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位于广州东山柏园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旧址修缮及历史研究成果结晶，始于本文作者的研究和推动。2022年6月，南粤古驿道网发表了作者写于2022年4月的《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还原了柏园的历史。在柏园修缮开放一周年之际，作者又完成了《南国萌芽 北国开花》研究报告，为读者理解“敦煌学”产生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柏园”的意义在于不同领域的人文学科之间的探索，需要学者继续探求历史的新思想和学术研究细节，而不仅停留在完成修缮任务，毕竟柏园是纪念性建筑，学术研究深入及获得成果才是“加法”，建筑价值不是柏园的重点。

　　《南国萌芽 北国开花——简论广州时期“史语所”对敦煌研究的贡献（1）》

　　《南国萌芽 北国开花——简论广州时期“史语所”对敦煌研究的贡献（2）》

　　

 

　　五、亲历鸣沙山其景后对“造像”的思考

　　早期敦煌研究局限于历史专业的学者，对西域印度及巴基斯坦等佛教圣地了解甚少。早期欧洲学者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语境可能导致文化艺术考证的偏差。近现代印度、巴基斯坦考古成果，对敦煌艺术以何种方式达到中西结合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和例证。

　　敦煌无论是莫高窟还是榆林窟，壁画和雕像都离不开植物图形。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极旱地区或者类似气候的地区，植物生长均有共同规律，研究沿线的植物包括历史植物标本，可以还原历史地理部分空间要素，对中亚等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文化关系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一）中西艺术交融在哪里

　　广义敦煌学是包括研究时使用敦煌藏经洞所藏的古本，敦煌的考古研究和敦煌的保护，中亚佛教艺术等等。在史语所早期，研究者没有到过敦煌，仅是使用敦煌的材料刊订古籍。1942年后，史语所的石璋如、向达和劳干等才第一次抵敦煌现场考察。在广州时期先师们是从越秀山下遥望鸣沙山，以文籍研究为主。在上世纪40年代才出现敦煌壁画专文，如劳干专著《敦煌艺术》。

　　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早期的学者是没有到过印度，依靠的是文献上的研究。包括史语所早期的学者，他们也是更多地利用敦煌材料考证传统的古文籍，以文史学家为主体。亚洲艺术希腊化和佛教艺术关系始终是史语所关注的问题，因为涉及中国古代艺术源流问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中写到赵邦彦1929年到了北京敦煌材料组工作，“至于敦煌材料有关之壁画，仍由助理员赵邦彦继续研究。赵邦彦对旧书稿《历代壁画考》进行补充，并发表了《云冈造像记》及《旧子母考》两文，同时研读福舍著作有关印度佛教部分。”福舍也译福歇，可见欧洲学人观点对后来者亚洲学者影响之深。但这些欧洲学者有先入为主的欧洲中心论，欧洲学者福舍《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一书中对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全面论述，分析犍陀罗出现在雕像和柱式的古希腊特征。寻找希腊化乃至为大英帝国等欧洲殖民君主国传统的思想本质。关于犍陀罗艺术是否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福舍的研究影响到后来许多学者，如曾任巴基斯坦政府考古局主任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所著《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写到：“如果将犍陀罗所发现的佛像同福歇博士在《佛教艺术的开端》一书中表现的那些得自希腊基督教徒的耶稣像作一比较，就可知道，佛陀像是希腊人按照耶稣像和圣徒像的风格雕刻。”［1］

　　一直到了1942年4月，史语所才由劳干、石璋如和向达出发往莫高窟，劳干抄录壁画上的题记，石璋如测量洞窟，拍摄伯希和没有拍摄的洞窟塑像和壁画。同年9月离开。向达同年10月才自己抵达莫高窟，开始考察。他们三人产生的矛盾这里不费笔墨。学界甚少将史语所历史考古组参加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与在广州柏园建所的敦煌材料组迈出的第一步联系起来。

　　但向达是较早对敦煌与古印度佛教艺术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在1957年发表的《唐代长安和西域文明》著作中写道：“然而印度阿旃陀诸石窟壁画则与我国六朝、隋、唐之作，若合符契。此种作风自印度传于西域，如高昌、龟兹诸国，复由西域东被以敦煌，其间传布途径，班班可考。则敦煌艺术导源西域，固可深思也。”［2］

　　上世纪40年代艺术家出身的常书鸿出现，改变了研究的方向，更加全面地研究敦煌历史和艺术。1941年于右任倡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1945年拟裁撤，由中央研究院负责管理，傅斯年曾打算改组为敦煌古迹保护所，强化行政色彩，但没有实施。

　　无论如何讨论保护方案和机制，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常书鸿等大漠石窟默默的守护者、虔诚者们的行动，而且敦煌莫高窟守护者常书鸿先生现在仍然是我们常学常新的大师。1955年9月12日刊载在《光明日报》的《阿旃陀和敦煌》一文发表，是常书鸿先生纪念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1500周年的文章。早在1951年，常书鸿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身份访问印度石窟，有了直接的感知。文章指出，阿旃陀的修建，早于敦煌500年，应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阿育王亲自提倡下的印度佛教发展时期。释迦牟尼寂灭200余年，一些受佛弟子说法影响皈依佛法的高僧，选择了孟买483公里处远离世俗高原的一处地方开窟，命名为有“世外”意思的阿旃陀。对于第九窟，常书鸿是这样评价：“采用结实厚重的线描和古朴的颜色，仅仅运用极简单的烘染方法来表示人物的光和体积。”［3］常书鸿先生此前关于印度艺术对敦煌的影响没有类似的描述。

　　沿着常书鸿先生的思路再延伸，考察印度佛教艺术初始的建筑和艺术装饰寓意。印度佛教艺术的起源是窣堵波（佛塔，stupa），最早的佛教装饰艺术就出现在分隔朝圣者和佛塔之间的栏杆和佛塔门上的浮雕。考察阿旃陀的窟洞建筑柱式，在佛教中立柱是有古老信仰特殊的宗教含义。在阿旃陀洞窟群第9洞的“窣堵波”上的覆钵是圆形下方稍为收缩，覆钵以母胎造型是印度佛教艺术的显著特征。周边列柱粗壮，没有任何希腊柱式和古罗马建筑的影子。

　　（二）“西域”犍陀罗与那烂陀的艺术差异

　　西域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恐惧变化的概念，再引深入一步，犍陀罗（Gandhara）艺术和西方元素的结合，一直是学界关注讨论的命题。传统欧洲希腊古典柱式的科林斯柱头，常使用地中海常生的茛苕植物叶子为装饰，这一特征在犍陀罗的佛教建筑中出现。图像学的研究是欧洲学者所长而亚洲学者所短的领域，在《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书中，福舍还使用玄奘记载的故事古籍，论述犍陀罗巴尔胡特浅浮雕本生故事，讨论发现的圆型雕刻独角仙人图像。［4］在福舍的希腊影响犍陀罗艺术的理念之前，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通过实地挖掘也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热衷希腊艺术的安息人。福舍的思想对东方学者产生很广的影响，以至在《旨趣》中有专门提及。

　　犍陀罗地区相当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省，广义的犍陀罗地区包括开伯尔省、旁遮普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公元前2世纪至8世纪曾是佛教文化艺术活跃之地。该地区的斯瓦特即古文献称为乌仗那国，键陀罗地区在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330年由波斯大流士一世至大流士三世统治。公元前327年曾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佛教遗址布特卡拉佛教丝院（Butkala）开始建造于公元前3世纪，沿用至10世纪。塞杜沙里夫寺（Saidu Sharif I）建于公元1-5世纪，为山地寺院。

　　意大利学者卡列宁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书中，认为公元前2世纪之后希腊文化对印度产生影响。米南德是公元前155年至130年统治西北印度的希腊国王，他的名字是诸多希腊国王中唯一出现在印度文献中。公元前1世纪，印度-希腊王国又被波斯游牧民族塞人征服。

图为印度历史地图。

图为意大利考古学家编写的《犍陀罗建筑石雕术语手册》。

　　1955年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由意大利考古队主持的斯瓦特考古项目，项目名称缩写MAI，延续至今。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在公元前327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统治者不断更换，斯瓦特西邻伊朗，文化交融。此地是法显、玄奘等西行求法必经之地。［5］斯瓦特河谷的布特卡拉、塞杜沙里夫是毁于公元10世纪的重要历史遗址。在犍陀罗地区，窣堵波发展至装饰艺术高潮的表现是横饰带的出现，以塞杜沙里夫一号大萃堵波的横饰带最具有代表性，装饰功能强，出现了茛苕叶纹装饰。在分隔朝圣者和佛塔之间的栏杆或者栏楯取消，栏楯代表神圣的区域，采集巨大的方体基座予以表现。［6］1963年和1966年意大利考古队两次在此进行挖掘，该佛塔处于历史上斯瓦特地区的一处核心城市中心。键陀罗地区由意大利亚非研究院长期考古整理，由意大利考古学家、领队法切那和菲利真齐以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所出的资料为基础，进一步扩展至阿富汗地区、后键陀罗艺术领域，编制了《键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从中更加深入准确理解键陀罗艺术与希腊化的紧密关系。斯考特巴塞杜沙一号窣堵波有茛苕叶装饰的横带和有茛苕叶装饰的柱头，完全是希腊建筑横饰带和科林斯柱式。茛苕属是地中海植物，其中欧洲使用于装饰上的茛苕属是俗称为“熊的裤子”，此种植物造型，对照《键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就可以准确理解键陀罗艺术的希腊风格元素。键陀罗地区作为一个国家在公元1014年灭亡。

图为1926年荷兰莱顿大学拍摄的那烂陀寺遗址挖掘现场。

图为印度那烂陀寺佛塔遗址。

图为印度那烂陀寺遗址的石雕艺术。

　　印度那烂陀（Nalanda ）考古遗址历史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至13世纪，印度次大陆最古老的学院，面积23公顷，2018年登记为《世界遗产》，玄奘于公元629年离开中国在此苦学五年。

　　英国作为印度殖民地的君主国对殖民地进行历史关注，其中作为欧洲人一直渴望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时期找到希腊化的源泉，但没有获得更多的历史文献。公元1836年，玄奘西域游记《大唐西域记》翻译成为法文，英国探险家改变思路，从中国朝圣者的书籍找到历史记录。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根据玄奘的历史记录，开始沿线考察，获得巨大的考古成果。公元1812年法国人发现此遗址，但确定纳兰达遗址就是康宁汉仔细研究玄奘著述后在田野调查中反复考证与纠正。公元1861年确认是纳兰达僧院遗址。

　　那烂陀寺庙学院的石柱，是完全的东方宗教色彩。那烂陀残存的窣堵波保持传统特征，覆钵、平头（Harmika），采用特制的转砌钵体，钵体半球形或者卵形，在梵文文献中覆钵称为噶尔巴（Garbha,胎），或者安达（anda,卵），在宗教建筑象征性上圆形和卵形具有宇宙生成孕育的意义。日本学者宫治昭认为“平头”是作为舍利塔是具有墓与祠堂的双层象征。［7］在西部、南部，与北部地区的艺术表现，可以理解为更多地坚守的是古印度本土艺术，而非希腊化的艺术完全融入。与印度阿旃陀石窟一样，古印度这些地区展示的是具有深厚东方艺术底蕴的视觉造型，如果中国早期石窟艺术讨论受“西域”艺术影响，需要从地理文化概念上加以厘清。

　　无论是佛陀像还是佛塔，都离不开植物为代表的自然环境衬托背景。佛塔的装饰题材主要有水、植物、大象和众神等。以植物为例常用“莲”和“莲曼”［8］，印度莲花是多姿多彩，以多种形态表现“丰绕”“清净”“光明”等象征意义。莲曼常象征“如意之曼”，两根莲曼交接产生新节再生出果实。在荷花童子的运用上，敦煌壁画充满想象力，各种建筑部位都可以借荷花主题表现佛教理想，包括壁龛的边饰。莫高窟329窟的壁龛莲花童子就是顺“如意之曼”而站，装饰边框。植物中的树木最多见的是圣坛前设置圣树菩提树，表现佛陀的存在。圣树有象征诞生的沙罗树（sala）或无忧树（asoka)，“树下思维的阎浮树（jambu），印度没有表现风景的风景画，而中国、日本表现场面背景多用风景画。［9］键陀罗地区出现的具有希腊古典石雕特征的石雕佛塔也出现佛教意义的阎浮树、沙罗树、莲、沙罗等植物叶子和花朵主题的石雕“植物纹样”（Phytomorphic Decorative Motifs）构件，希腊化特征明显。

　　意大利考古学家法切那和菲利真齐以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所出资料为基础，可以准确理解键陀罗艺术的希腊风格元素，其《键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其中就收录了菩提枝（Branch of Pipal)、娑罗树枝（Branch of Sala)、棕榈叶（Palmette）茛苕叶（Acanthus Leaf）等样式，莲花还分盛莲（Full-blown Lotus）、仰莲（OpenLotus with upturned petals）等多款形式纹样。

　　（三）欧洲人最早记录的“藏经洞”

　　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欧洲、日本学者关于敦煌研究进入新阶段、新高度。欧洲历史线性记录明显了然，亚洲历史像佛教轮回思想，记录是断断续续，欧洲学者再一次捷足先登。

　　目前总数60000多件的敦煌遗书，分散收藏在欧、亚、美9个国家的8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和一些私人藏家。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这四所文化机构收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

　　笔者近期在创作藏经洞画作中，发现现在展出的藏经窟与发现打开藏经窟时的布局是有变化的。经请求敦煌研究院的帮助，获得1965年所拍摄的藏经洞洪塑像未移入的照片及相关历史信息。

图为1965年10月敦煌文物所拍摄的藏经洞历史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印证英国学者斯坦因所描述的清空藏经洞后的情景是符合事实的。

　　藏经洞也称为“鸣沙石室”“敦煌石室”“莫高窟第17窟”，在16窟甬道北壁，建于公元851至862年间，是晚唐释门河西都僧统洪的影堂。平面近于方型，覆斗型窟顶，从地面到窟顶高3米。甬道壁画是西夏说法图和供养菩萨。［10］11世纪初叶移动洪塑像至他窟，砌墙窟口封了，并用壁画覆盖。

　　洪是第一任河西都僧统，皇帝任命第一个管理河西走廊的僧团事务，第16窟为洪所开凿的，用于颂扬皇恩。公元862年洪和尚寂灭，为纪念高僧洪而开凿了纪念堂。藏经洞的塑像是在196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从362窟将洪塑像移回到第17窟。

　　1907年和1908年斯坦因和伯希和是两位直接见证藏经洞的人，而且还有了最原始的记录。尽管藏经洞发现的原始状态已经被王道士两次搬运清空，后又堆放回去，但这些记录仍然有重要的、难以替代的参考价值。

　　奥里尔·斯坦因是以英属旁遮普邦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的身份开始东方学学者的生涯，1899年任英属印度教育部“西北边境和卑路支斯坦教育”总监兼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院长，1900年开始进入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探险。1907年至1908年抵达敦煌，运走了“收集24箱从这种奇异的藏匿处拯救出来的珍贵手稿和满满5箱刺绣以及类似的佛教艺术品。”［11］厚颜无耻地称为拯救。1908年夏秋间返回印度，大英博物馆根据出资比例获得从藏经洞掠取的2/5中国古物。实际上，这些从藏经洞挑选出来的古物，首先是运到大英博物馆的。

　　斯坦因在1912年出版《沙埋中国废墟记》，当时为该书写前言时，是1911年11月3日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

　　在书中写到：“看到里面的小屋，我被惊呆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大量的古代写卷一卷卷地层层堆积却又凌乱不堪，足足有10英尺高，据后来测量的数据，体积有500立方英尺。屋里空余的地方只够两个人站，显然是不可能在这个‘黑洞’里仔细查看这些写卷，而且要把所有东西清理出来得花很多人力。”“最先，从‘黑洞’里找出来的一捆是很厚的几卷写卷，约一英尺高，……用一根约10码的细带缝合起来，整齐地卷在一起，和希腊羊皮纸一样，有一根结实的细木根镌刻或者镶嵌在手柄的末端。”“所有的写卷经文都是以相同的方式保存的，只是有的用一根根结实的绳子捆着，系得很紧，外面也没有用布包着。”“天天越来越暗，当我们被迫结束当天的工作时，一捆包扎妥当的写卷和染色的织物躺在我们的‘阅览室’，等待我们将它运走。”［12］

　　斯坦因1907年5月28日对藏经洞进行测量，在日记记录道：“在北壁前面，有一个基座，高1英尺8英寸，长5英尺，宽2英尺。”其描述基本与敦煌研究所1965年拍摄的照片对应得上。斯坦因劝动王道士，在停留莫高窟期间，清空藏经洞两次，加上在1900年发现后王道士有两次清空行动，历史原貌再也无法复原。

　　斯坦因留世的藏经洞照片有两张，仅拍摄藏经洞入口，其中一张放着长凳和桌子摆了经卷的照片，是利用两张不同照片二次曝光而成。与伯希和同行的有摄影师查尔斯·努埃尔，在伯希和进入洞中蹲地翻阅时拍摄了照片，此历史照片成为最能够较为完整展示藏经洞的历史记录。虽然其对经卷已经不是原来的堆放原状，但仍非常可贵地留下了北壁的菩提树壁画。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是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时期留下的笔记，在法国以《笔记A》和《笔记B》的影印本流传，耿昇先生于1993年翻译出版。书中写到：“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几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个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夹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13］

　　综合各种第一时间见证者的描述和实地观察，敦煌藏经洞藏卷堆放的高度近两米高，约在右面的壁画菩提树下垂果枝条下有留空间，原因是取走还是原样未明。2.5米宽的洞窟已全部被占满，左侧北壁上的菩提树基本盖住，在窟的入口留下一至两人可以站立位置。捆札的方式有多种，包括绢画使用画轴卷好后用布袋套好捆扎；经卷卷好，每筒用纸或者布包裹，累积若干再用布包成一捆。北壁画双菩提树，面向北壁树下左为伺女，右为执羽扇的比丘尼；左侧树挂布囊，右侧挂水壶，为晚唐画风。当伯希和入洞时写本堆满至左面菩提树，约1.2米宽2米余深，壁画几乎被遮盖仅露少量树枝。

　　（四）敦煌学与中亚包括植物学在内的探险

　　日本学者石滨纯太朗于1925年8月8日曾提出“敦煌学”的概念，认为敦煌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因中亚探险而产生出来的全部资料。中亚探险包括容众多，植物、文化遗址、矿产和地质等都是欧洲人希望在中亚获得资源信息，植物不分国家政体界线，仅受地理气候影响。

　　现在戈壁滩常见的植物：骆驼刺学名为Alhagi sparsifoix Shap.ex Keller et Shap；榆树学名为Ulmus pumila L；银白杨为百年古树，学名Populus alba Linn；旱柳学名为Salix matsudana Koidz；多枝柽柳学名为Tamarix ramosissima Ledeb；胡杨学名为Populus euphratica Oliv。

　　分析瓜州踏实湿地的骆驼刺和旱柳，发现其在中亚植物分区上有连续性和共同性。如果丝绸之路上骆驼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骆驼的食用植物——骆驼刺等在漫漫戈壁上沿线生长，构成了人类依靠动物可以长途跋涉的基本条件。

　　瓜州榆林窟处于现在瓜州城70公里的南山峡谷，榆林河，又称为踏实河，从峡谷穿流而过，两岸虽然处于戈壁地区，但榆林成林，石窟也因此而名为榆林窟。洞窟共有四十三个，东崖三十二个，西崖十一个。分唐代、五代、宋代、西夏、元代五个时期，25洞保存比较完整，艺术水平在敦煌系列中堪称经典。敦煌艺术的魅力在于突破时空限制，在于阚、粟特、龟兹、吐鲁番等艺术精华，融于千佛洞的壁画、雕塑等艺术载体中，在不同时代固化了特有时代特色的艺术风格。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已经有一定深度的以佛教艺术为对象，进行分类研究，形成一批艺术理论的著作。如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所著《中亚绘画》等。

　　祁连山的冰雪融化，造就了数条小河以及地下水，孕育人类文明。从敦煌到瓜州的戈壁之旅，骆驼刺和旱柳不时出现。

　　1878年奥匈帝国贝拉·施切尼伯爵（Grof Szechenyi Bela,1837-1918）带领的第一支亚洲考察队，5月2日抵达莫高窟，成为欧洲人第一次接触敦煌的探险队。

　　从兰州为始点，向西北出发，一路可以探险丝绸之路遗址，若向西南进军，可以抵达西部植物王国获得植物宝藏。哈佛大学阿诺德从上世纪初多次派遣探险队对中国西部甘肃、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区进行植物考察。1925年约瑟夫·洛克代表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在中国西南进行较全面的植物考察采集，丰富了阿诺德树木园中国植物的收藏；在上世纪30年代，他又协助美国加州大学在中国采集植物。对于中国西南的植物、民族和语言，洛克均有深入的研究。洛克兴趣转入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他论著包括纳西族关于创世的传说，记载纳西族原始鼓的制作，东巴的象形文字经书等，西方国家是通过洛克不可磨灭的努力而了解纳西人的。洛克与岭南大学标本室关系密切，赠送了数份中国西部采集的植物标本。

图为洛克1925年拍摄的甘南森林历史照片。

　　洛克采集中国西部植物标本探险之旅，也是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赞助。采集标本时拍摄了采集地点的黑白照片，经常将当地导游与植物一起拍摄，成为难得的西部人文和自然相结合珍贵的历史文献。如甘南迭部采集岷山冷杉植物标本，既拍摄杉林全貌，又拍摄到穿着民族服装的导游，利用人物与树木对比，显示出树木的高度。甘肃甘南地区是其重要一站，在迭部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尤其是高山植物标本。

图为洛克1926年在甘肃迭部采集的泡杉植物标本，藏于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收藏的植物标本，有部分是私立岭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与海外机构交换的植物标本，有数份洛克当年在西部探险采集的交换植物标本，包括泡杉、也称为岷山冷杉（Abies Faxoniana），紫萼丁香（Syringa oblata Lindl.），黄毛杜鹃（Rhododendron rufum Batal.)，甘肃矮探春也称为小叶小黄素馨（Jasminum humilies Linn.var.Kansuense Kob.var.nov.），甘川杜鹃（Rhododendron Rockii Wilson.n.sp.），藤山柳（Clematoclethra lasioclada Maxim），甘肃小檗（Berberis Kansuensis Schn.)。这些植物标本均是在1925年至1926年在现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采集到的。“迭部”，1925年洛克在采集植物标本说明书中，使用的罗马拼音的写法是Tubbu，并分上下迭部。采集的标本不少是在超过万英尺的高山地区上。

　　最早参加西北考察的是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第一位真正抵达敦煌莫高窟的是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陈万里（1892-1969），可惜的是美国人华尔纳采用野蛮方式剥下壁画就是此次探险之旅。历时五个半月，陈万里写了《西行日记》一书。

　　第二位年轻学者是北京大学学习植物的郝景盛，1930年3月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1月回到北京。郝景盛与考察团随队医生郝默尔、翻译德国人鲍肯坎尔等同行沿途采集了不少甘肃、青海、四川、蒙古和新疆等地区的植物标本，甘肃南部为重点，抵达兰州但没有到达敦煌。郝景盛写成《西行日记》1930年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郝景盛是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1931年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1934年至1939年赴德国学习森林和植物学，回国后担任云南林务处技术工作，兼任前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后担任东北大学农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去世。

　　1931年刘慎谔沿塔里木盆地、昆仑山、西藏西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采集植物标本。1940年在西北植物调查所所长刘慎谔带领下，研究人员赴甘肃敦煌等地进行植物标本采集，具体在甘肃之天水、甘谷、武山、巩昌一带。其后1941年植物学家郝景盛、王作宾等继续采集甘肃植物标本。采集的植物标本有中亚滨藜（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lljin）、醉马草（Achnatherum inebrians (Hance)Kengex Tzvelev）、喜马拉雅沙参（Adenophora himalayana Feer）、西伯利亚远志（Polygala sibrica Linn)、贝尔加唐松草（Thalictrum baicalense Turcz.Ledeb)、蒙古莸（Caryopteris mongholica Bunge）。这些植物学名几乎就是丝绸之路的寓意。

　　目前植物与敦煌研究关系甚少涉及，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植物的传播是应该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像“骆驼刺”，它是骆驼的沙漠植物食物，沿着中亚各国大漠中均有骆驼刺植物。在敦煌和瓜州之间，现在保护着一片沙漠湿地，称为“踏实湿地”，所处位置是踏实乡。湿地主要植物是多枝柽柳和骆驼刺。

　　荷花，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生长，著名的德国植物学家卡尔·恩斯特·奥托·昆策（Carl Ernst Otto Kuntze，1843-1903)1843年出生德国莱比锡，1874年开始第一次世界漫游，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包括亚洲的植物。1875年在缅甸采集的“菏”（Nelumbo nucifera Gaertner）植物标本收藏在纽约植物园。

　　1875年昆策第一次世界漫游中亚探险采集的植物标本大部分是亚洲特别是中亚的模式标本。1875年他在印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大部分属于丝绸之路地区。更有趣的是在植物考察中他实现了陆路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接。1875年在广州白云山采集标本，是三基脉紫菀（Aster trinervius f.pubescens Kuntz）植物标本，为模式标本，拉丁学名最后的后缀就是昆策的名字。

　　1875年昆策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包括分布亚洲的土库曼斯坦、印度、印度尼西、日本、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斯里兰卡、中国香港和广州等地植物。1891年，昆策又进行第二次世界漫游，但是在南美地区。茶的拉丁文学名就是由昆策确定的。

　　斯坦因来到中国，就是读了匈牙利地质研究院洛克齐（Lajos Loczy，1849-1920)的东方报告后萌生的想法。奥匈帝国地质学家、匈牙利人拉乔斯·洛克齐于1877年至1880年间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到采集标本。因为其实地调查，洛克齐对戈壁滩和黄河河套地区干旱草原地质研究做出了贡献。

　　俄国人波塔宁（G.N.Potanin，1835-1929）从1876到1895年间曾多次到中国进行自然和人文考察，同时采集植物标本。法国耶稣会会士桑志华（E.Licent)1914至1923年在华北、西北采集植物标本，包括甘肃、青海地区。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3年西北考察来到敦煌莫高窟，留下了一本详细的考察笔记。在敦煌壁画考察中，李约瑟感兴趣的局部，他便徒手速写素描记录在笔记本上，如莲花童子，在笔记本出现，旁边用汉字写着“初唐”。笔记本上有一页印着“国立敦煌研究所用笺”的红色印刷字体。

　　（五）守护和修复

　　初期创设史语所的学者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刘复、罗常培等学者，均是在当时或者日后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佼佼者。但仔细分析，还是局限在汉籍史学家的范畴，美术、雕刻、亚洲语言、建筑史等领域的专才缺乏考虑。最令人感叹的是虽然“敦煌学”的提出并考虑到保护问题，但没有具体讨论谁是守护者。如果鸣沙山大漠尘封莫高窟，那么“敦煌学”“敦煌材料”的研究仅是空中楼阁。

图为鸣沙山历史照片。

　　需要致敬的是敦煌鸣沙山下的以常书鸿先生为榜样的一代代守护者。在1948年9月10日《大公报》上一篇常书鸿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在结束语中写到：“现在是塞外的深夜，我坐在元代及道光年间重修过的皇庆寺一个庙廊上写这些琐事，外面一颗颗细沙从破了的窗帘中透进来，正是警风拥沙散如时雨，那一粒粒沙子像南方春雨一般散落在砚台上，这种沙子是从荒原大漠漫无边际的翰海中随着风浪奔腾前来，……不要小看这轻微沙粒，它时时刻刻在进行毁坏千佛洞宝藏的工作。也就是对中华民族能否万世永生的一个试探。”

 

　　六、史语所广州时期关于敦煌材料研究的大事记

　　1927年12月27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九期和1928年2月7日第二集第第十五期，刊载胡适给顾颉刚海外来信：“两信内容涉及敦煌学、中国文学史、蒙元史诸多方面，是极为重要的近代学术史料。”

　　1928年

　　1928年《大学院公报》第5期刊载在“教育记载”栏目上的“大学院接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研究所之经过”公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筹备。

　　5月傅斯年撰写《集刊》“旨趣”：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筹备处名义撰写的史语所《旨趣》一文中，分析中国目前历史学和语言学落后的原因之一，认为提出“凡一切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就退步”。举例敦煌石藏、内阁档案、摩尼经典等良籍任其搁置，这样焉能进步。“为这些工作及随时搜集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

　　5月史语所筹备处“所务记载”报告中，顾颉刚和傅斯年起草了“造像征集启”，“自法人福舍（A Foncher)著论出后，欧艺东渐显然；敦煌出壁丝画无量，于是一部中国中世艺术史，已有若干端绪可言。”

　　5月5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铨的函件提出了拟聘研究员名单，中山大学除了三位筹备委员和俄国语言学家史国禄，拟列出的研究员名单包括陈寅恪、陈垣、赵元任、容庚等人，他们没有一位是中山大学的。但信中也提及“至于中山大学同人，参与此事筹备，及在中大研究所有贡献者，也当择聘若干为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起因在此。”列出包括辛树帜、容肇祖、黄仲琴、余永梁、罗常培、丁山、商承祚、何思敬9名教师建议名单。

　　函中提出聘用三位外籍聘用研究员就包括伯希和（Paul Pelliot）。

　　6月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陈垣为敦煌材料组组长。

　　8月29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建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5名拟请研究员名单中，陈寅恪、陈垣、刘复、赵元任等为研究员。

　　10月8日，傅斯年致函伯希和，告知关于特约研究员的聘请于9月20日已经通过，并告知每位海外特约研究员每月可以领取100元国币补贴。

　　10月刘复制订“民间文艺组计划”并开始实施，经费月包五百。

　　11月傅斯年致函蔡元培拟聘任陈垣（援庵）、陈寅恪、沈兼士、顾颉刚担任敦煌组成员。

　　12月14日，傅斯年在广州致北京刘复、陈寅恪函中附录提及，“余绍孟明年六月赴巴黎，即托其在巴黎伦敦收集敦煌材料，合之北平者，此事必大发达也。”傅斯年12月14日致函刘复、陈寅恪，提出陈垣担任敦煌材料组主任，津贴每月百元。

　　12月15日顾颉刚草拟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文献考订组工作计划》，12月24日报蔡元培备案。

　　1928年冬刘复被聘为史语所民间文艺组长。刘复、李家瑞等合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九之名出版。此书开始整理于1929年。

　　1929年

　　1月30日陈垣复函陈寅恪、刘复，陈垣准备将数年所辑《敦煌劫余录》加以整理。

　　4月20日中央研究院批准余永梁赴巴黎抄录敦煌材料的申请，列入1929年预算，并要求不能在巴黎为其他机构服务。

　　7月傅斯年呈杨铨函更正部分研究员身份，陈垣仍为特约研究员、刘复改为特约研究员，陈寅恪为兼任研究员等。

　　1930年

　　春分陈垣于北平丰盛胡同之励耘书屋完成“敦煌劫余录”。

　　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并发表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落款写作时间是1930年4月，义宁陈寅恪。1931年正式出版《敦煌劫余录》书，继续收录陈寅恪、陈垣所写的序。“敦煌学”由陈寅恪首次提出的前因后果来自于此。

　　1931年1月以史语所的名义出版了《敦煌掇琐》上辑，中辑出版于1932年6月。

 

　　七、小结

　　（一）关于敦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换言之发现了珍藏有4世纪至11世纪的以经书为主的“国家图书馆”。其进一步引发了对代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敦煌壁画的研究。

　　（二）广州时期的史语所，首次着手制订敦煌材料的系统计划，并组织出版最重要的论著。最重要的敦煌研究学者“云集”于广州史语所，柏园成为敦煌材料古籍系统整理计划的发起地。《集刊》成为敦煌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媒介。

　　（三）早期敦煌研究局限于历史专业的学者，对西域印度及巴基斯坦等佛教圣地了解甚少。早期欧洲学者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语境可能导致文化艺术考证的偏差。近现代印度、巴基斯坦的考古成果，对敦煌艺术以何种方式达到中西结合提供新的思路和例证。

　　（四）敦煌无论是莫高窟还是榆林窟，壁画和雕像都离不开植物图形。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极旱地区或者类似气候地区，植物生长均有共同规律，研究沿线的植物包括历史植物标本，可以还原出历史地理部分空间要素，对中亚等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文化关系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敦煌研究需要靠对失传文字的拯救，文明需要文字记录，而目前仍然有不少文字已经没有人能够识别。

　　（五）敦煌学未来仍然是中国敦煌研究院和台北的史语所的共同研究主题，也是海峡两岸无法磨灭的传统文化共同基因，广州时期的史语所遗址成为敦煌材料整理的发起地将继续增添东山柏园的历史纪念价值。史语所95周年所庆，需要增加的是这段历史。

感谢中国古迹遗产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先生和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先生的指导，感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东省档案馆的帮助。

     

　　2023年9月21日初稿于广州，10月18日完稿于暨南大学图书馆。

  

　　附录：研究图录及创作画作（部分）

图为《印度那烂陀（Nalanda）寺庙学院的石柱》速写；另图为《那烂陀寺庙学院砖砌的窣堵波》速写。

　　印度那烂陀寺具有完全的东方宗教色彩，这一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公元5世纪起，世界各地僧人纷纷到此研习，中国玄奘高僧也曾在此居留。寺庙中的柱式和窣堵波均依照佛教经文传达的思想加以表现，钵体和覆钵是最典型的“孕育”概念的建筑形式。

 

图为速写《纽约植物园标本馆收藏的茛苕属“熊的裤子”种植物标本》；另图为速写《斯考特巴塞杜沙一号窣堵波有茛苕叶装饰的横带和有茛苕叶装饰的柱头》。（速写参考《Frederick M.Asher 编写的Nalanda Situating the Great Monastery，2015年一书）

图为《史语所柏园新门牌和白千层桉树花》，布面油彩，60cm×50cm 2023年中秋

　　门牌样式是根据1929年广州市政厅全市统一更换门牌的样式创作的，时史语所在柏园办公时门牌号码是恤孤院街35号（或恤孤院后街35号）。1928年10月史语所搬至东山柏园独立办公。1929年1月广州全市统计调查，换新门牌共116000块，东山分局共1949户，共需要更换门牌数为1301块。

　　1929年1月10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请求从中央研究院寄至广州“职所”代转发聘书，因为前期确定各组组长，但没有发给聘书需要补发求得手续完善。需要开出的聘书：陈寅恪为史学组主任；赵元任为汉语组主任；顾颉刚为文籍校订组主任；刘复为民间文艺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陈垣为敦煌材料研究组主任；汉字和人类学两组未定。

　　现在10月的广州植物开花不多，在柏园围墙外有一棵白千层桉树，桉树的花期在10月份，毛绒绒的白花此时长满树冠，由于色彩浅淡，行人很少感受到。正如柏园，匆匆来往的行人是没有想到它是大千世界的萌芽之处。

图为《仿瓜州榆林窟28窟舞伎造型》，布面油彩， 60×50 cm 2023年9月

　　此画作参考酒泉瓜州榆林窟25窟南壁《观无量寺经变图》（中唐），创作画作时仿其中一舞伎，十指大张，拍击挂在腰间的腰鼓。

图为《莫高窟前银白杨》，钢笔淡彩，25×15cm 2023年9月6日于敦煌

　　此银白杨为百年古树，学名Populus alba Linn. 银白杨原产地为欧洲。

图为《瓜州琐阳古城塔尔寺与骆驼刺》，钢笔淡彩，25×15cm 2023年9月5日作于瓜州

图为甘肃瓜州锁阳古城塔尔佛塔遗址。

　　琐阳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距离敦煌120公里，是目前河西走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除了沙漠外，能够长出的仅是骆驼刺草。2014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联合申请“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的路网”，成为其中一处遗址点而列入世界遗产。塔尔寺遗址为琐阳古城现存遗存最多遗迹的遗址，主塔为覆钵式结构，底径11米，残高8.5-9米。2019年开始考古工作。推测建于7世纪至14世纪（唐至西夏），敦煌研究所学者杨富学推断是1276至1372年。骆驼刺学名为Alhagi sparsifoix Shap.ex Keller et Shap.

图为画作《榆林和榆林窟》，钢笔淡彩，25×15cm 2023年9月5日瓜州

　　瓜州榆林窟处于现在瓜州城70公里的南山峡谷，榆林河，又称为踏实河，从峡谷穿流而过，两岸虽然处于戈壁地区，但榆林成林，榆树学名为Ulmus pumila L.石窟也因此而名为榆林窟。洞窟共有四十三个，东崖三十二个，西崖十一个。分唐代、五代、宋代、西夏、元代五个时期，25洞保存比较完整，艺术水平在敦煌系列中堪称经典。

图为《榆林河和榆林窟》，布本油画，60×50cm 2023年11月

图为榆林河。

　　敦煌无论是莫高窟还是榆林窟，壁画和雕像都离不开植物图形。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极旱地区或者类似气候地区，植物生长均有共同规律，研究沿线的植物包括历史植物标本，可以还原出历史地理部分空间要素，对中亚等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文化关系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祁连山的冰雪融化，造就了数条小河以及地下水，孕育人类文明。从敦煌到瓜州的戈壁之旅，骆驼刺和旱柳不时出现。

图为《鸣沙山古旱柳》，布面油彩，60×50 cm  2023年9月

鸣沙山最古老的存活的旱柳种植于1892年，树高3.14米，干围2.86米。旱柳学名为Salix matsudana Koidz.

图为《敦煌16窟之藏经室正剖面》，布面油彩，60cm×50cm 2023年9月

　　藏经洞也称为“鸣沙石室”“敦煌石室”“莫高窟第17窟”，在16窟甬道北壁，建于公元851至862年间，是晚唐释门河西都僧统洪的影堂。平面近于方型，覆斗型窟顶，从地面到窟顶高3米。甬道壁画是西夏说法图和供养菩萨。1907年斯坦因：“看到里面的小屋，我被惊呆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大量的古代写卷一卷卷地层层堆积却又凌乱不堪，足足有10英尺高，据后来测量的数据，体积有500立方英尺。屋里空余的地方只够两个人站，显然是不可能在这个‘黑洞’里仔细查看这些写卷，而且要把所有东西清理出来得花很多人力。”

图为《藏经室的北壁双菩提树壁画》，布面油彩，60cm×50cm 2023年9月

　　斯坦因留世的藏经洞照片有两张，仅拍摄藏经洞入口，其中一张放着长凳和桌子摆了经卷的照片，是利用两张不同的照片二次曝光而成。

  

图为1907年斯坦因的二图合一的历史照片，另图为1908年伯希和在藏经洞的历史照片。

　　11世纪初叶移动洪塑像至他窟，砌墙窟口封了用壁画覆盖。洪是第一任河西都僧统，皇帝任命第一个管理河西走廊的僧团事务，16窟为洪所开凿颂扬皇恩。公元862年洪和尚寂灭，为纪念高僧洪而开凿了纪念堂。藏经洞的塑像是在196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从362窟将洪塑像移回到第17窟。《伯希和敦煌史窟笔记》写到：“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的藏经以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个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在敦煌和瓜州之间，现在保护着一片沙漠湿地，称为“踏实湿地”，所处位置是踏实乡。湿地主要植物是多枝柽柳（Tamarix ramosissima Ledeb)和骆驼刺。

图为《瓜州与敦煌间戈壁上的骆驼刺和旱柳》，布面油彩，60cm×50cm  2023年9月，藏于中国古迹遗产保护协会。

　　日本学者石滨纯太朗于1925年8月8日曾提出“敦煌学”的概念，认为敦煌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因中亚探险而产生出来的全部资料。瓜州踏实湿地的骆驼刺和旱柳在中亚植物分区上有连续性和共同性。

　　1875年昆策第一次世界漫游中亚探险采集的植物标本大部分是亚洲特别是中亚的模式标本。昆策于1875年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包括在亚洲的土库曼斯坦、印度、印度尼西、日本、马来西亚、缅甸、中国香港和广州等地的植物，并在广州白云山采集标本。

　　1878年奥匈帝国贝拉·施切尼伯爵（Grof Szechenyi Bela,1837-1918）带领的第一支亚洲考察队，于5月2日抵达莫高窟，成为欧洲人第一次接触敦煌的探险队。

图为《瓜州踏实湿地的骆驼和骆驼刺》，布本油彩，2023年11月

图为戈壁滩上的多枝柽柳。

图为戈壁滩上的骆驼刺。

　　在鸣沙山历史上采集得到的野生中草药有苦豆草、沙枣、艾，现在生长的有胡杨、旱柳，沿着往瓜州的戈壁滩，仍然生长的有骆驼刺、沙枣、旱柳、多枝柽柳等。

图为《鸣沙山月牙泉畔1900年种植的胡杨Populus euphratica Oliv》，布本油彩，2023年11月

图为鸣沙山的百年胡杨树。

　　胡杨也称为胡桐，杨柳科，胡杨有称为“胡杨精神”的人文色彩，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象征顽强。月牙泉因其形与新月酷似而得名，古称沙井，又名药泉，清代始称“月牙泉”。

图为1943年李约瑟拍摄的月牙泉。

图为1942年中国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石璋如拍摄的月牙泉。

　　画中的月牙泉的塔造型是以李约瑟1943年所拍摄的照片所画。现在的建筑均是近年重建。原来月牙泉历史建筑建于乾隆时期，东西走向约有130间楼阁，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1991年在原址陆续重建。月牙阁四层六方，为月牙泉最高建筑。高阁的挑檐为重檐，根据李约瑟历史照片分析，时月牙阁应该为木结构，单檐飞翘。斯坦因、伯希和、石璋如等在1907至1942年间均拍摄过此角度所见到的月牙泉历史建筑和月牙泉的景色。

图为《329窟的莲花童子和1875年缅甸“菏”的植物标本》 布面油彩，60cm ×50cm  2023年9月

　　菏的图像。莲花是多姿多彩，以更种形态表现“丰绕”、“清净”“光明”“再生”等象征意义。莲曼常象征“如意之曼”，两根莲曼交接产生新节再生出果实。在荷花童子的运用上，敦煌壁画充满想象力，各种建筑部位都可以借荷花主题表现佛教理想，包括壁龛的边饰。莫高窟329窟的壁龛莲花童子就是顺“如意之曼”而站，装饰边框。

　　荷花，在亚洲乃至世纪范围内都可以生长，著名的德国植物学家卡尔·恩斯特·奥托·昆策（Carl Ernst Otto Kuntze，1843-1903)1843年出生德国莱比锡，1874年开始第一次世界漫游，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包括亚洲的植物。1891年又开始第二次世界漫游，茶的拉丁文学名就是由昆策确定的。昆策第一次中亚漫游（1875年）在缅甸采集的“菏”（Nelumbo nucifera Gaertner）。昆策在亚洲印度、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采集大量的植物标本约千份，模式标本占比很高，去世后所有植物标本为纽约植物园标本馆拥有。1875年他抵达广州，上白云山采集植物标本三脉基紫菀，为模式标本，收藏于纽约植物园。

图为李约瑟1943年考察敦煌莫高窟的笔记本，上面为对壁画莲花童子的速写。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3年西北考察来到敦煌莫高窟，留下了一本详细的考察笔记。在敦煌壁画考察中，李约瑟感兴趣的局部，他便徒手速写素描记录在笔记本上，如莲花童子，在笔记本出现，旁边用汉字写着“初唐”。笔记本上有一页印着“国立敦煌研究所用笺”的红色印刷字体。

图为《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标本馆的中国植物标本》，布本油彩，60×50cm 2022年

　　标本是J.F.洛克1925年随哈佛大学阿诺德中国植物采集活动在甘肃西南部采集的中国植物标本十字花科高河菜属（Megacarpaea），均收藏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标本馆。

　　画中另一标本为岭南大学教授麦考扶1933年10月23日在广州康乐村采集的标本仙人掌（Opuntia Dillenii），1954年岭南大学基金会赠予哈佛大学。

图为《1925年洛克在甘南采集对岷山冷杉标本》，布本油彩，60×50cm 2023年11月

　　约瑟夫·洛克1925年至1926年在现在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区迭部县进行植物标本采集，获得大量高山植物标本，画中的植物标本岷山冷杉（Abies faxoniana）原来是阿诺德树木园与岭南大学或者中山大学交换的植物标本，现在收藏于华南植物园标本馆。画下半部分是仿洛克1925年拍摄的采集岷山冷杉采集地迭布森林和向导照片。洛克在河西走廊探险，在兰州一路往西北，获得敦煌等的丝绸之路遗址和文物；一路往西南，则获得丰富的植物标本。

图为《阿旃陀石窟第9窟壁画局部临摹：六牙像本生像》，布面油彩 60cm×50cm  2023年9月

　　印度阿旃陀的修建，早于敦煌500年，应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阿育王亲自提倡下的印度佛教发展时期。释迦牟尼寂灭200余年，一些受佛弟子说法影响皈依佛法的高僧，选择了孟买483公里处远离世俗高原的一处地方开窟，命名为有“世外桃园”意思的阿旃陀。对与第9窟，常书鸿是这样评价：“采用结实厚重的线描和古朴的颜色，仅仅运用极简单的烘染方法来表示人物的光和体积。”现在第9窟排列为50窟。

　　中国学者近年研究认为，西藏的大昭寺中心殿堂内雕饰大木质门框、立柱形制风格，与6世纪开凿的阿旃陀第1、27号僧房窟和第19号塔庙窟的雕刻作品十分接近，在吐蕃当时有尼泊尔工匠、印度僧人。松赞干布和他的尼泊尔王妃指导尼泊尔工匠完成的，时间约在7-8世纪。

图为《仿莫高窟257窟九色鹿本生图》，布面油彩，60cm×50cm  2023年9月

图为《莫高窟249室中菩萨彩塑和壁画的理解》，布本油彩，60×50cm 2023年11月

　　此窟建于北魏晚期至西魏初期，西壁开一圆劵形大龛，主尊善跏坐佛像，南、北壁西端为两菩萨全身立像，颈饰项圈，上身斜披络腋，下着长裙，足踩莲花。南北主画面两侧画天宫伎乐图和千佛图。

 

　　注释：

　　1.［巴基斯坦］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陆水林译，北京：五州传播出版社，2009年，214页。

　　2.樊锦诗等：《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页。

　　3.常书鸿：《陇上学人文存·常书鸿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119页。

　　4.［法］阿·福舍：《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王平先等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38页。

　　5.［意］卡列宁等：《犍陀罗艺术探源》，魏正中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页。

　　6.［意］法切那、菲利真齐：“塞杜沙里夫一号大萃堵波横饰带”，收录于［意］卡列宁等：《犍陀罗艺术探源》，魏正中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7.［日］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37页。

　　8.［日］宫洽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43页。

　　9.［日］宫洽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45页。

　　10.敦煌研究院：《敦煌艺术大辞典》，樊锦诗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11.奥里尔·斯坦因：《敦煌发现》，巫新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263页。

　　12.奥里尔·斯坦因：《敦煌发现》，巫新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263页。

　　13.［法］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414页。

 

 

　　相关阅读：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上）——在广州的文明路与东山恤孤院街间》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下）—— 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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