存在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和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其为中国大陆20世纪初现代标本馆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图4-1 各地区采集植物标本数量

　　4.2 标本年份情况

　　三位学者采集的植物标本集中在1941到1944年间，其中采集高峰集中在1942年间。自1941年农学院迁址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后，蒋英及相关学者便开始多次组织调查队分别前往湘南、粤北等地采集标本，以备战后合并充实植物所之研究资料。在这一年，陈少卿、梁宝汉与蒋英三人的标本采集数量也达到个人顶峰，分别为6224份、1390份与389份。三人共计采集植物标本8003份，体现了战争时期学者们在获得短暂的稳定生活后，又奋不顾身地投身研究资料采集所做的不懈努力。

图4-2历年采集标本数量统计

　　通过对三位学者采集的标本年份与地址，可以简要分析出其这抗战期间在两省间的主要活动范围。在1937年至1940年间，蒋英等人的活动范围相对更集中在广东省内。彼时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蒋英与梁宝汉所在的农学院随国立中山大学迁至云南省澄江县，因此在云南省也开展了小部分的标本采集工作。而根据国家数字植物标本馆的数据，当时的陈少卿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自己的标本采集工作。

　　蒋英在标本采集领域的工作集中于1942年（图4-3），分别在湖南省和广东省采集了382份和7份标本，共389份。

图4-3蒋英历年采集标本数量统计

　　梁宝汉于湖南省的采集工作有两次高峰,分别在1942年和1944年采集了1318份和593份标本（图4-4）。在这两年之间的1943年，可以看出梁宝汉的工作地点相对集中在广东省内，在一年间于广东采集植物标本1582份，也是其为科学研究而频繁往返两省间的重要佐证。

图4-4梁宝汉历年采集标本数量统计

　　与之不同，陈少卿在这两省的采集工作在1942年可以算是较大规模地正式开始。在这一年间其采集植物标本共6224份，不论是在湖南（4175份）还是在广东（2049份），都有着相当数量的标本采集。其全身心地付诸于标本采集事业中去，也为战后植物所的重建做了充足的储备。

图4-5陈少卿历年采集标本数量统计

　　4.3 标本各类群情况

　　在网站公开的分类树中，陈少卿的有效标本为4583份，梁宝汉为2581份，而蒋英仅有280份标本有详细的分类字段。在这个时期中，三位学者采集的植物标本都是以被子植物为主，分别占各自采集植物标本数的96.60%、96.63%和98.93%。

表4-1 各类群标本的数量信息

　　陈少卿采集的被子植物共4427份，其中以杜鹃花目（Ericales，646份）、禾本目（Poales，309份）、唇形目（Lamiales，285份）、壳斗目（Fagales，283份）和龙胆目（Gentianales，208份）等目的标本最多，均在本次研究的统计中超过了200份；以壳斗科（Fagaceae，254份）、豆科（Fabaceae(Leguminosae)，158份)、五列木科（Pentaphylacaceae，146份）、菊科（Asteraceae(Compositae)，114份）、茜草科（Rubiaceae，111份）和唇形科（Lamiaceae(Labiatae)，109份）等科的标本最多，每科都超过了100份；以锥属（Castanopsis, 115份)、冬青属（Ilex, 91份)、栎属（Quercus, 89份)、悬钩子属（Rubus, 61份) 、杜鹃花属（Rhododendron，59份）和荚蒾属（Viburnum，54份）等属的标本最多，每属都超过了50份。其他门类中，蕨类植物86份，其中主要有水龙骨目（Polypodiales，76份）居多，占据了蕨类植物中的88.37%，有凤尾蕨科（Pteridaceae，17份）、鳞毛蕨科（Dryopteridaceae，16份）、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16份），有鳞毛蕨属（Dryopteris，11份）和石韦属（Pyrrosia，10份）较多，超过10份。其他门类中，则有裸子植物39份，石松门7份。

图4-6陈少卿采集标本门类比较

　　梁宝汉采集的被子植物共2494份，其中以杜鹃花目（Ericales，356份）、壳斗目（Fagales，268份）、蔷薇目（Rosales，258份）、无患子目（Sapindales，105份）和金虎尾目（Malpighiales，105份）等目的标本最多，每目都超过了100份；以壳斗科（Fagaceae，239份）、蔷薇科（Rosaceae，140份)、樟科（Lauraceae，119份）等科的标本最多，每科都超过了100份；以柯属（Lithocarpus,42份)、安息香属（Styrax, 31份)、荚蒾属（Viburnum, 27份)、柃属（Eurya, 27份) 、木姜子属（Litsea，27份）、蔷薇属（Rosa，54份）、栎属（Quercus，22份）和树参属（Dendropanax，21份）等属的标本最多，每属都超过了20份。其他门类中，蕨类植物41份，其中主要有水龙骨目（Polypodiales，31份）占据了75.61%，有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6份）、凤尾蕨科（Pteridaceae，5份）、碗蕨科Dennstaedtiaceae，5份）和金星蕨科（Thelypteridaceae，4份）等科较多，以石韦属（Pyrrosia，5份）、狗脊属（Woodwardia，4份）和蕨属（Pteridium，4份）占据较多。其他门类中，则有裸子植物37份，石松门25份，真藓门5份。

图4-7梁宝汉采集标本门类比较

　　蒋英采集的被子植物共277份，其中以蔷薇目（Rosales，28份）、龙胆目（Gentianales，26份）、杜鹃花目（Ericales，25份）和豆目（Fabales，21份）等目的标本最多，均超过了20份；以（豆科Fabaceae(Leguminosae)，18份)、蔷薇科（Rosaceae，18份）、夹竹桃科（Apocynaceae，14份）、壳斗科（Fagaceae，12份）和紫草科（Boraginaceae，11份）等科的标本居多，每科都超过了10份；以西番莲属（Passiflora, 7份)和盾果草属（Thyrocarpus, 6份)居多。其他门类中，则有裸子植物3份，分别为松目（Pinales）、柏目（Cupressales）和买麻藤目（Gnetales）。

图4-8蒋英采集标本门类比较

　　4.4 标本物候期情况

　　标本数字化过程中，标本状态的记录分为有花有果、有花无果、无花有果、无花无果、有孢子囊五种类型，由于从数字标本馆公开数据的局限，从中统计数据仅有12460份标本。在全部已录入标本中有9953份标本有花(果)，占全部标本的79.88%，其中，有花无果的标本最多，共4859份标本，占本次研究采集有物候期字段标本的39.00%。无花有果的标本数量排在其后，共3990份（32.02%）。

表4-2 各类标本的物候期信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