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位于广州东山柏园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旧址修缮及历史研究成果结晶，始于本文作者的研究和推动。2022年6月，南粤古驿道网发表了作者写于2022年4月的《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还原了柏园的历史。在柏园修缮开放一周年之际，作者又完成了《南国萌芽 北国开花》研究报告，为读者理解“敦煌学”产生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柏园”的意义在于不同领域的人文学科之间的探索，需要学者继续探求历史的新思想和学术研究细节，而不仅停留在完成修缮任务，毕竟柏园是纪念性建筑，学术研究深入及获得成果才是“加法”，建筑价值不是柏园的重点。

　　2023年9月7-9日，作者有幸代表广东省政协参加中国敦煌文博会，参观莫高窟第17窟的“藏经洞”，也考察了瓜州的榆林窟。40年前，正当作者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利用暑假时间，参观了莫高窟，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篇文章算是一份迟交40年的调研报告，部分内容已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济》杂志发表。2021年4月，作者尚在省政府任职，完成了《在广州的文明路与东山恤孤院街间》关于广州时期“史语所”的历史挖掘，此篇乃上篇的补遗。

图为敦煌16洞塑像。

图为敦煌329洞窟壁画局部。

图为敦煌石窟塑像。

图为甘肃瓜州榆林窟所在的榆林河。

　　亚洲建筑史和古印度佛教艺术对敦煌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对中亚进行探险，有人文发现发掘成果，也有自然植物的采集模式及标本的收获，这些似有深究的必要，旨在拓宽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史语所在广州创立，敦煌材料组的计划初步形成，中国最熟悉敦煌材料的陈垣、刘复和陈寅恪与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这三位史语所筹备委员“云集”广州，互通书信，开始走到一起谋划敦煌材料研究计划，形成“敦煌材料组”架构，敦煌研究首次有了国家级的研究学术机构，并开始着手《敦煌劫余录》等书籍编撰。因为有了陈垣所著的《敦煌劫余录》，从而诞生了陈寅恪为此书做的“序”，随之陈寅恪首次提出“敦煌学”。

　　在广州1928年10月首次出版的《集刊》，成为近百年史语所主要学术载体，及固定的学术风格模式。尽管第二本史语所《集刊》原准备在1929年11月发行，但却延至在1930年6月至一年余后才发行出版，但仍然编录为1928年第一本第二分。陈寅恪对敦煌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文章《敦煌劫余录序》发表于此期，他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早于1931年《敦煌劫余录》书籍的正式出版。史语所出版物《敦煌劫余录》《敦煌掇琐》等成为影响至今的经典论著。

图为1931年出版的《敦煌掇琐》。

图为1931年出版的《敦煌劫余录》陈垣序中提及1929年春受史语所委托开始编写此书。

图为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

　　图为上世纪30年底史语所以专刊出版的《敦煌掇琐》。

　　顾颉刚、傅斯年起草的《造像征集启》一文及以筹备组名义撰写的《旨趣》，已经注意到最前沿的欧洲学者关于中亚艺术的专著，发现中国学者敦煌研究远落后欧洲、日本学者，并认为敦煌艺术史研究就是中国中世纪艺术史。于是，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拟派史语所研究者赴法国巴黎抄录敦煌卷子。

图为1928年顾颉刚为第一作者的《造像征集启》。

　　在广州时期的史语所，在敦煌组的建立、研究员的聘用、海外敦煌材料的收集等具体工作取得进展，1928年冬至1929年初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开启中国学术历史上首次对敦煌材料系统收集整理的前期工作。

　　（一）再读《旨趣》中敦煌材料研究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是中国首个人文科学官方研究机构，设立于广州。利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文科教师，先在1927年创立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作为模式探索，为“史语所”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并影响至今。组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时，从筹备至北上，将近一年，除了经常被述及的民族学、考古学外，还对敦煌材料研究的设想，从研究机制建立、研究领域和计划、出版专刊、专才聘用和培养及研究成果，均跨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28年3月开始，史语所筹备处设立于越秀山下国立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内，同年5月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名义撰写史语所《旨趣》，该文分析中国目前历史学和语言学落后的原因之一，提出“凡一切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就退步”。举例敦煌石藏、内阁档案、摩尼经典等良籍任其搁置，这样焉能进步。1928年5月所撰《旨趣》写道：“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掉很多，剩下的流传海外。”

　　《旨趣》提出最要注意的是新材料，有具体的操作路径，第一步是河南安沿至易州的调查，“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非彻底挖掘，现在已经着手调查和布置”。在第二步工作中提出了设立敦煌工作站，“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地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1］《旨趣》此段已经涉及敦煌调查机构设立的事项。

　　《旨趣》主要作者傅斯年在1921年在蔡元培带领下赴欧美教育及学术机构考察，在大英博物馆已经见到敦煌文书，1926年在回国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阅读敦煌文书并留下了《巴黎敦煌写本集读记》的阅读心得。

　　《旨趣》是以筹备组名义发表的，筹备委员之一、《造像征集启》第一作者顾颉刚在1927年1月完成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文中，引用了敦煌写本的文献，“敦煌石室中的藏书是唐至宋初人所写的。里面有一首小曲，格律颇近《捣练子》”。该文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1925年刘半农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写了敦煌写本中的几首小唱，寄给顾颉刚。此事在顾颉刚2月27日的日记中有记录：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得唐末宋初之孟姜女小曲，是自己收集孟姜女故事中最重要的材料。“史语所”筹备员们，在筹集“史语所”时，敦煌材料方兴未艾，但他们对敦煌文书已经或多或少有所涉猎。

图为胡适和顾颉刚讨论敦煌写本的通讯。

　　（二）敦煌材料系统研究萌芽于南国，开花于北国

　　1926年冬傅斯年结束德国柏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学习并回国，应朱家骅之邀请进入国立中山大学，1927年春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3月开始筹备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接受傅斯年建议，傅先生于1928年7月完成筹备正式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名字与中大时的语言历史调换为“历史语言”，简称“史语所”。同年10月22日迁入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上世纪60年代以10月22日为庆祝该所成立的纪念日），在广州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了独立院址。1929年5月，史语所迁至北京，该所1930年总结报告写道：“本所自去年五月由粤迁平，同时即将在粤所购置之一切书籍，除研究员史禄国、罗常培留粤捡留一部分属于人类学及语言学书外，总共装成五十余箱，运往北平，至7月抵所。”从原成立时八组即史料学、汉语、文籍校订、民族文艺、汉学、考古、人类学、敦煌材料，缩小为三组，分历史、语言和考古。

图为大学院接受中山大学语言和历史学研究所的决定。

图为1927年中山大学文科教职员工名录。

图为1928年的广州柏园。（照片为石璋如于四川李庄时翻拍）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报告》，将1928年3月至9月定为“筹备时期”；10月开始搬入东山柏园独立办公，本所由广州迁至北平，结束时间确定在民国十八年五月，也就是1929年5月。

　　从广州迁北平，首先设立选择办公地址的是“语言组”，由赵元任负责，时3月大部分史语所的人仍在广州。

　　1928年10月搬至东山柏园恤孤院街独立办公后，1929年1月10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请求从中央研究院寄来广州聘书，因为前期已确定了各组组长，但没有发给聘书需要补发求得手续完善。需要开出的聘书：陈寅恪为史学组主任；赵元任为汉语组主任；顾颉刚为文籍校订组主任；刘复为民间文艺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陈垣为敦煌材料研究组主任；汉字和人类学两组未定。信中特别提及寄至“职所”。［2］这里的职所就是东山柏园。

图为刘复制订的“史语所民间艺术”组工作计划。

　　“敦煌学”的提出来自“史语所”的《集刊》，在“史语所”筹备阶段，傅斯年与陈寅恪南北信札来往，内容最集中的是敦煌卷子和清内阁大库档案。在东山柏园办公已经完成敦煌组的建立、研究员的聘用、海外敦煌材料的收集等具体工作，开始进入实际操作，开始启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敦煌材料系统收集整理的前期工作。

　　1928年10月陈寅恪写信给傅斯年：“近闻赵万里言，见敦煌卷子有抱朴子，并闻李木斋也藏有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赵万里现编一目录，专搜求敦煌著述，如能成书，当可供参考。”［3］

　　1928年10月22日广州时期的“史语所”正式搬入柏园独立运作，10月26日傅斯年致广州公安局报备，史语所所址为广州东山恤孤院街（恤孤院后街）35号。

　　在柏园正式独立运作期间，与北京、上海书信来往甚多，特别是关于敦煌材料和陈垣的问题。 1928年11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询问“敦煌组事，兄接洽否？”“北平敦煌材料之动手矣，援庵先生如为我们的研究指导此事，幸何如之！”1928年12月14日，傅斯年在广州致北京刘复、陈寅恪函中附录提及，“余绍孟明年六月赴巴黎，即托其在巴黎伦敦收集敦煌材料，合之北平者，此事必大发达也。”［4］广州时期的“史语所”已经决定送余永梁赴法国直接研究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带到法国的敦煌材料。

图为傅斯年遗札。

　　组建敦煌材料一组，1928年11月致函蔡元培拟聘任陈垣（援庵）、陈寅恪、沈兼士、顾颉刚担任敦煌组。［5］

　　陈垣1929年1月30日复函陈寅恪、刘复：“呈示傅先生十二月十四日函，敬悉一切。敦煌经卷之最难整理者，莫过于首尾不完失去标题之卷。前方家胡同图书馆所藏之八千六百卷，到馆已十余年，尚有三百余卷未知为何经。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欲为此等研究，似宜先将前方家胡同图书馆所藏目录刊布，一面收集海内外公私所藏，陆续介绍于世，以引起研究者注意。”“如果历史语言研究所需弟担任此事，可将弟索尼辑《敦煌劫余录》加以整理。用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至傅先生所示办法三项，暂时月三百也足。现拟从二月起继续校录无名经卷，经费请按月直接汇至弟处，不用函催，则事易办也。”［6］

　　尽管“史语所”尚在东山柏园，敦煌材料的计划初步形成，中国最熟悉敦煌材料的陈垣、刘复和陈寅恪与史语所筹备委员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一道，甚至与海外的伯希和已经开始走到一起并共同谋划。

图为伯希和1918年在敦煌藏经洞里的照片。

图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历史照片。

　　在广州出版的《集刊》，成为近百年史语所主要学术载体及固定的学术风格模式。尽管第二本集刊在拖延至1930年约一年余才发行出版，但后来仍然编录为1928年第一本第二分，陈寅恪在对敦煌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文章《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日本学者石滨纯太朗于1925年8月8日曾提出“敦煌学”的概念，认为敦煌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因中亚探险而产生出来的全部资料。学界认为两者是没有互通而分别提出的，目的也有差异。），就是在此期集刊发表，在1931年正式出版的《敦煌劫余录》书中可以查到落款写作时间是1930年4月，义宁陈寅恪。

图为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序的落款时间

　　以此可以判断，影响至今的陈寅恪所写的此文，公之于众是在《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先于书籍正式出版，在1930年10月22日陈垣致函傅斯年还在讨论该书的封面设计问题。第一本第二分为1930年6月出版。1928年创刊于广州的《集刊》历史学术地位意义重大深远，现在仍然保持每年出版四分册，逢3、6、9、12月刊行，四分册使用连贯页码。

　　史语所《集刊》出版至今，仍然是发表敦煌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载体，刊物从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至第九十二本第二分。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广州时期的编辑员董作宾在第一本第一分写的文章“跋唐写本初期切韵残卷”，至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颜家娟“涅槃变图像的发展——从西魏麦积山石窟到初唐敦煌莫高窟”，敦煌学仍然是不变的题材。

　　（三）欧洲学者关于亚洲艺术史论著引起对敦煌学术与中国美术史关系的关注

　　在1928年5月史语所筹备处“所务记载”报告中，顾颉刚和傅斯年起草了《造像征集启》，“自法人福舍（A Foncher)著论出后，欧艺东渐之很近显然；敦煌出壁丝画无量，于是一部中国中世艺术史，已有若干端绪可言；”福舍现在也翻译为“阿·福歇”，1914年英文版的《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印度和中亚考古学论文集》出版，阿·福歇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国佛教艺术研究学者。2008年翻译出版的中文版本福歇的《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樊锦诗先生写了总序并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学者对印度、中亚等地的考古和艺术研究发展较早，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欧洲学者陆续到印度、中国以及中亚各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探险、考察活动，部分学者对佛教艺术作过深入的人类学、考古学和艺术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版过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7］1928年5月提出“造像征集”，文中提及敦煌、天山，“自法人福舍著论出后，欧艺东渐显然；敦煌出壁丝画，于是一部中世纪艺术史，已有若干端绪可言”。

图为俄罗斯画家临摹敦煌壁画。

图为法国收藏的敦煌藏经洞遗书绢画。

　　文中三位欧洲籍亚洲艺术研究者，分别是福舍、阿伯特·冯·勒柯克（A.von Le Coq），阿伯特·格伦威特尔（Gunwedel）。这一历史时期，最著名的欧洲东方艺术学者包括：沙琬（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著有《中国两汉石雕》《西突厥史料汇编》，1902年出版的《中亚十碑考释》是第一部欧洲研究莫高窟专著。福舍出版了1911年法文版《Buddhistische Kunst inIndien》，1912年英文版《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La vie Bouddha》），均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阿伯特·格伦威特尔，（Gunwedel,Abert，1856-1935），1899和1902-1903两次中亚探险，任德国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馆长。阿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50-1930），1902-1903年参加中亚探险。第一次往吐鲁番，大规模切割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他出版了《Die Buddhistsche Spantike in Mittlasielasien》等有关著作。

图为福舍著作《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

图为阿伯特·格伦威特尔著作《印度佛教艺术》。

图为英国学者李约瑟（左）在敦煌。

图为李约瑟的敦煌速写本与日记。

　　1902-1903年，格伦威特尔带领探险队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及附近挖掘，带走46大箱文物，1906年出版挖掘报告。1904年至1905年，勒柯克带领探险队，在吐鲁番木头沟的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切割壁画，其中第20洞的壁画全部切割，所得文物106箱。1906年初格伦威尔特和勒柯克在喀什会合，重点考察挖掘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赛姆等石窟，有在克孜尔切割了37个石窟的壁画，又取走了一批文物运至德国。格伦威特尔于1912年发表了《吐鲁番考察队第三次报告·中国新疆的古佛寺》，记录了各佛洞当时的具体情况。1913年至1914年，勒柯克又再带领探险队进入新疆，在库车的库木吐拉佛洞数次切割壁画，龟兹壁画达26.8平方米。

　　此阶段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在印度进行考古，对福舍关于有关佛教犍陀罗艺术希腊化理论研究成果给予实物佐证，同时也纠正或者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图为印度那烂陀寺佛塔遗址及石雕艺术。

图为犍陀罗石雕术语。

　　（四）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和地质学术教学概括

　　史语所《旨趣》一文最后提出要向生物、地质学科学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1928年8月29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建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5名拟请研究员名单中，辛树帜为特约研究员。

　　当史语所在筹备时，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的生物学系辛树帜带领师生开展中国最早的田野调查，并帮助“语史所”或者“史语所”收集人类学的材料有关，在“史语所”成立后创办的《集刊》多期发表过中山大学生物系教师的瑶山调查报告。

　　1928年6月11日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第三次事务委员会会议，议决：“1.暑假期间本所工作仍继续进行；2.关于调查广西瑶人事宜，由杨成志、史国禄与任国荣接洽，本所派专员到瑶人地方实地考察。3.暑假期间由本所指定容肇祖、商承祚到韶关调查一切古迹及历史遗迹。”

　　1928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上分期刊载任国荣先生的《瑶山两月观察记》、辛树帜的《瑶山调查》、石声汉的《瑶歌》、黄季庄的《采集猺山风俗物品目录》，这些均是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树帜在1928年5月率领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助教组成生物调查队深入桂黔粤等深山调查的成果。辛树帜的《瑶山调查》是以通讯的形式致信傅斯年展开的。辛树帜先生在调查结束后发表演讲，在广西各界欢迎会上对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提出建议。

　　1929年1月28日顾颉刚先生为任国荣出版的《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作跋，时顾颉刚还受聘国立中山大学，同时兼顾史语所工作。文中勉励他们不要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记录为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记录。他们将征集的数十件风俗物品均送给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收藏。

　　地质在此时在中山大学发展的情况又如何？中山大学前身的广东大学时期已经设立地质系，全称为矿物地质学系，首任主任是黄著勋。依附于地质系的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27年7月，早于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地质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未入中山大学前先租东山庙前西街五十一号办公，所以与“史语所”柏园是邻居。

　　1929年4月中山大学地质系接收“两广地质调查所”，重大的调查活动经费由广东省政府通过广东省建设厅划拨。

　　1927年，冯景兰任两广地质调查所主任。1927年12月冯景兰带领调查所同仁，乘坐粤汉铁路火车沿粤汉铁路两侧，行路千余里，从广东梅岭进入江西南安大庾岭县，始兴走20里抵江口，乘帆船走浈江，行驶140里抵韶关。

　　1928年11月朱廷祜教授带领张会若、徐瑞麟、王屏镇再次进行对乳源、乐昌、曲江进行煤田全面比较调查。

　　1928年12月张会若、王镇屏赴曲江、武江钩嘴岭一带开展煤田调查。1929年王屏镇、徐瑞龄继续补测部分未查探地区地形图，1931年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了王镇屏撰写的《曲江县煤田地质》，得出结论是：“昔日广东北江一带煤田之最著者，为乳源之狗牙洞煤田，该田曾经调查，交通不便，储量也远不及曲江煤田。观前各节所述，可知曲江煤田，交通便利，运输容易，煤层较厚，储量丰富，岩层大部整齐，工程上便于计划，面积广大，可供大规模之开采，且有广州为销场，种种情形较狗牙洞煤田为佳。就现在观察，曲江煤田实为广东最优良之煤田也。”

　　1929年10月从付薪造表名单中，可以了解到两广地质调查所人才构成：技正朱廷祜，技士张席禔、乐森璕、仝步瀛、斯行健、李殿臣，技佐李承三、徐瑞麟、蒋溶、王镇屏，化学师薛济明，练习员李庆祥等。朱廷祜1922年2月成为中国地质学会创会会员，张席禔先生1932年至1935年任地质系主任，部分时间兼两广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1937年前何杰曾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未完待续）

　　注释：

　　1.《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2.欧阳哲生：《傅斯年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17页。

　　3.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20页。

　　4.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5页。

　　5.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3页。

　　6.陈智超：《陈垣全辑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19页。

　　7.（法）阿·福歇：《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王平先、魏文捷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

　　相关阅读：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上）——在广州的文明路与东山恤孤院街间》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下）—— 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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