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文化治理：南粤古驿道空间再生产的内在动力

　　作为一种特殊空间的生产过程，文化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往往涉及多种因素，包括不同的规划方案、多样化的理念偏好、资源争夺和利益驱逐 [84]，其形成和发展是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该空间并非纯粹的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空间生产也并非单纯的自然过程,它囊括了政治意识形态、资本运作逻辑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旅游社区商业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中相互补充、相互依赖。治理主体的行为受制于空间中这些要素的影响，同时治理行为又能够创造或改变治理空间。

　　在地方治理性权力在遗产空间中展开与部署的过程中，文化治理中的权力主体建构了相应的主导领域来行使权力，通过空间的重新配置，重塑遗产地旅游社区空间，实现了物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促进了地域内部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重组，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同时，新主体的介入及新空间的构建会与既有权力关系格局和原有组织结构产生相互影响，制度、资本、惯习在空间内部不断实践、交互，进一步推动了文化遗产地社区空间的变迁。在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与社会变迁过程中，政府、旅游开发商、专家、媒体等社区外部权力主体的介入使文化遗产地社区空间发生转变和演化。而社区内部主体——居民由于自身权力的缺乏，在规划过程中被动成为空间的边缘者，参与开发权利让渡到其他主体身上。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资本、社区力量博弈与转移，使得空间生产主导者更容易进行资本的积累，也更有力量将空间本身而非空间中的事物作为生产工具，主宰空间主导权，形成新的空间生产关系，并以此支配着社区空间变迁的方向。在此过程中权力、资本的交织影响，也为空间生产提供了驱动力。在此情况下，文化治理的效能也得以真正发挥和践行。

图 5-1 南粤古驿道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互动关系

(来源：笔者自制)

6.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文化自信及广东省政府大力重视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的时代背景，以从化钱岗古驿道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半结构访谈法、话语分析法、人类学深描等研究方法，借助空间生产理论与文化治理理论，分析了不同主体在空间中的文化治理行为以及治理行为所带来的社区空间演化及变迁，总结出了在文化遗产地的不断影响、交织的“文化治理——空间生产”关系以及空间变迁机制。古驿道的文化治理过程中不断充斥着权力的规制、柔性规训、社区反馈等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管控和自下而上的反馈形成了文化治理的循环。通过上述分析，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南粤古驿道空间生产是在多种主体及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政府所代表的制度层面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为古驿道活化利用措施的提供了根本保障。政府基于自身构想推动物质空间的改造，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也对激发村民文化认同、唤起地方情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这也对社区居民生活空间产生了影响。普通居民由于自身权力的缺乏，在改造过程中被动成为空间的边缘者，参与开发权利让渡到其他主体身上。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使得村民和外来旅游者在同一时空进行生活、互动，但居民对此并未产生抵抗心理，反而是表现出顺从、或者是不断调整自身实践的行为策略以适应。这不仅体现了居民社会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政府行为在居民生活空间层面的运行。

　　（2）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历程-治理技术-治理效能”四个因素组成。其中，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专家和社区居民；治理历程可划分为“被动建构（2016 年前）-主动挪用（2016-2019 年）-成为地方新符号（2019 年之后）”三个阶段；治理技术包括知识话语生产、文化景观改造、文化品牌营造、反身性主体塑造；治理效能表现为社区反馈层面，包括居民行为规范和价值认同。政府意欲将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内化为村民的知我治理技术，以达到古驿道活化利用的目标。经过多元主体在文化场域的互动，南粤古驿道的文化治理从“单向、刚性、失序”走向了“互动、柔性、规范”的模式。

　　（3）南粤古驿道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诉求，经过协商、博弈、妥协、抗争等多个过程最终生产出符合想象的空间，体现了地方治理性权力在遗产空间中的展开与部署。空间的实践（物质空间层面）为古驿道的文化治理提供了载体依赖和实践场所，空间的表征（制度空间层面）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表征的空间（社会空间层面）为文化治理提供了行为改良的生活空间。文化治理也通过空间的重新配置，推动制度、资本、惯习互动交织，实现了物质空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促进了地域内部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重组。

　　6.2 研究创新与展望

　　6.2.1 研究创新

　　（1）研究内容创新。针对目前旅游社区缺乏空间生产和文化治理内在逻辑关系探讨的问题，研究扎根于钱岗古驿道的具体遗产话语情境，深描钱岗古驿道空间生产实践过程和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从过程解析中发现南粤古驿道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理论契合点，构建两者的分析框架和影响机制，这有利于进一步解析空间与治理的关系，进一步充实旅游领域空间与治理的研究。

　　（2）研究对象创新。当前，关于文化治理的研究多置于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语境下，极少与文化遗产、旅游领域进行结合。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下，文化遗产旅游治理实践话语权基本上在政府、专家等权威和专家群体中，社区个体能动性被忽略。其次，现有关于空间生产和文化治理的研究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空间与治理的研究也多以古城、古镇、古村落为案件地，缺乏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探索。南粤古驿道是一个目前较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大型线性文化遗产，这与上述类型均有不同。基于此，本研究从文化自信、乡村振兴等时代背景出发，引入文化治理的概念，深入解析政府对南粤古驿道治理的技术和实践，以及社区对治理行为的反馈，这也是对政府驱动下社区反馈的双向机制研究的有效探索，也是一次较为新颖的理论探索，同时在理论上提出可推广的线性文化遗产治理模式，这也为国内线性文化遗产的治理提供参考，实现南粤古驿道价值溢出。

　　6.2.2 研究展望

　　本研究为现有线性文化遗产及周边村落文化治理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探讨，搭建了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的互动关系和逻辑框架.能够丰硕南粤古驿道研究成果、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古道学”学术体系的建设，并进一步为充实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范式研究做出探索性研究，为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发展助力。但不可否认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可拓展性：

　　一是南粤古驿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其特殊性在于完整性和线性。但是受研究资料获取的不便，本研究仅对钱岗古驿道进行探讨，尽管研究从单个案例的分析凝炼了整个古驿道空间生产和文化治理的逻辑，但在空间上仍然削弱了研究的完整性。因此，后续可以从国家、省级层面出发，把握整个南粤古驿道的文化治理逻辑，并结合多个古驿道的居民日常生活实践进行更多分析。

　　二是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治理是与地方性知识息息相关甚至嵌入其中的，文化治理的分析需要考虑当地具体的文化情景和社会语境。因此，企图从单案例分析得到具有关于地方文化治理的普适性逻辑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单个案例的经验难以直接用于所有文化遗产地的治理，必须结合多个学科、多个理论视角、多个案例地进一步分析、归纳和总结。因此，未来需要结合多学科内容进行不同类型案例地的总结，将遗产地发展类型、权力交互等要素纳入考虑，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地文化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84]李鹏,张小敏,陈慧.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J].热带地理,2014,34(04):429-437.DOI:10. 13284/j.cnki.rddl.002574.

　　相关阅读：

　　空间生产视角下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研究（1）（2）（3）（4）（5）（6）（7）（8）（9）（10）（11）

　　作者简介：

　　郭婷婷，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中法）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

　　（备注：本文为2022年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中法）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原文收录于2022年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